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

　　大学！每当我一想到这令人激动的两个字，立刻就会联想到数百年前威廉·华莱士在苏格兰场上的振臂一呼：freedom——

　　我有了抽烟的自由，再也不用像中学那样躲躲藏藏。我喜欢躺在床上抽烟，欣赏跳动的蓝色烟雾，看着香烟在指缝里升腾，燃点我的青春岁月。

　　烟抽得飘飘然之后——睡觉。只要我愿意，一天二十四小时我可以一睡不醒。有时侯一觉醒来脑袋昏乎乎的，不知道是清晨还是傍晚，昨天还是今天。

　　大学，一切都可以随心所欲，心情好去听两堂课，心情不好就找朋友喝酒，只要考试前听老师讲重点，不留级，不被学校开除，顺顺利利毕业就万事大吉。有道是：五十九分残废，六十分万岁，六十一分浪费。

　　我们是这样的一群人：像孩子一样天真，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快乐地生活。有一点叛逆，又有一些执着。我们在自己那小小的天地找寻着我们自己，表达着自己的思想，守着年轻的希望。

　　在学校里，我不屑加入任何社团组织。但大多数学生对加入社团充满浓厚的兴趣，并以此为荣。有的人甚至一连加入好几个社团，似乎这样一来他就显得与众不同了。那群人在我的眼里既肤浅又幼稚，比如文学社的那群家伙，他们尽写一些柔情比水还柔的文字，砌词堆藻却言之无物，那些没有半点反讽意味的长短句居然也被他们冠上“诗歌”的帽子。

　　吉他社就更离谱了，那群人中没有一个会识五线谱，他们整天背着一把破吉它，刚学会几个简单的一把位和弦，还没把僵硬的手指练灵活就四处去泡小妹妹。还有摄影社的那帮蠢材，他们多半是一些家里有几个臭钱的自考生、成教生，一个个脖子上挂着照相机，手里还拿着三脚支架，等你走近一看，那些高档相机竟然统统是自动调焦的傻瓜相机。

　　最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的是美术社。我见过他们画的画，那群人大概只知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们把每幅画都画得惟妙惟肖。也许在他们看来，最好的绘画作品就应该画得像彩色照片。同他们聊上几句，他们居然连蒙克、库宁、波洛克、马蒂斯是干什么吃的都弄不明白。

　　因此，我对以上我描述的那些家伙一点好感也没有。我一看见他们，惟一想做的就是狠狠地踢他们的屁股。

　　再说说我所在的那个班吧：

　　进校时，我们班有三十八个学生，其中有七个女生：“江南七怪”。剩下三十一个男生分别住在323、324、325和326，四个寝室。我住在324寝室，物以类聚，324寝室的每个人都不喜欢读书，每次考试倒数前五名必会被我所在的寝室包揽。

　　323寝室是一群运动狂，他们一天到晚不是打篮球就是踢足球，除此之外便无其他爱好。323那群人还在寝室里以年纪排大小，分别称对方为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还是林强说得好：“那些称呼听上去就像一枚枚盗版的伪币。”

　　325寝室里住着七个模样丑陋的男生，他们对读书以外的事情一无所知。他们每学期都拿奖学金，还统统都是班上或者系里面的学生干部。我们几乎忘了325寝室的人叫什么名字，统统冠以“罗干部”、“廖干部”、“董干部”之类的雅号。剩下326寝室，那个寝室住着几个山东藉学生，几个河北藉学生，他们倒没有什么特别的，除了呆头呆脑以外，平常也不爱跟班里的四川籍学生玩。他们最热衷的事就是找老乡，参加老乡会就像基督徒参加复活节庆典那样虔诚。

　　所以，在这样的生存环境里，我只好将自己多余的时间拿去孝敬女生了。

　　如果说四年的大学生活如同一次漫长的长途旅行的话，那么我也同其他的孩子一样，最初都怀着莫名的激动和喜悦的心情踏上旅程。但很快，还不到半年，我便得出大学教育毫无意义的结论。读书，混个本科文凭，学士学位，进校时还以天之骄子自居，到毕业时却发现本科文凭已经不值钱了，甚至用以谋生都显得有些困难。国家不包分配不说，就是千辛万苦挤进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却正赶上人家下岗进再就业中心，新人又怎么办？生在一个讲理想的年代，但不得不活在一个重利益的现实的年代，这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尴尬。

　　我记得当年我们的辅导员姓朱，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他以前当过汽车兵，据说他出生好，“又红又专”，加上又写得一手好字，在部队没呆两年，正好遇上交白卷上大学的好时光，就这样，那人稀里糊涂地被人弄进同济大学的土木工程系学了四年。可是在我看来，他除了字写得好以外，也没什么专业特长。他教过我们《建筑材料》，上课就是把书翻开，照着书本原原本本念一通，这活儿换了谁都能干。

　　刚进校没几天，朱老师就号召我们练习写字，还说：“说字写得好，给人的印象就好，一个人的字就像他的名片那样。”

