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玄小说中的后现代倾向

普玄小说中的后现代倾向

　　本文拟聚焦于普玄最有代表性的三个中篇：《蝙蝠》、《培养》、《快乐》，对普玄叙事中的后现代倾向作一次印象式的阐释。

　　一、《蝙蝠》：精英还原

　　巩晓嘉是以精英的身份出现的。她那副蔑视自己丈夫的姿态把自己置于一个绝对优胜的位置，令每一个男人都不敢与之面对或自愧形秽。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只丑陋的蝙蝠，这是他丈夫的观念。她不承认这个观念。她自认为是纯粹的。她在全市武警系统开展的散打比赛活动中获得头名，她只身到新疆抓杀人凶手，过甘肃、陕西，一直押解到江汉平原，威震全县。她是闻名遐迩的开发区派出所女所长。她的形象特质唤醒了一部分生活在七十年代人的内心回忆：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受武装。一个女式精英分子的动人的原型。

　　然而，这个原型在普玄式的思维方式面前受到了挑战。一个接近黄昏的下午，踌躇满志的巩晓嘉到开发区上任，遇到的第一件事、第一个人就叫她感到脸像被刀片刮了一下。虽然她以自己娴熟的武术手段毫不费力地将对手贾大踩到了自己脚下，但贾大的狡猾却顺着她的脚踝沿着她的小腿持续攀援上升，以致牢牢地附于她的身体。在贾大头脑里，天下没有任何一个女人长着金屄。意思是：一个女人，不管你多漂亮，多有身份，哪怕你是王母娘娘的女儿，都是一个肉长的人。这个看似庸俗的理论实质上并不简单，它使被许多人忽略的小混混上升到了一个高度，一个不可以被忽略的对手。首先，他具有代表性。代表了一批平民男性意识，好多如贾大一样生活在底层的男人，遇到像巩晓嘉一样的精英女子都会支持这样的理论以致产生冲动。阿Q类似贾大，吴妈不能与巩晓嘉相提并论，却是个正经女人，在阿Q面前应是十足的精英人物。所以，阿Q犹豫了好长时间，最终鼓足勇气跪在吴妈面前喊了一声不伦不类的话。贾大与巩晓嘉之间的差距已远远胜过阿Q与吴妈之间，贾大所处的时代已经不是阿Q所处的时代，所以贾大的智商情商和行为策略远远胜过阿Q，竟然真的把巩晓嘉给睡了。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行动。其次，他具有挑战性。他毫不隐讳地对一个派出所长说，我要日你一回。这既是胆大妄为，又十分狡智。贾大是个粗人却并不鲁莽，他的思维策略总是徘徊在法律的空白处，叫法律逮不着他。从个人角力层面，他不是巩晓嘉的对手；从社会背景层面，他与巩晓嘉更不在一个等级上。可是，他敢于向一个精干的女派出所所长产生非份欲念。这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人欲念，是开发区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开放性的思维把这个欲念社会化了。其三，他具有冒险性。他的行为策略是要改变他的现实处境。他要求在精神层面与巩晓嘉处于一个平台。他被巩晓嘉踩在脚底下，被巩晓嘉拍拍地扇耳光，心甘情愿地为她引路，都是为了在精神层面与巩晓嘉保持在一个平台上。他渴望巩晓嘉向他道歉，他公然说他想日巩晓嘉一回，他日了巩晓嘉后将录相带送给其丈夫，以证实他的价值和力量。这些看起来荒诞不经的心态和表白，却真实地表征着一个悲哀的存在。这个存在虽然受人唾弃，却又在一定范围内显示着卑微者的扭曲的崇高。

