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方 记念知青插队四十周年
那是七一年的初春。讲是入春了,其实那苏北初春的风啊,还是带着冬天的风哨子,刮在人脸上还是隐隐的刺痛。空旷的苏北平原在我插队的那个大队还不象北边那样荒芜,有小水乡的美誉,灌溉水渠已经成了系统。我们大队的塘河就是一条宽七十米,水流湍急的主灌溉渠。每当麦子起身或是稻花飞扬的时候,尤其是油菜花盛开,滿世界是黄色的海洋与扑鼻的油菜花香时,还真的有江南的味道呢!只是江南哪里有苏北那样的空旷哟!
这天,在一条小河边田埂上的一口渣塘边上(渣塘:是生产队秋冬时节挖的一个坑,在里面放上从河底揽的泥加上草、稻草、绿肥植物等制作的有机肥料),生产队的一群穿着带小花的红的、兰的、绿的花布衣服,头上扎着一块各种颜色三角头巾把个红黑的脸蛋捂的严严实实的小大娘们(已经结婚年纪又不太大的妇女被称为小大娘)、姑娘们(未结婚的妇女)和穿着发白了的兰卡机布衣服,腰上都扎着“紫金箍”(紫金箍就是用稻草大概绕了下,扎在腰上,称为紫金箍。)的小伙子们正在上工挑渣肥。人群中,有的小大娘用手扶在锹把上,下巴又架在手上,弯着腰大声笑着;有的小姑娘懒洋洋的挖起一锹渣肥,放入小伙子的挑担里,还不时扬起手要打小伙子。而小伙子却一边漫不经心的弯腰担起担子,一边嘴里还不停的说着,一步三回头的,向田里担去。一时间嘻笑打闹的笑声尖叫声在空旷的田野中传出很远去。
这是队里在给稻秧田打底肥准备做育秧田呢。我和弟弟也在这一群人中间。六八年我们从南京一块来插队的六个知青,三年下来已经走了四个,有的是因为全家下放了,有的是因为家里不放心,想办法调到自己的老家去了。只有我们弟兄俩没有办法,留在队里。‘家’也从原来的牛棚搬到自己的新‘家’,一个远离村落新盖的两间新房里了。
我们俩却没有大家的好心情,只是默默担着担子向田里一担一担的挑去,就是个挨日子吧。其实,这个活是非常轻松的,装担子的都是妇女,担头轻飘飘的,也就是五六十斤一担吧。一天下来十五六个人一个渣塘也就挑了三分之一,队长晚上来量方也就是三分工一天(十分工大约六角钱)。(量方:一丈长一丈宽一尺深为一方,量就是丈量啰!))一天下来,头脑里是空空的,回到家里就忙着煮胡萝卜稀饭了。
吃完饭,在昏糊糊的煤油灯下,兄弟俩坐在桌子旁相对无语发着呆,煤油灯把我们俩的影子大大的印在那石灰墙上晃悠。屋里屋外都静的怕人,兄弟俩只是坐在那里抽烟,碗筷也懒得收,锅也没刷,水也没烧,只是无聊的坐着。我,有时无意间看着比我小三岁的弟弟一手托着腮,一手抽烟,无精打彩的样子,心里真是一阵无耐的难受。
“吱——”忽然门开了一条缝,“吃过了?”一个男子边说边推开门进来了。原来,是我的邻居陈大爷。说大爷也就是大叔的意思。他,其实年纪不大,不到四十,已经有二个小孩了。平时老喜欢缩着个身子,看相很老。他原先还当过生产队的副队长,因为怕得罪人,又老是往家里拿东西,就实在干不下去了。其实,他人很精明,也会算帐,据说还到过上海,见过世面。(放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很可能是个农村的能人)平时不大说话,冷不丁说一句,就很绝,发笑的同时,还有点别的意思。所以队里的人都有意无意的躲着他。我们虽然是邻居,平时也不大来往。他也不大理会我们。今天不知是为什么?