　　辅导员一发话，很显然，那群懵懵懂懂毫无主见的学生就全身心地投入练习字的狂潮里。惟独我无动于衷。有人对我说：“大家都在练习字，你怎么不练习呀！”“咦！我看你写的字也不怎样，干嘛不练漂亮点儿？”

　　我的回答是：“一个人把大好的时光用在练习写字上，这实在是愚不可及。你的字写得再好，终究也没有比打印机上吐出来的字看上去舒服。再说，你练习了一手好字又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捡一堆牙慧来见人。连封信都写得结结巴巴的，哼！还练啥字儿？”

　　后来事实证明了那群人练习写字的徒劳无益。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甚至一练就是两三年，结果到毕业时，自荐书统统是以Ａ４的字体打印出来的。谁的字写得好，谁的字写得差，鬼才知道哩！

　　不过从另一面看，当年的我的确有些偏激。因为凡是与艺术相关的东西，它们在实际生活中都是毫无一用的。我们在一条由生到死的漫长的路上，若不借助虚幻的艺术来打发时间，用艺术的激情去抵抗生命的虚无，那么在一条一眼便望见终点的道路上，等待死亡的降临将是一种多么痛苦的事情啊！而生命要逃避单调的历程，它就必须丰富自己，从而确保它是不可战胜的，它也不在乎结局是否徒劳。惟其如此，普希金和泰戈尔们才会那样醉心于诗歌，罗丹和乔治·明尼们才会醉心于雕塑；施米斯尔和康定斯基们才会醉心于绘画。客观上说，当初我在大学里弹了四年吉他，同那些练习了几年字的人相比，岂非同样的徒劳无益？

　　2

　　我一直在思忖这样一个事实：是否不论灵魂还是肉体，我都是割裂的呢？我仿佛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人。一直都不是。我的“自我”被一分为二，一个真实，另一个则虚幻；一个内敛，另一个却被我推了出去，推到外面纷争的世界去了。

　　在家里，我是个好孩子。我听话，逆来顺受，做任何事情都循规蹈矩。我在家里从不说多余的话，在父母面前惟命是从。周围邻居都夸我懂事，老实，听话。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众人眼里的好孩子，他在学校里却是出了名的“坏”。用系主任的话说是：“一颗耗子屎坏了一锅汤。”因为他带坏了一个班学生，他将他身上的痞气和邪气传给了他们。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不得安宁。他到处惹事生非。他的学业糟糕透了，几乎每学期他都参加补考，每学期都在降级和退学的边缘挣扎。他可以一周接一周地逃课，将那些花在王珊身上的时间以逃课的方式换回来。他可以整夜整夜地在寝室的过道里弹吉它，然后白天像死猪那样睡大觉。他在学校里天昏地暗地活着，没有白天夜晚，没有理想抱负，没有将来，也没有所谓崇高的人生目标，在尼采的诅咒声和艾伦·金斯堡的嚎叫声中，他彻底地垮掉了。

　　也许多年以后，我们都会去寻找旧时一首歌的分量。那些如雾如幻的岁月里，有这样一首乐曲曾经伴着我走过无数一个春夏秋冬。乐曲的旋律满蕴温柔，微带着轻愁，恰如无边的思绪缓缓地舒展。既便时至今日，在此时此刻，只要我一想到那首曾经千百回撼动心弦的乐曲，我便能踏着其中任何一个音符回到从前，回到校园的青草地，回到金黄的油菜花中。

　　感觉这东西真的不可思议。就像普鲁斯特可以借助点心的味道回到童年那样。

　　那首乐曲的名字叫《爱的罗曼史》。

　　那首乐曲是法国电影《被禁止的游戏》的主题曲，吉他大师耶佩斯将其改编成吉他曲后，就一直成了吉他的代名词。高中的第一堂语文课上，老师叫我们逐一站起，用三分钟的时间谈自己的理想。有人说自己想当律师，有人想当商人，有人想当作家，有人想从政，有人想为官，等等。轮到周玉林时，他忸忸怩怩地站起来说他想成为一名吉他演奏家，像泰雷加或者魏拉罗伯斯那样，把最美、最动听的音乐奉献给世人。我在一旁冷笑着，我知道真正的艺术是建立在极度痛苦与贫困之上的。周玉林那小子的理想，在我眼里简直可笑到极点，也太不现实了吧！所以该我发言时，你猜我怎么说？我只说了几句话：“我的理想很简单。发奋读书，考上名牌大学，然后找份好工作出人头地！”

　　其实真正可笑的人应该是我。

　　周玉林在学校住读，我是走读生。我第一次听周玉林弹吉他已是第二年的事了。那天晚自习时学校停电，老师叫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来电之后再继续上课。住读生纷纷回了寝室，我无处可去，教室里漆黑一片，只好跟他们一起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就在那天夜里，周玉林借着蜡光，在寝室里为我们弹奏了一曲《爱的罗曼史》。舒缓的三连音在均匀地流动，充满了诉说不完的情感。像一首把握了辽远而粗犷的诗歌，一步一步撩起我们潜在的忧愁，还有对于爱情的无限渴望。