　　贾大不仅有思想，而且善于行动。他精心策划散发《禁赌传单》事件，使开发区的秩序陷于混乱，意在加深与巩晓嘉的联系机制，制造日她一回的契机。他是小人的代表，集小人智慧于一身。他准确地盯住了张品味的水上娱乐宫，并以此为场所，利用神秘游戏人不知鬼不觉地展开有效进攻。那是一个衣着历史、戴着面具、远离现实的时刻；那是一个隐去自我、展示身体、还原真实的时间段。身份的意义不存在了，人生的故事却在延续。面具之上是虚无主义，面具之下各怀心事，各有目的，只有当历史一旦退回到初始，狰狞的面目才令人触目惊心。也只有在这样一个不现实而又真实的时刻，贾大那颗卑微的灵魂实现了对巩晓嘉的肉体攻击。他竟然以其训练有素的动作，从背后长驱直入，在巩晓嘉还不知怎么回事时，把她强奸了。这是精英分子的时代性沦落。这是一个时代的转折。

　　一棵大树被雷击了。也许你不能相信，可是这是事实。事实常常使人口瞪目呆，接着是无休无止的疯狂。杜天平疯狂了。巩晓嘉疯狂了。一场暴雪把整个江汉平原染成了棉花白。雪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改变了人们的对世界的印象及观念对象。蝙蝠瓦片一样扑向英雄的身躯，英雄被这一群世俗的东西包围了。英雄冲不出这个包围圈，终被丈夫的观念所打败。江汉平原上传来一声遥远的枪响，响声很快消失。一个精英式的人物在枪声中还原入俗，另一个渺小的生命却还在屈辱中苟活。

　　二、《培养》：主体淡化

　　肖文化蹲在树冠上，远远地看着马兰走过来了，这是故事真正开始的地方。肖文化从树上跳下来，把马兰吓了一跳，这个简单的情节里隐含着小说叙事的深刻的内在节奏。

　　整个叙事大篇幅采用第一人称自白的方法，只有肖文化出场时使用第三人称叙述，致使肖文化与叙述者、与主体性拉开了距离。我不知这是巧合，还是作者有意的安排，恰好帮助了我的表意主张：教师的主体性淡化。肖文化在整个叙事结构里不作主体性表述，他只是一个有意义的符号。

　　这是文本与文本所表达的现实对象有意制造的一个落差。在现实领域里，肖文化是绝对的在场。袁啸勇把“小”改成“啸”时，他语出惊人：现在是太平盛世，你还想啸聚山林？我阅读至此时，一下子把袁啸勇与肖文化拉开了距离：前者是害群之马，后者是传道之师。脑子里很快浮现出类似的经验：在每一所学校里都有袁啸勇这样顽皮的学生和肖文化这样严厉尖刻的老师。不仅如此，肖文化还出奇的精明。他能抓住学生的要害掌控学生。叙述者我曾经暗恋一个女生，还在肚子里想呢，他就发现了。袁啸勇冒充普玄，他毫不留情地撕破袁的面情观念。他利用马兰的心虚，拿住她的日记本这个把柄迫使她就范。肖文化要培养“四有”新人，学生们都能够准确地回答上来。肖文化的符号意义与其说是道貌岸然，败坏师德，不如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标本，这就是传统的教育观念已经走向了一个极端。这个极端表明，在教育领域以教师为绝对主导的一元化教学模式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教师也是一个普通人，教师作为普通人本身存在缺陷，不可能全方位地为人师表。我们不忍心把肖文化置于一个神圣的老师位置来思考，我们宁愿降低标准，让他与他的学生在一个平台上接受追问。如果是前者，肖文化是一个最坏最坏的人；如果是后者，肖文化是一个最好最好的人。她女儿肖敏敏对他的评价就是这样的。他从一个农村小学教师做起，坚持自学，不断进步，调至县里，由教小学升为教高中，然而命运不公，老婆偏瘫，他四处求医，精心照料，又当妈又当爹无微不至地照顾好女儿。他致命的错误是选择了学生解决自己性生活的不足。他的这个错误不仅仅毁灭了个人的品德，而且颠覆了整个传统的教育体系，否定了教师的完美价值和学生被培养一元化意义。教师在哪种意义上培养了学生？学生到底得到了什么培养？培养出来的学生体现了何种社会价值？没有培养出来的学生又向社会贡献了什么？也许是这一系列的问题最终向肖文化发起了进攻，他才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与现今的这个时代相距甚远。他不能够原谅自己，于是选择了自杀。