“噫味?碗还未刷呐!”他也不客气,一边说一边就在我那柳树棍打的长条櫈上坐下了,深深的吸了一口旱烟,吐出浓浓的烟雾。
“落咯(你)吃了,吓子(孩子)吃了?”我问道。
他没回答,只是点点头。接着又是一声不吭,只是埋头抽他的旱烟。我弟弟这时站起来递了一支香烟给他,他立即接了过来,看了一下牌子:“噫味?!是华新的?要二角九一包呐!”说着放在鼻子下闻了一下,就夹在了耳朵上了。
“大爷,明天我们还是挑渣肥吧?”我问他。
“嗯啦。”
又是一阵沉默。
忽然,他从嘴里拿下他的旱烟枪,从耳朵上拿下刚才的华新烟,点着了抽了起来。深深的吸了一口后,抬起头,张开他的眯缝眼,朝我看了看,又低下头说:“大瞎生(大学生。那时农村的文化普及相当低,小学毕业就可以当会计了,所以他们把城里来的知青都叫大学生。)我想跟落咯(你)商量个事。”
我好奇了。问道“什呢事?”
“这样挑渣肥不行!十五六个人一天矮(也)搞不了多少。一天三分工,吓子矮(也)养不活!”
“你想怎么搞?”我弟弟问。
他的脸色突然变得红起来,又抬起头来说:“我们三个包一个渣塘,不跟他们大糊隆,工分三个人分。”
这是变相的承包呀!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的。那不是刘少奇‘三自一包’的那一套吗?找麻烦嘛!
我那弟弟呀,他早被眼下的沉闷憋坏了,被眼下的这个提议搞得兴奋起来,觉得好玩,从櫈子上跳下来问“怎么干呢?”
他呀,也显得兴奋,一张黑红而又充满折绉的脸上洋溢着得意。说:“落咯(你)只管挑,我负责挖。我一个人管落咯(你),保行!晚上时分,请地三爷来量方,一个人十分工,没得问题!”
我弟弟立即转身望着我。我厄着眼看着他,沉思了一会。我忽然想通了。这家伙,斜了门了!这年头他干这事胆子倒不小,算得倒精!他知道这事找其他人是不能干的,干了不把皮给揭了!但找知青就不同了,知青的事呀大队与生产队都不好管,只要公社不插手就行。而且是二个知青,一个农民,出了事他完全可以推给知青,再教育嘛!这家伙!但是,我转念一想,象现在这样不死不活的混日子也实在无聊。找点刺激吧!于是我转过身说:“那落咯(你)去和队长说?”
“说什呢?要干明天早上三点出工。出一个渣塘就完工。”他忽然自信的厄了我一眼说。
事情就这样说定了。
第二天,早晨三点我们就真的下田了。这家伙真的历害,看上去我一担他就挖了四锹。可这四锹足足有一百多斤,那揪头,好家伙,厚厚宽宽长长,不散不断端起来放进挑子里是整整齐齐。天,黑的是伸手不见五指。我们担着那一百来斤的担子在田里是一脚高一脚低的。后来,干脆也不看地里了,抬着头看天上的星星在田里走,不一会就满身大汗了。他倒悠闲,因为开始我们挑的远,他有休息的时间。
好不容易天亮了。那群花花绿绿的姑娘、小大娘、小伙子下田了,在田头望着那一堆堆小土山样的渣肥已经布滿了一块田的三分之一,远远超过了昨天大伙一天的工作量了,都吃惊的看我们。这时我们已按事先商量好的计划,放下手里的工具,准备回家吃早饭了。
田里一时间热闹起来。指指划划、叽叽喳喳,声音还越来越高。我们就象没看见,大摇大摆的向家里走去。
早饭刚吃完,地三爷来了。他是我们生产队队长,也是大队的红人,抓生产很有一套。个头不高,眼睛特别细基本上是看不见眼珠的,但他腰板一直笔挻,嗓门也特别大,精气神特足。一天到晚披着件衣服,在田里转,社员都有点怕他。但是他人也还正,不太喜欢沾一般社员的便宜。
“吃过早饭啦?田里头什呢回事呀?”他大声地问道。
我端着碗说:“什呢什呢回事!干活还不好?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嘛!”
他楞了一下,说“队里好象没安排?”
“干错了?”我说。接着我弟弟又递过去一支烟。
地三爷接过烟,眼一眯,嘴角向上一跷,笑着说:“吃得消吧?大瞎生要慢慢来啦!”
这一关是过去了。其实,考验才真正开始。这一天哟!现在想起来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那个肩膀头的痛哟、那个腰哟、那个脚底板给硌的哟。都说不出来什么滋味。那个陈大爷到下午也开始不好受了,我们挑的距离越来越近了,他的锹越来越忙了。一锹一锹的,忙得不离手,我看他也难吃得消,想伸伸腰都难得啰!
