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濠州钟离太平乡。

三月本该是春雨润物、草木萌芽的时节，可放眼望去，龟裂的土地。河床早已干涸，河底淤泥板结成块，裂缝中可以看见鱼虾的枯骨。路边的榆树皮被剥得精光，露出惨白的树干。

十七岁的朱重八蹲在田埂上，手里攥着一把枯黄的麦穗。穗头上稀稀拉拉挂着几粒干瘪的麦子，指甲盖一掐就成了粉末。他抬起头，看见父亲朱五四佝偻着身子，正在用锄头挖着那龟裂的土地。

“爹，回去吧。”朱重八站起身，瘦高的身形在落日下拉出长长的影子。

朱五四没有回头，只是摆了摆手，继续在那片龟裂的土地上缓缓移动。他今年五十九岁，看上去却像七十岁的老人。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给东家刘德种了四十年的地，临到老，连半亩属于自己的田都没有。

朱重八叹了口气，转身往村里走。太平乡朱家巷的泥墙草房稀稀落落，大半已经空置。村口那棵老槐树下，几个面黄肌瘦的孩童围着一口枯井，探头往里看，仿佛多看两眼，井底就能涌出水来。

“重八哥。”一个微弱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朱重八扭头，看见邻居陈阿婆靠在门框上，怀里抱着个三岁大的孩子。孩子的脑袋耷拉着，嘴唇干裂得起皮。

“阿婆，小宝他……”

陈阿婆摇摇头，浑浊的眼睛里已经没有泪水。这个春天，她失去了丈夫和两个儿子，现在只剩下这个小孙子，也快撑不下去了。

朱重八摸了摸怀里，空空如也。昨天最后半块豆饼，他已经分给了卧病在床的母亲陈氏。他咬了咬牙，走到自家那间低矮的茅屋前，推开了吱呀作响的破木门。

屋里弥漫着草药和疾病的味道。土炕上，母亲陈氏蜷缩在草席上，身上盖着条补丁摞补丁的薄被。二哥朱重六正用破陶碗给母亲喂水，碗里的水浑浊发黄，是从五里外那口快见底的井里打来的。

“娘今天怎么样？”朱重八压低声音问。

朱重六摇摇头，眼睛红肿：“又咳血了。”

炕角还躺着大嫂王氏和小侄女，两人都发着烧，昏昏沉沉地睡着。这个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席卷了濠州，先是牲畜成片倒下，接着是人。朱家八口人，如今还能勉强站着的，只剩下朱五四、朱重六、朱重八，以及才十二岁的三哥朱重七。

“爹呢？”朱重六问。

“还在田里。”朱重八走到灶台边，掀开陶瓮的盖子，里面只剩下小半碗杂粮，混着糠皮和野菜根。他默默数了数，就算每人每天只吃一顿，最多也只能撑三天。

黄昏时分，朱五四回来了。老人没有进家门，直接坐在门槛上，从怀里掏出几根野菜根，慢慢地嚼着。

“爹，吃饭吧。”朱重八端出那碗杂粮糊糊。

朱五四看了一眼，摇摇头：“给你娘和嫂子侄女留着。”他继续嚼着野菜根，那东西又苦又涩，刮得喉咙生疼。

夜里，朱重八躺在草席上，睁着眼睛看屋顶破洞外的星空。饿，那种从胃里蔓延到全身的、火烧火燎的饿，让他无法入睡。他想起八岁那年，家里还勉强能吃饱，父亲送他去村里的私塾读了几个月书。先生姓徐，是个落第秀才，教他们认字，讲《千字文》，讲《论语》。朱重八学得很快，先生夸他聪明，可惜只学了三个月，家里实在交不起束脩，只好辍学。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他喃喃念着，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旁边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是朱重六翻了个身。

“二哥，你也睡不着？”

“嗯。”朱重六的声音沙哑，“重八，你说这老天爷，是不是要把人都收回去？”

朱重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问过自己无数遍。为什么春不降雨？为什么瘟疫横行？为什么像父亲这样勤劳本分的人，辛苦一辈子却连顿饱饭都吃不上？为什么东家刘德家的粮仓堆得满满当当，却不肯拿出一粒米救济乡亲？

他想不明白。

四月初三，母亲陈氏走了。

这个操劳了一辈子的女人，临终前拉着朱重八的手，嘴唇动了动，却发不出声音。朱重八把耳朵凑近，只听见几个破碎的音节：“活……活下去……”

朱重八握紧母亲冰凉的手，感觉心里某个地方塌陷了。他记得小时候生病，母亲整夜不睡守着他；记得每年过年，母亲总会想方设法弄点白面，给他们兄弟包几个野菜饺子；记得父亲被东家责骂后，母亲一边补衣服一边轻声安慰。