　　肖文化的自杀不是一个个别事件，它注定要引起我们的深思。它警告现有的教育制度和教师队伍在维护教师的尊严、确定教师的主体性时，必须尊重另一个主体：学生。普玄有意识地把袁啸勇与肖文化作了一个比较。袁啸勇问肖文化的女儿：（肖文化）有多好？有我好吗？我们都以为马兰是被袁啸勇糟踏掉了，结果不是，恰恰是被站在神圣岗位上的肖文化所诱奸了，并影响她一生的幸福。学生与教师的表面与深层的对立结构被揭示出来。于是，学生们在马兰的酒吧里实行自我培养。其实，任何培养都是要通过自我来实行的。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尊重学生这个主体的自我调整和优化。马兰给我们指明了一条路。她指着肖敏敏说，就是你，你最适合当老师。这就是说，学生们除了站在讲台上的那个老师之外，还有他们自己。

　　三、《快乐》：绝对快乐

　　一切变化始于一个清晨。这个描述句有一种强烈的预见性。这个清晨的天空升起一个红色的橘子，预示着希望的开始和快乐即将来临。空间的变化更具有深意。是这个变化提供了环境的转换机制，是这个机制决定了场景模式和人的模式。

　　在这个清晨到来之前，吴悦悦的心态和命运是灰色的。吴悦悦是这个时代许许多多的不幸的女孩中的一个。她的不幸不是来源于她的身体，而是来源于她的环境及其与环境的联系。她只六岁，但父母离婚已经五年。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时间差。她妈妈在歌厅唱歌，挣钱养她的继父。她继父从监狱里出来，没有工作，整天打牌。他的亲爸除了长得漂亮是一个废物，其父的全部责任转化为每月100块钱的生活费。九岁时她的处女膜消失了。她以身体资源与一个坏学生交换了安全。她在她的家庭环境中所得到的核心经验是一个黑色烟斗。这个黑色烟斗在她的人生起点上引入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结构。是这个黑烟伴随了吴悦悦大半辈子。吴悦悦带着这个黑色烟斗开始了她的人生旅程。

　　在这个清晨之后，吴悦悦的心态和命运开始输入一个存在的自然要素：快乐。快乐的出现和刷刷胡的出现同步。刷刷胡是改变吴悦悦命运的关键人物。与许多生活在底层的女人一样，吴悦悦的命运也是由一个男人来改变的。鲍其欢，一个具有与社会一样复杂结构的男人，在监狱里出生，没有上过一天学，父亲是国民党师长，母亲是共产党的书记，讨过饭，挨过打，吃过猪屎，三十九岁才结婚，总经理，为残疾人提供福利事业，婚姻不幸福，嫖娼。这一切要素构成的男人，与吴悦悦的命运建立起内在的必然联系。吴悦悦跟随在这个男人的身后，一步步走入快乐的天堂，体验到了属于自己的欢乐。她有了一份工作。工作是生命的中心，是自我的确定性。她的飘泊身世从此改变。她因此快乐得像一个汽球在天上飞。她愿意在刷刷胡身边工作，愿意与那个残疾人群体结为同事。她甚至承认自己也是个残疾人，心灵的残疾。她拥有了快乐的生活。那些残疾人身残心不残。他身世复杂，命运坎坷，他们单纯，平凡，没有太多的心里负担。他们跳舞，唱歌，像正常男女一样结成伉俪。他们唱《你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他们彼此照顾，快乐地存在着，生活着。吴悦悦从他们身上得到了启发：凭什么不幸福不快乐呢？大年三十，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天空上一个接一个的礼花炸成各种形状。鲍其欢、吴悦悦和所有不能回家的人，集结在江汉平原上的夜总会，一个打工族的集中快乐营。一个胖歌女晃动着两只蓝球一样的乳房，问，哥们，姐们，你们快乐吗？哥们姐们用木板击着桌子，用发自肺腑的震天的吼声回答：我们快乐！我们快乐！摇滚、灯光、喊声，笑声、木板击桌的声音搅在一起。生命在时间的形式中流逝。快乐在生命的渴望中迸发。吴悦悦获得了爱情。在吴悦悦的经验里，黑烟斗一直令她作呕。尽管章叔叔说，别怕，这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一件事。可是一旦与那个黑烟发生联系，她心底里就涌现本能的反感。黑烟斗成为她获得幸福、体验快乐的障碍。可是，她的障碍最终被刷刷胡的哲学解放了。刷刷胡在回忆了自己的经历之后，表明了他的人生立场：人活一世，每一天他妈都不容易，所以要尽情快乐啊。这个立场影响和改变了吴悦悦。吴悦悦理解到快乐对于她自己生存的终极意义。于是，她与鲍其欢的思想产生了共鸣。他毅然爱上了一个大她三十多岁的男人。黑烟斗的符号学意义随之发生改变。她抓住它，不再胡思乱想，不仅不再呕吐，而且非常热爱。她从观念上接受了它，理解了它。它是快乐的本钱。