　　一曲弹罢。我连问了周玉林几遍才记住“爱的罗曼史”这五个字。稍后，周玉林还弹了殷飙的《彝族舞曲》、弹了索尔的《‘魔笛’主题与变奏》，还弹了我们熟悉的《致爱丽斯》和《水边的阿犹丽娜》。

　　我惊奇地叹道：“这玩艺儿，居然听起来比乐队还棒？”

　　“那当然。”周玉林得意地说，“帕格里尼说：一把吉他就是一只乐队。不然吉他也不会与钢琴、提琴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乐器之王了。”

　　“练这个，恐怕不容易吧？”我问。

　　“当然不容易了，”周玉林的同桌说，“人家可是考过了古典吉他五级的哟！”

　　“别听他的，”周玉林对我说，“如果你喜欢琴的话，也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学会。”

　　我说：“学那首〈爱的罗曼史〉，那得练多长时间？”

　　“也许要半年。或者更久。那得看你的天分了。”周玉林说。

　　“你肯教我吗？”我问。

　　“当然，只要你愿意学。”他说道。

　　第二天，我开始向周玉琳学弹吉他，从最基本的指法开始，然后是识谱、记谱。可是高考竞争太激烈了，媒体所用的字眼全是“黑色七月”、“万马千军挤独木桥”之类的字眼。为确保自己能读上大学，我花在弹吉他上的时间实在很少。高中毕业时，我只会弹《爱的罗曼史》的第一部分，而乐曲的变奏和第二部分，对我而言，简直比考进北大或清华更难。

　　后来我考上大学，这意味着我可以自由支配每天的24小时，而这时，准确无误地弹奏出《爱的罗曼史》，就成了我初入大学时的最大的心愿。你简直难以想象那时我对吉他究竟狂热到什么程度？我每天花在弹吉他上面的时间不会少于五个小时，并且上课也会走神去研究五线谱。到了晚上，寝室熄灯之后，为了不影响周围的人休息，我常常躲在公共淋浴间里弹吉他。到大一结束时，我已经能够将那首曲子熟练地全部弹奏出来了。不单单是那一曲，那时我会弹的曲目还有《少女的祈祷》、《老鹰之歌》、《绿袖子》等难度不太大的吉他曲。

　　然而数年之后，即便我能弹奏出《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能奏出《卡伐蒂纳》之类的高难曲目，也没有任何一首曲子能够替代那首《爱的罗曼史》在我心目中的位置。一旦乐曲响起，我的心就会在音乐中徜徉，我的心不会轻易地游走。那或许是在翠绿中舞动的一绺极细的清泉，也可能是在茫茫荒漠中，被夕阳轻笼残破的古城。没有大起大落，没有大悲大喜，有的只是低沉的思念和无穷的感慨。我发现那首曲子最大的神奇是在于，当你忧伤的时候，它似乎在讲述你的惆怅；当你痛苦的时候，它就会给予你慰藉，而当我后来真正爱上一个女孩时，它又仿佛在倾诉自己对那个女孩或浓或烈的爱。

　　每到夜深人静时，我便为自己演奏那首《爱的罗曼史》。在校园的林子里，在操场边，在熄灯后的寝室走廊，一遍又一遍地弹奏着那些传唱了许多年的古老情歌。每至此时，总有一些泪水会莫名地流出来。

　　说实话，我最怀念的就是那时的我。

　　那么，让我们再回头看看当年那个被系主任称作“耗子屎”的男孩，他究竟是怎样把一个班的学生给带坏的？

　　刚进大学时，几乎每个人都有“远大的抱负”，读研究生就是许多人的梦想之一。而他又是如何对他们说的呢？他说：

　　“读研究生终究只是一种逃避。归根结底，那是不敢去面对现实的怯弱行径。你想一直呆在清清静静的校园，无忧无虑地多过几年的学生生活。可是，你总得从那校园里出来。到时候你仍然要去面对外面那个现实而残酷的世界，你又能不能保证，几年后的你站在现实的面前不会感到手足无措？况且，现在读公费研究生越来越不容易了，教育部门张着血盆大口等着狠狠啃你一口。想想看，自己都老大不小了，应该是负完全民事和刑事责任的成年人，居然还花父母的钱，靠父母微薄的收入缴纳高昂的学费，你们知道世上还有‘无耻’二字吗？”

　　就这样，一个建校以来最奇特的班级诞生了，毕业时前班上没一个人报名考研。这还不算，他还常常讥笑容325寝室那几个认真读书的学生，将他们称为“老呆”。到后来，认真读书仿佛成了一种见不得人的事情。至少在324寝室里，认真读书被视作无趣的事，谁乐于此，谁便是一个无趣的人。

　　“最好的时光应该首先奉献给自己，奉献给自己的好心情。”这是他最喜欢说的话。

　　每次上合班课时，大教室的前面会坐一群人，那是以325寝室的一群“老呆”为代表的认真读书的人。大教室的最后几排也会坐一群人，前面有老师在讲课，后面也有一个人在讲黄色笑话或是逸闻趣事，那个人便是以前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