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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八岁那年春天，好像刚过了年不久， 天气还非常寒冷，村南的大湾里结着厚厚的一层冰，湾四周的柳树一律光秃秃的，丝毫也看不出春天萌动的信息。我和几个孩子正在湾边儿上玩儿打“元宝”的游戏，虽然料峭的寒风呼呼地刮着，但我们却一个个玩儿得通身大汗，我身上穿的棉袄棉裤差不多已经被汗水湿透了。
“元宝”就是一种用纸折叠成的正方形的玩儿物，当时在我们那一带农村很流行。我是村里有名的打“元宝”的高手，几乎轻而易举地就能把别人的“元宝”赢到手。啪！“元宝”摔到地上的那一声脆响，真有点儿惊心动魄的感觉。
我正玩得入迷，忽然听到娘站在家门口儿喊：“二蛋，别玩儿了，该去上学了！”
我这才记起今天是新生入学的日子。过了年，我就八岁了，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可是我不愿上学，我只想玩儿我的“元宝”。所以我就假装没听见，继续把“元宝”打得啪啪响。
娘走过来，拧着我的耳朵，问我怎么长着耳朵不听话儿。我这才极不情愿地收拾起那赢来的一大堆“元宝”，被娘拉扯着往家走，一边走还一边回过头来，对那几个孩子说：“我一会儿就回来，咱们接着玩儿！”
可是，天真的我哪里知道，这一入校门儿，就是十几年，我的无拘无束的孩提时代就这么不知不觉地结束了。
娘送我到学校去上学。她肩上扛着一只崭新的木凳，那是爷爷亲手为我打制的，没有上漆，看上去光溜溜白刷刷的；手里提着一只崭新的书包，那是娘用裁衣服剩下的碎布拼对而成的，看上去五彩斑斓，像一面绚烂的旗帜。我像一只懒洋洋的小狗儿跟在娘身后，磨磨蹭蹭地到了学校。
教我们的老师姓张，是一个女知青，天津人。她有着一副修长的身材，一根长长的辫子，和一张白嫩光润的瓜子儿脸。好像穿 一身浅绿色套装，崭新崭新的，想必是好布料做成的，在太阳底下一晃 一晃地直冒金星。这些在我们农村都是极少见的。我觉得，她与村里那些姑娘媳妇们相比，简直高洁尊贵得跟圣女一般。站在她面前，我怯生生地连头都不敢抬起来。
张老师对我微笑着，很和蔼地抚摸着我的头，问我叫什么名字。当时我的后脑勺上还留着小辫子，村里人叫它“九十九”，跟长命百岁的意思差不多。她就又拽了拽我的“九十九”，逗我说：“怎么上学了还兴留小辫子？”
我的脸腾地红了，那时候我已经懂得了害臊是怎么回事。
当时村上的学校里还置办不起课桌，学生们就趴在案板上读书和写字。案板是用老柳树锯成的，三四米长，十来公分厚，两头架在砖垛子上，每个教室里能放六七条的样子。因为我个头儿矮，就排在了第一案上。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大庆，比我高半头，排在最后一案上。下了课或者上着课老师不在的时候，我最爱到大庆那里玩儿。
在姐弟几个当中，我年龄最小，平时在家里娇宠惯了，到了学校仍然不大守规矩。有一次正上着课，我竟然也心血来潮，趁张老师往黑板上写字的功夫，就像泥鳅一样从案板底下、同学们的凳子中间钻过去。等张老师回过头来，我已经钻过五六条案板，和大庆动手动脚地玩耍起来。
张老师很生气的样子，喝斥我回到自已座位上来。我就又像泥鳅一样，从案板底下、同学们的凳子中间钻回来。刚回到座位上，张老师就拿起了讲台上的教鞭。
那是一根手指粗细的柳木棍儿，用刀子刮得光溜溜、白刷刷的,平时老师用它指认黑板上的字，有时也用来惩罚不守纪律的学生。
我看见张老师拿起教鞭捅过来，竟也不假思索，伸手就把教鞭攥住了，也没怎么用力，教鞭就到了我手里。顿时，教室里一片哄笑，张老师也噗地一下笑出声来。后来，夺老师教鞭就成了人们谈论我的一个笑柄，也成了我上学时调皮的见证。
不过，当时班上最调皮的学生并不是我，而是一个叫黑狗的。那家伙小小年纪就会耍两面派，张老师在场的时候，他乖顺得像一只小绵羊，张老师一走，他就变成了一只顽猴儿，上蹿下蹦，闹得教室里鸡飞狗跳。
当时张老师好像刚生过孩子不久，每天都要回家几次给孩子喂奶。这期间就 由班长二红负责维持课堂秩序。二红是一个黄毛丫头，让她当班长我们都很不服气。张老师一走，黑狗就带头闹起来，二红管他他也不听。
有一回黑狗坐到讲台上充老师，还往黑板上画小王八。二红就 喝斥他，说：“黑狗，你下来！”
黑狗一梗脖子，说：“你算老几？管得着我吗？”
二红气得抬手捅了他一教鞭，黑狗竟噌地窜上来，照准二红的屁股就是一脚。二红被踢得一愣，随后就哇哇哭着跑出了教室……
就是这个调皮鬼黑狗，后来竟欺侮到我头上来了，动不动就拽着我的“九十九”奚落我，有一回竟然边拽边喊：“狗尾巴，狗尾巴！”把我气急了，回手就给了他一拳，这一拳打得他鼻子窜血。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夺老师教鞭、与黑狗打架这两件事影响了我在张老师心目中的形象，发生后面的故事也就不足为怪了。
那天上课铃一响，我们呼呼啦啦地跑进教室，刚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忽然听见二红惊叫了一声，接着就呜呜地哭起来。