天黑下来了。一个渣塘也挑完了。三个人一天硬是把眼下十五六个人三天的活揪得了。我有点得意,又十分后悔。干嘛称这个能,真是找苦头吃。要是把弟弟苦到那里,我的罪就大了。我看看弟弟,他不吱声。问他行不行,他说还行。唉!话都说滿了,要面子哟!可不能让贫下中农看不起我们,也不能留下不好的印象,只能硬着头皮接着干吧!
就这样一直干了三天,把秧田的地肥完成了。那天一收工,我的第一反应是赶快回城,离这个空旷的苏北平原越远越好,最好是永远不回来了。
可是命运呀!
那天晚上回到家,弟兄俩連饭也不想吃了,坐在那里就想上床,可肚子也实在饿得慌。正没主意时,陈大爷来了,端来了一锅稀汤汤的稀粥和一盘腌的胡萝卜。真是救命了!
我正拼命的喝着那稀粥时,陈大爷说:“活是干完了,可地三爷还没给量方,我们的工分矮(也)没记呢!落咯(你)能问问吧?”
我一楞,是呀!这可是我们的血汗工分哟。明天我得问一下。
第二天我记得是个明朗的天,太阳照在人身上有了一丝丝暖意。尽管初春的风还带着寒寒的味道,但是人已经用不着去刻意的躲避了。光秃秃的柳树枝条摇曳着送来的风,竟已经让人感觉到轻松与懒散了许多。我与弟弟坐在塘河堆上,叉草叉子放在了身旁,四周洒落着切碎的绿肥植物。今天我们的活是搅拌一个新渣肥塘,因新河泥没到,就歇下来了。我们的对面有一条小河,通常是用来运输与灌溉用的。河的对面就是我们三天来奋战的田块,田里那一堆堆小山样的渣肥与其它田里一撮撮的渣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时我们的心情很好,看着那田块心里竟有了一种莫明的自豪感。
忽然,弟弟指着对面说:“地三爷来了,在河对面呢!象是在量方。”
我顺着他的手指一看,果然是他。他手里正拿着那令人敬畏的量方杆,大声说着什么。我急忙从河堆上跑下去,直到小河边,向地三爷喊道:“三爷——!我们的方量了吗?”
地三爷听到了,转过身也向小河边走来,正好走到已经被我们挑空了的一口渣塘边,也大声的答道:“二个方一个塘!二个大方!”(小方是指我们通常说的立方)他口气里已经有了赞许的味道。
我听了也没想,心满意足地答了一声:“好!”转身向回走。这时,弟弟走过来说:“哥,不对吧?才二十分工?三个人每人不到十分工呀?”嗯?我一下警觉起来,心里默默一算,一个方算一百担,二个方才二百担,应该有三百来担呀!(当地一般的计算方法是:一担是一百斤,一个大方是一百担)想到这我迅速的转过身来,向地三爷说:“三爷,不对吧!应该是三个多大方!”
地三爷本来已经要走了。听了我的话,猛地一楞,停住脚步转身,有点难以置信的向我看着。他实在不敢相信有人向他的量方权威挑战。
这时我又说:“三爷落咯(你)再量一次,算是复核一下吧!”
突然,地三爷大声叫了起来“我说二方就是二方!什呢重量?落咯(你)去打听打听,我什呢时候量错过?落咯(你)就是说破天还是二方!”
我一时也给他吼楞住了。过了一会,我回过神来,一股无名的火从心底冒起,多少天的无奈,多少天的怨气,多少天的忍耐刹那间使我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你他娘的是什呢东西?就他娘的你会量方呀!你懂他娘的什呢丈量?一加一是几呀?老子大学生没得你懂呀?什呢狗屁工分?少他娘的一个方,就是老子少挑一百多担,你他娘的帮我挑的呀?!”一不小心,什么脏话都出口了。
象是被打了一闷棍,地三爷真是呆了。半天他才把脸涨的通红,大声喊叫起来“落咯(你)敢骂我?我说二方就是二方!天王老子来矮(也)是二方!落咯(你)淞!让妈妈的!那个让落咯(你)挑的?!落咯(你)干了我矮(也)不给工分!”