　　在江汉平原上，这个以吴悦悦和鲍其欢为中心的“残疾人”群体，他们是世界的一部分，他们作为存在的属性和生命运动的方式，不能没有快乐。可是，快乐的本钱到底是什么？是那个黑烟斗吗？不是。那个黑烟斗只是一个工具。仅有这个工具是不够的。资源支持和智力支持是人生快乐的最基本的条件。他们缺乏。可是他们不能因此就没有快乐。他们的缺陷和不幸不是自身造成的，但是他们的快乐可以通自身来创造。于是他们告别深度模式，不简单地以好坏标准去看待世界和自己，突破资源和智力的限制，在平面上展开他们对快乐的追求，获取哪怕是残缺不全但被他们理解为快乐的模式。以鲍其欢的话说，我只晓得睡女人很舒服，一丁点儿杂念都没有，很快乐。他们真的快乐了。他们死死地逮住快乐不放，不问快乐是什么，为什么快乐，这就是快乐，绝对的快乐，即生命的最基本的需求，存在的最一般的方式。

　　四、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又叫黑色喜剧，是一种荒诞的、变态的、病态的幽默。哈利，肖在他的《文学名词辞典》中说，由于它对当代社会常常采取不相容的态度，因此又叫病态幽默。雷蒙德，奥尔德曼在《越过荒原》的序言中写道：黑色幽默是一种把痛苦与欢笑、荒谬的事实与平静得不相称的反应、残忍与柔情并列在一起的喜剧（此段引自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三册，第21页）。这一些定义非常适应于对普玄小说的评价。

　　普玄小说的命题，几乎都是对传统价值和主流精神的颠覆，表现了作者的巨大勇气和创新精神。《蝙蝠》和《培养》中的警察和教师，不同于作为传统价值的原型在许多文学艺术作品中重现，作为人与职业的矛盾和困惑，作为人性中应有的维度，我们在普玄的生产机制中遇到的是另一类型的警察和教师。普玄像一个坏小子，睥睨着眼看世界。他看到了公安人员和教师的另一个部分和另一个维度。他叙述精英坚决摒弃完美，选择的不是纯美的一面，而是人性中应有的缺陷或者困惑。他对底层的叙述空前干脆和彻底，毫不扭捏作态，表象的是底层本身的话语意义，而不是叙述者更不是宏大叙事的情态标志。他的大众立场不是作者与人物的双重立场，而是作者与人物的统一，作者自身就是大众。他不像有的作者以知识分子或精英立场，以救赎者或唤醒者的姿态出现，以叙述上层的姿态和价值观，把底层拔高，把平凡人写得伟大、崇高、纯洁，比如鲁迅。这是一种真实，是传统价值和主流精神需要的真实，是与宏大叙事同属一个体系的游戏规范。普玄的真实是另一种真实。是事实本身的真实。渺小就是渺小，卑劣就是卑劣，底层就是底层，人世间和人性中本就有这一切存在，何必要在这些概念里寻找甚至升华出与精英分子或高贵者同等级的维度来？何必以他们的标准来证实这些底层人的价值和追求？这是普玄不能接受的标准和方法。如果说要把精英分子和大众分子置换到同一个平台，那么普玄采取的策略不是把大众拔高而是把精英降低到大众的水准。这个水准并不是真正的降低，而是真正的大众标准化和立场化，涌现的是普遍人都应该遵守的、真实的、生动的人性标准和行动规则。如果我们依然以传统的阅读经验和思维方式去读普玄的作品，我们的确会感觉到压抑和不适应，然而我们又无法拒绝这种阅读，因为我们的良知很容易被他设置的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物强有力地占领。