现在，那只补过无数衣服的手，渐渐失去了温度。

四月初六，大嫂王氏跟着走了。紧接着是小侄女。朱家的茅屋里，一下子空了三个位置。

朱五四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他佝偻着背，找东家刘德借了块地，打算安葬妻媳。刘德叼着旱烟杆，斜眼看着这个老佃户：“五四啊，不是我不讲情面。这块地虽然偏僻，好歹也是能种庄稼的。这样，你今年秋收多交三成租子，我就借给你。”

朱重八站在父亲身后，拳头攥得咯咯响。他看见刘德肥硕的脸上油光满面。而他的父亲，一个刚刚失去至亲的老人，正卑微地弓着腰，一遍遍说：“东家行行好，行行好……”

最终，朱五四跪下了。

朱重八闭上眼睛，指甲掐进掌心，沁出血来。

下葬那天，天阴沉沉的。朱家父子四人抬着用草席裹着的遗体，一步步走向那块借来的荒地。没有棺材，没有纸钱，没有哭声——眼泪早就流干了。朱重七年纪最小，抬到一半腿一软，摔倒在地。草席散开，露出母亲苍白的脸。

朱重八默默走过去，重新裹好草席，一个人扛起母亲的遗体，继续往前走。他瘦高的身体摇摇晃晃，每一步都走的那么艰难。

挖坑的时候，朱五四的铁锹碰到了石头。老人发了狠，用手去扒，指甲劈了，鲜血混着泥土，一捧一捧往外挖。朱重八和两个哥哥也跟着用手扒，四双手，八只血淋淋的手，在坚硬的土地上刨出了三个浅浅的坑。

埋土的时候，朱五四终于哭了出来。那哭声嘶哑压抑，像受伤的野兽。朱重八没有哭，他只是跪在坟前，重重磕了三个响头。额头抵在冰冷的土地上时，他暗暗发誓：这辈子，绝不再让任何人逼父亲下跪。

然而灾难并没有结束。四月初九，父亲朱五四倒下了。老人躺在草席上，高烧不退，浑身起满了红斑。村里的老人说，这是瘟疫，没得治。

朱重八跑到十里外的镇上，跪在药铺门前求郎中。郎中隔着门缝看了一眼：“瘟疫病人，不接诊。”说完砰地关上了门。

他又跑到皇觉寺，想求点香灰——据说香灰能治病。寺庙山门紧闭，一个小沙弥从侧门探出头：“施主请回吧，住持说了，瘟疫期间不接待香客。”

朱重八站在紧闭的山门前，看着匾额上“皇觉寺”三个鎏金大字，第一次对这尊崇了一辈子的佛祖产生了怀疑。

四月十二，父亲走了。临终前，老人拉着三个儿子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去……去逃荒吧……别……别都死在一块……”

三兄弟跪在父亲逐渐冰冷的身体前，谁也没有说话。屋里一片死寂，只有风吹过破窗的呜咽声。

第二天，朱重六带着朱重七离开了。他们决定去邻县投奔远房表亲。临走前，朱重六红着眼眶说：“重八，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朱重八摇摇头：“你们先去，我料理完爹的后事就来。”

他知道，所谓“料理后事”，不过是像埋葬母亲一样，挖个坑，埋了。但他不能就这样走，他得给父亲一个像样的坟——哪怕只是多个木牌，多个标记。

送走二哥三哥，朱重八回到空荡荡的家。屋里还残留着亲人的气息：母亲常坐的矮凳，父亲用过的旱烟杆，小侄女玩的草蚂蚱。他一件件看过去，然后走出门，开始在屋后挖坑。

这一次，他挖得很深。坑挖好后，他回屋背起父亲的遗体，轻轻放进坑底。就在他准备填土时，突然想起了什么，又跑回屋里，从墙角摸出半块墨和一支秃笔——那是当年在私塾时，徐先生送给他的。

他找了块相对平整的木片，用刀削了削，蘸着水磨墨。墨已经干裂了，费了好大劲才磨出一点墨汁。他握着笔，手腕微微发抖。八岁学的字，已经九年没写过了。

“先考朱五四之墓”，他一笔一画地写，字歪歪扭扭，但总算成形。落款处，他停顿了一下，写下“不孝子重八敬立”。

木牌插在坟前，朱重八跪下来，磕头。一个，两个，三个。磕完头，他没有起身，就那样跪着，看着新立的坟冢，看着远处荒芜的田野，看着这个他生活了十七年、如今却空无一人的村庄。

风吹过，卷起尘土。远处传来乌鸦的叫声，凄厉而苍凉。

朱重八缓缓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土。他最后看了一眼家的方向，然后转过身，朝着皇觉寺所在的山走去。

他要出家。不是为了信仰，不是为了修行，只是为了活下去——像母亲临终前说的那样，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