“你敢!哪个要到你这个地方来量方?是毛主席叫我们来的!你他妈的算老几?”我弟弟此时也在一旁叫了起来。
“让妈妈的!还反了天了!看怎么收拾你!”地三爷真的来火了。
这个时候田头已经集聚许多社员,他们中间有的真的很惊奇,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人敢跟队长对骂的。有的很害怕怕出什么事。有的人却是看热闹的,就怕事情不大。也有人替我们担心,他们认为队长是不能得罪的,以后日子不好过。其实还有人是支持我们的,只是不敢出头而已。那个邻居陈大爷,可好了,见事不好,早就跑的不见影子了。
这时候我的火已经无法控制,一切都顾不上了,什么好印象,什么回城?都想不起来了。一转身跑到大堆上拿起了叉子,就跑回来,用叉子指着地三爷嚷着“你他娘的不讲理,老子叉死你!”
可是他在河那边,隔着河过不去呀!“奶奶的!”我嘴里嘀咕着,就准备脱衣服淌河了。弟弟在一旁也端着叉子向河边跑去。
“大瞎生,大瞎生,不敢这样!不敢这样!”这时候一个响响的声音在我们河这半边响起来。我们回头一看,是生产队陈会计。他个头不高皮肤黑不溜秋的,还是个殘疾人。一条腿因小儿麻痺症短一截,走路一歪一歪的,还歪的相当历害。但是,走的非常快。他是队里土生土长的文化人,小学毕业吧。平时工分也是他最终记的,在队里除了队长,他权力最大。其实有时他权力比队长还大,只是没有人说破而已。
只见陈会计飞快的跑了过来,原来他发现我们要吵架,早就从河的那头绕过来了。他跑到我跟前一把拉着我说:“息息火,息息火!有话跟我说。”我们弟兄俩还是不依不侥。我还是要向前冲,嘴里嚷着“你找死呀!”我弟弟还在地上捡起一块硬泥块向河对面扔了过去。
陈会计拼命的拦着,一边向河对面摆手。这时河对面的社员也在拉着地三爷。好半天过去了,对面也不见了人影,我们俩也精疲力尽了。陈会计也在好言好语的劝着,他还保证会公正的调解。我们俩也就气哼哼地回到了河堆上,坐了下来喘歇。
起先我们还静静的坐着。可是时间长了,我们的心里却不平静起来。你说我们好好的城里不呆跑到这个鬼地方,什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什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真是举目无亲!受这个罪?好心好意的干活,吃了他奶奶的那个苦?呵!遭的那罪?呵!还要受那个怨气?今后怎么活呀?今天又得罪了那三爷,明儿日子怎么过呢?
我弟弟先哭了起来,我先还忍着,看看弟弟越发哭的历害起来,我不知不觉的也哭起来。这一哭呀,可不得了,那个眼泪就象断了线了珠子,止都止不住。一下子要把三年的怨呀苦呀气呀未来的担心呀,无奈的生活呀,破灭的理想呀都发泄出来。那一场好哭呀,真是一辈子都忘不了。其实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再哭过了。起码也没有这样哭过了。
天黑了,我们在“家”里坐着。大大的影子印在石灰墙上,忽闪的煤油灯把影子照的晃来晃去。我们拼命的抽烟,相对无语,弄得屋子里都呛人了。直到很晚,我决定不再出工了,准备回城,短时间不回来了。弟弟也同意了,我们才睡去。
第二天我们到中午才起来。商量了一下,准备后天就回城。于是
我们准备做饭,弟弟到灶口坐下,抓了一把草向灶里塞去。
忽然,我发现地三爷来到门口,我一下站了起来,向他望去。只见他若无其事的进得门来,把手里的韭菜与两块豆腐望桌子上放去。
我有点发怔,不知他想干什么。地三爷在长条櫈上坐了下来,然后说:“大瞎生呀,昨天晚上我又去量了一下,是我量错了。应该是三方二。让妈妈的,是我量错了。”
我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怔怔的站在那有点不知所措。弟弟也一下子从灶门口站了起来,却也是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从那以后,我和弟弟与地三爷成了最好的朋友,和他一起渡过了在广阔天地后来许多难忘的日日夜夜。以至于四十年后我也无法忘却那一次量方和不吵不成交眯缝眼的地三爷。
顺便说一下,从那次我们不同寻常的量方后,我们生产队从当年的四夏大忙开始,所有的挑肥挑秧都实行变相的承包记工分办法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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