　　这就注定了普玄的叙事功能必然是病态的和感伤的。马兰和吴悦悦青春年少，貌若天仙，每一个男人都为之心动，可偏偏心智不佳，不能像那些幸运的青春少女一样上了高中上大学，成为时代的幸运儿。爱情经历和性经历构造了他们的病态人格和感伤人生。马兰知道老师要诱奸于她，心甘情愿地急于把处女之身奉献给他并不爱的袁啸勇，可是袁啸勇爱她，舍不得破她，最终还是让肖文化给糟踏了，而袁啸勇一辈也没有得到过她。吴悦悦的漂亮使她没有安全感，为了报答保护她的坏学生，把处女之身献给了他，并发誓将来嫁给他。坏学生知道她痛，不敢刺，吴悦悦竟积极鼓励他：不痛。残忍和柔情结合得天衣无缝。吴悦悦和鲍其欢的快乐，更是笑容与泪水的结合。

　　在普玄式的叙事中，有大量荒诞的、变态的、荒谬的事实与平静得不相称的反应构成的喜剧效应。混混贾大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李书贵比鸡巴；吴悦悦的继父在跟她洗澡时，掏出自己的阳具给她看，并要她伸手抚摸，由此引出黑烟斗的意象；乞丐头头要众乞丐围着他用嘴吮吸他满身的脓胞，他感受到舒服，宁愿脓胞永远长在身上不再痊愈；妓女白春爱上老板张品味，张品味不可能爱她，她只配给张品味舔屁眼，张品味患有严重痔疮，白春真的乐于替他舔屁眼，以讨张的欢欣。如此等等，均叫阅读者接受到病态的感伤的美和含泪的笑。

　　五、定位模糊

　　定位模糊是普玄小说叙事中尚未解决的大事。文学发展到今天，多种流派、多种表现手法和表现方法都比较成熟。普玄选择哪种表现手法和方法在他的叙事中具有不确定因素。这种不确定因素使普玄的小说成为多种流派、多种叙事方法和表现方法的混合物。这种不确定性文本势必影响到普玄小说的价值主张和风格标志，影响到我们对普玄写作的价值判断和评价。

　　在《培养》、《蝙蝠》和《快乐》三个文本中，《培养》的叙事结构和风格比较完整和协调，更符合后现代话语模式。《蝙蝠》和《快乐》的结尾部分，前者从反面强化了主体意识，后者从正面迎合了主流精神，现实主义的精神淡化了后现代的解构意识。如果按后现代的路线，巩晓嘉与杜天平在经受挫折后应该从他们原有的逻各斯模式里挣扎出来，回到普通人和职业的要求范围里，而不应有那么强烈的主观反馈；吴悦悦已经在绝对快乐里解放了自己的身体和爱情，不必有宫外孕的节外生枝。“我想上学”的主题强化旨在为吴悦悦套上一个花环，增添她人生中的积极意义，释放她带给读者的沉重心理压力，可实在是没有任何事实基础和心理条件，于叙事结构更是画蛇添足，严重违背了后现代思想。此外，在语言运用和句法结构层面，现实主义因素居多。全部文本几乎都采取自我心灵展示的叙述方法，是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的借鉴。老实说，普玄自己也没有在这些方面认真抉策。他有意识的策略或者说核心方法就是反传统叙事，就是搞出与他人不一样的东东。从这一点上说，他是技术至上主义者。他企图通过技术的革命来征服阅读。他的目的达到了，但他的文本的内在价值体系因此倾斜。由于他的叙事风格的定位具有不确定性，大大地降低了叙事本身的扩张力和对小说命题的强化。他的几不像的叙事作派加上有悖于中国传统审美趣味的价值提供，弄得我们无所适从。这恐怕是普玄小说最终得不到更大范围认可的理由。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