张老师走过去，问：“二红，你怎么啦？”
二红边哭边从案板上拿起作业本子，说：“老师，你看！”
我们也都扭过头去，伸长了脖子看——二红雪白的作业本子被涂抹得一塌糊涂，满页是灶黑一类的污迹。
当时在我们班上，大多数同学用的是黑草纸的作业本子。纸面呈土褐色，而且疙疙瘩瘩的，一点儿也不平滑，在上面写字既费力又看不清楚。只有二红用的是雪白的作业 本，据说是她爹在外地出门，春节回家时带回来的。二红经常拿着它在我们面前炫耀，惹得我们都很眼红。我们甚至觉得她能当上班长，完全是因为有这么一个雪白的作业本子的缘故。现在这个雪白的作业本子被涂黑了，我们除了惋惜之外，心里似乎也找回了一点儿平衡，有点幸灾乐祸。
张老师扬着本子问我们：“这是谁干的？说！”
教室里沉默了片刻，黑狗突然站出来，说：“老师，我知道，这肯定是二蛋干的！”
我吃了一惊。二蛋是我的小名，二蛋就是我。可我怎么 也想不起来我什么时候干过这件事。我一时懵在那里。
张老师逼视着我，问：“二蛋，这是不是你干的？”
我懵懵懂懂地站起来，说：“老师，这不是我干的！黑狗他胡说！”
黑狗又说：“怎么不是你干的？你不但弄脏了二红的作业本子，还抹了我一脸黑呢！”
我朝黑狗望望，他脸上果然有一团黑，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张老师显然相信了黑狗的话，对我说：“做了错事不要紧，只要今后改正，还是好学生！”
可是我说：“老师，这确实不是我干的！”
张老师生气了，怒视着我，说：“做了坏事还不承认！我最不喜欢不诚实的学生！”
我觉得自己即使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在家里娇宠惯了的我，还从来没受过这样的委屈。屈辱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刷刷刷地淌下来……
张老师严厉地说：“做了坏事你还有脸哭！”
我哭得更凶了……
我心里憋了一口气。我真想找黑狗痛痛快快地干一仗。可是那样张老师会说我寻衅滋事，就更认定我是一个坏孩子了。再说，黑狗比我高半头，与他正面交锋，我也未必是他的对手。可是我也不能就这么善罢干休。怎么办呢？
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像霜打的茄子，一路蔫头耷耳、闷闷不乐地走着。经过大队部门口的时候,我看见一堆人正围在那里看墙上新贴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在当时已经是非常过时的玩艺儿了，可是村里仍有那么一些人对它情有独衷，时不时地就不知从哪里贴出一张来。所以我们这些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对大字报也并不陌生。
要是在往常，我肯定会十分兴奋地跑过去，从大人们的裤裆底下钻到里面去看个究竟——当然，大字报上写的什么我不认识，但我会不厌其烦地向大人们打听，上面写的是谁家的见不得人的丑事。然后我会一路奔跑着把这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播开去。但是今天我却毫无兴致。我只朝墙上的大字报匆匆瞟了一眼，就低头走了过去。可就是这匆匆的一瞟，使我忽然间萌发了一个复仇的好主意。
那天早晨天还没亮，我就发呓症似地一骨碌身从炕上爬起来。一家人还睡得正香。我悄悄地穿上衣服来到外屋，从书包里摸出铅笔和一张黑草纸，然后就趴在煤油灯底下郑重其事地画起来。我画得极认真极细致，还不断地用橡皮涂涂抹抹地做修改。不一会儿工夫，黑草纸上就出现了两个光屁股小人儿。我在一个小人儿下面写上黑狗的名字，又在另一个小人儿下面写上“丁王八”三个字。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丁王八就是黑狗爹。当时在我们村里，虽然大家文化程度都不高，但给人取外号却都有一套独特的本领。全村几百号人，上自支书大队长，下到平头百姓，差不多每人有一个外号。比如某人爱背后串通说人坏话儿，人们就叫他“地猴子”；再比如黑狗爹怕老婆，连黑狗娘偷野汉子，大天白日地跟村里的“瞎和尚”在家里睡觉，他都不敢吭声，人们就送他一个外号叫“丁王八”。“王八”这个词在我们大浪淀一带具有特殊的含义，专指老婆偷汉子的男人，这对一个男人来讲无疑是最具侮辱性的词汇了。望着黑草纸上那两个光屁股小人儿，我不禁为自己这个伟大的创意有点儿飘飘然了。
我揣上这张小字报出了门，外面一片黑咕隆咚的。远处还似乎有几条黑影在晃动。我猫着腰，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了黑狗家门前，那样子有点儿像电影里那个蒙着手巾进村偷地雷的坏蛋。黑狗家的那两扇黑木门紧紧地关闭着，但我却总担心它会冷不丁地打开，他家那条黑狗会噌地从里面窜出来……
不过一切最坏的猜测都没有发生，那两扇黑木门始终紧紧地关闭着。我朝谀久派线丝谕倌镜匾幌掳涯橇礁龉馄ü尚∪硕先ァＬ匀幻挥卸玻陀痔统鲂∪溉福遄藕谀久藕莺莸刈塘艘慌菽颍南胱芩愠隽艘豢诙衿?
