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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春天，她都要去演出——敬老院、戏剧院，还有大大小小种类繁多的比赛。
我想，她不是真正喜欢舞蹈或音乐，而是喜欢这种被人注意和当“小大人”的感觉，喜欢打扮得漂漂亮亮做短暂焦点的感觉。
可惜，她不漂亮，唱歌或舞蹈也不算最佳，所以她只能跳群舞——《小燕子》里某一只燕子，《八个小娃娃》里某一个小娃娃，好不容易练过一只双人舞《拾稻穗的小姑娘》，还没有被通过正式演出。奶奶知道她的失落，安慰她：“但是你会讲故事啊，你可以做主持人啊。”
（——写到这里时，我忍不住想笑了。记得在那棵凤凰树下，我的语文老师拿着一张电视报，看着上面刊登着的主持人照片，非常有信心地对我说：“你的照片将来一定会出现在这里的。”老师可能是想让七八岁的女童开怀一笑，但是这句话果然成了真。我做了主持人，虽然永远不可能去主持春节晚会。）
在奶奶的提示下，小学生米娜成功转型，也第一次明白，什么叫上帝关了一扇门，一定会打开另一扇窗。
在老家的影集里，还存着这样一张照片：扎着羊角辨的小学生米娜与一个带眼镜的男生并肩站在两支麦克风前。她与男生看上去像极了恐怖片里的僵尸，腮上两团红，皮上一层白，加上额头上的红点，两张脸又像两只节日里的喜馒头。
照片的背后，有歪歪扭扭的字迹：剧照，主持节目。
哈，我都能看到小学生米娜得意又认真地趴在桌子上，在照片后认真写字的可笑表情，我猜她那时甚至树下理想——要成为优秀的节目主持人。
母亲近年来常回忆我的童年，现在的她能想起来的，都是些美好的回忆。她说她一直都知道我是独立的孩子，就像那次演出，结束之后，别的家长都向后台涌，去找自己的孩子，帮他们换衣服。而我是坐在巨大的木箱上掰着指头数，跳了两场舞，加上主持人服装，应该是三套……母亲回忆到这里时，我无情地打断她：“你压根没有去看我的演出，怎么知道我在后台的情况？”她不服气地还瞪我一眼：“听你们老师说的。”
母亲不大关心我的这些演出，比起过程来，她更重视结果。而她评估结果好坏的标准，便是小城人零杂的议论。她说，那天是下着雨的，我两只手挂满了衣服，带着满脸花红柳绿，严肃地向家走。我笑，问母亲，为什么我是一脸严肃。母亲摇摇头：“这我怎么知道，反正你从来都神神怪怪的。”
现在，每天从直播间做完节目回家时，常常能从汽车的倒车镜里看到自己严肃的脸。偶尔下雨，我或者会在被水浇湿而反映得凄艳的路面上又看到小学生米娜。我明白，那种表情不叫严肃，而是落漠与惘然，像被收了魂，也像梦游。
小猫钓鱼
我的好日子在小学四年级结束。
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我还认为，有的老师是良药，有的老师是梦魇——这个观念并没有因为我成了社会人而改变，并没有因为我明白人非圣贤都有好恶而转念。
梦魇老师教的是数学，从此，数学也进入黑暗时期。那两年的黑暗，种下了自卑的种子，培养了自我揄挪的本事。
梦魇老师起初是喜欢我的。小的时候，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何明明起初是喜欢着的，后来会变化？现在，我用缘份两字来开解自己——爱一个人，爱的时候，毫无来由，不爱了，也没有明确原因。爱情如此，友情如此，那人与人萍水交逢几年的好与恶自然也是如此。
小学生米娜在某堂数学课时，开了小差，她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她根本没有意识她在小声地唱歌：“小猫钓鱼……”她甚至因为想不起下句歌词，而又喃喃地回唱了几遍这四个字。
等她明白自己的错误时，惩罚已经来了。
教鞭霹头击下，打在她白色的塑胶发卡上，等她心惊肉跳地看向老师时，已被老师的手揪住了耳朵拎到了讲台边。老师说：“连上课都想着唱歌，真是个戏子。”
同学都在笑。唉，我又感觉到热热的眼泪大团凝在眼眶中不敢滴下。
那天太不巧，我母亲到学校来找我，从窗口看见了我被罚站。她没有与我打招呼，而是羞窘地赶回了家。我只顾低头难受，哪儿知道窗外的蹊跷。放学时，我一路走着，一路迫自己哼歌，再用水瓶里的水将脸洗干净，以免有泪痕被觉察。到家门口时，我像平常一样，喊一声：“我回来了！”然后依在厨房，尽量不露痕迹地问：“今天吃什么？”
母亲脸色铁青，她说：“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长进了，可以和老师站在一个讲台上，而且可以厚着脸皮像没事人一样回家吃饭。”
面粉袋或垃圾
生活中，我们常常伤人，也常常被伤害。现在，你我都知，最痛最重的那种，是被自己人伤。
因为是自己人，所以太知道软肋是什么；因为是自己人，所以才会更毫不忌禅。
梦魇老师只是给了自卑一个种子，而母亲却为它施肥浇灌。
比起“小日本”“辛唐迷糊”来，母亲给我的绰号更让人不舒服。她叫我辛唐垃圾。虽然现在这个称呼在我们之间是表亲爱，但是，并不能因此否定当初这个词带来的伤害。
她现在，常会在电话里说：“我知道你不爱我，你更爱你爸……”
其实她错了，那时，我真的恨过她，但是这个恨的源头是来自于不知道如何能得到她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