那天吃完早饭，我又和几个野孩子打了半晌“元宝”，才背起书包急匆匆地去上学。同学们都在教室里晨读，呜哩哇啦的，像一湾蛤蟆叫。
我本想趁乱溜到座位上去，张老师却一眼瞅见了我，坐在讲台上一个劲儿地冲我招手。我磨磨蹭蹭地走过去，冷不丁看见黑板上贴着一张黑草纸，上面画着两个光屁股小人儿……
这时候教室里已经安静下来，鸦雀无声。张老师问：“这是不是你干的？”
我想我应该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就肯定地点了点头，然后低垂下眼睛等着她骂我个狗血喷头。
可是这一次张老师并没有发火，而是用手抚摸着我的头，爱抚地说：“二蛋，你是个诚实的好孩子，今后再不要做这类傻事了！老师这是最后一次批评你！”
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又止不住哗哗地淌下来——我想起了黑狗对我的诬陷，想起了这次复仇行动的败露，一颗感到委屈的心灵仿佛正在涨潮的江水，再也无法平静下来。整个上午，我都在酝酿让张老师为我伸冤的计划。
放学了，我尾随着张老师走出教室，还没来得及开口，同校的几个老师就一起围上来，争着和张老师拉手说话。我听着她们说说笑笑、哭鼻子抹泪地道别，才知道张老师已经做为返城知青，调回天津去了，今天是她最后一次为我们上课了。我的心里忽然觉得空落落的，眼里再一次蓄满了泪水……
那是我和张老师最后一次见面，二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听到她的一点儿音信。我和黑狗倒是偶尔见面，他开了一家皮包公司，骗来骗去的，好像赚了不少钱，每次见他都是西装革履，头发抹得锃亮，腋下夹着老板包，完全是一副大款派头儿。
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是在去年夏天，也是一次诀别。那天傍晚我正在报社值班，他神色慌张地闯进来，衣冠不整，头发蓬乱，老板包也不见了，一进门就带着哭腔说：“二蛋，我摊上事儿了！”
原来,因为外地一家公司欠了他几万块钱长期不还，他就纠集了几个人把公司老板绑架了,不料那家伙禁不起折腾，半路上死掉了。
黑狗说：“其实我们根本没打他，只不过给他灌了半瓶子白酒，头朝下放了半个钟头，他完全是死于心脏病。可是对方使了大钱，诬陷我们把人打死了。现在的关键是要等医院的鉴定，所以我想让你给引引路，豁出几十万打点打点……”
我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一直改不了正直的毛病。其实我只不过是个小报记者，又刚调过来没几天，哪有什么门路可找？我只需实话实说就完了，那样我既没有责任，也不会欠下人情。可是我却偏偏一本正经地说：“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人家该你钱，你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怎么能违法犯罪呢？现在害死了人，你还想开脱……”
还没等我说完，黑狗脸上那乞怜的神色就消失了，他哼了一声，转身走掉了，把我一个人晾在了那里。我呆愣了半晌，才渐渐清醒过来。我这个恨我自己，这个后悔呀！
我怀着歉疚的心情过了一段时间，就听说黑狗被判了死刑。我想去监狱看看他，可又一转念，见了黑狗怎么说呢？别自讨没趣了！也就罢了。
黑狗被执行枪决的那一天，我站在办公室窗前，看见一长溜警车呼啸着从大街上疾驶而过。听说黑狗死了以后，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