泣血的青春

一

　　1968年12月24日，学校为我们老三届的学生开了个热闹的欢送会，欢送我们上山下乡，并给我们每人赠送了一套《毛泽东选集》和一把系着红绸带的锄头。

　　文革一开始，从高中六六届到初中六八届的学生就无所事事，先是武斗、接着是大串连。66年下半年，全国的交通行业和服务行业都全力以赴地免费为红卫兵小将服务，各大中学校的学生，纷纷串联到北京，想去看望毛主席。毛主席他老人家八次接见了红卫兵，使全国的红卫兵小将更加热血沸腾斗志昂扬。一部分胆子大的学生，高呼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串联到井冈山、万泉河，把全国都跑遍了。66年12月，要求复课闹革命，可是没有课本，老师们又被批斗，根本无法上课。大学、高中都停止招生，已毕业两年的六六届、毕业一年的六七届都无处可去，一起挤在原来的学校，抄帝修反分子的家，开走资派的批斗会，写老师的大字报，画同学的漫画。破四旧立四新，看到封资修的东西就猛砸猛打，就连印着凤凰图案的被面，也要一把火烧掉。

　　正当百无聊赖之际，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国各地的高初中老三届学生有的哭哭啼啼、有的踌躇满志地告别父母奔赴祖国各地。

　　我们农村中学，非农户口的“下放知青”少，农村户口的“回乡知青”多。我这个贫农的后代，当时只有十六岁，还不懂忧国忧民，也不像现在的孩子，上小学时就设想要上什么名牌大学，当时我的理想就是上个中等师范，因为师范减免食宿费。对于我这个七岁丧父，靠母亲替别人洗衣服凑钱上学的农村女孩，是最适合的。既然大家都无学可上，大城市娇生惯养的孩子尚且要下放种田，我们这些本来就卷着裤腿，打着赤脚的孩子更是毫无怨言。我和几个同学兴冲冲地扛着红绸飘舞的锄头，游行似地步行几十里回到家乡。

　　回家没几天，生产队长领着一位身穿格子外套、很洋气的漂亮姑娘来到我家，姑娘手提行李对我们点头微笑。生产队长告诉我母亲，这姑娘叫柳玉笛，是芜湖下放知青。因为这次分到我们第七队是三个男知青，一个女知青。一个女孩不太好安排，队长知道我也从学校回来了，就把她安排在我家，让我和她做个伴。

　　母亲很高兴，拉着姑娘的手，叫队长放心，一定像对亲生女儿一样地疼她爱她照顾她。我忙接过柳玉笛的行李，把她拉到屋里。

　　我把自己的铺盖搬进母亲房间，把我的房间让给柳玉笛住。我也很高兴有个伙伴，这样劳动学习都不会觉得寂寞。

　　我们正铺着床，大队书记杨有才来了。一见到柳玉笛，他的眼睛立刻放出光彩，紧盯着柳玉笛惊讶地说：哟！这么漂亮的闺女！下田干活吃得消吗？要慢慢适应，不要太累着。哦，我是大队书记，刚从公社赶回来，特地来看看你，你有什么要求，可以直接和我说。柳玉笛礼貌地说：请书记多关照。杨有才拍拍胸脯：有事你尽管找我，一句话！又叮嘱我母亲说：一定要把闺女照顾好啊，这可是政治任务！我母亲惶恐地直点头。

　　柳玉笛柳眉杏眼，白白的皮肤，挺直的鼻梁，两只刷把似的小辫扎在脑后，显得特精神。她性格开朗随和、活泼健谈、又机灵勤快。我原以为她是城市人，又比我高两届，一定看不起我，谁知她没有一点架子，和我谈学校的事，问一些好奇的问题，抢着和我一道洗碗、扫地，我俩很快好得像亲姐妹一样，我妈也特别喜欢她。

　　刚安顿好，她就拉着我一道去知青组看她的三个同学。路上，她不厌其烦地和我说着他们知青组的情况。知青组四个人都是芜湖一中高中六八届的学生，一个班的。组长叫梁野舟，另外两个一个叫朱诚实，一个叫蒋效儒。梁野舟在学校时是班长，为人真诚豁达，组织能力强，深受同学们的拥护。朱诚实老实憨厚，蒋效儒是个文弱书生，不爱与人交往。三个男生读高一时玩得很好， 但文革开始后，梁野舟和朱诚实就分属两派，双方武斗得很厉害，朱诚实脸上现在还有武斗时留下的伤疤。蒋效儒则因为父亲的原因极度自卑，他的父亲是个作家，因为在一篇文章里歌颂了刘少奇，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锒铛入狱，他就成了反革命子女。因此，他怕别人看不起他，嘲笑他，见人就躲得远远的，对所有的人都抱有戒心。唉！真希望大家能和睦相处，同在一个小组，千万不能闹别扭。柳玉笛有些担心地叹了口气。

　　柳玉笛还告诉我，梁野舟的笛子吹得特别好，真正是绕梁三日，余音不绝。她还调皮地问我：你知道他为什么喜欢吹笛子吗？我茫然地看着她，摇摇头反问：为什么？她神秘地晃着小辫甜蜜地说：不告诉你，你以后就会知道的。

　　说说笑笑就到了他们的宿舍。宿舍是三间草房，生产队的仓库改建的。房子虽然低矮破旧，但冬暖夏凉。他们用红纸写了 “知青小屋”四个大字贴在门的横眉上，墙上也贴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横幅，给这个小屋子带来了一点喜气。窗子很小，又钉着塑料纸，光线很暗。生产队用篾格为他们隔了几个房间，他们正在用旧报纸糊着篾格。靠墙的地方，新砌了宝书台，上面放着毛主席的半身像。当时，我们家家户户都有宝书台，每天，要手捧红宝书在宝书台前早请示晚汇报，在毛主席像前跳忠字舞。

　　梁野舟看到我们来了，从板凳上下来，用报纸擦着手上的浆糊，柳玉笛亲昵地拉着他的胳膊对我说：这就是我们的组长梁野舟。舟舟，这是我的房东妹妹，回乡知青，才从学校回来的。

　　梁野舟礼貌地对我点一下头：你好，感谢你对柳玉笛的关照。

　　我说：她也很关照我呢，听说你的笛子吹得很好听，什么时候我们欣赏欣赏？

　　哪里，有人替我吹牛吧？他看看柳玉笛，柳玉笛开心地笑着。

　　朱诚实也停下手中的活，礼貌地作了自我介绍。只有蒋效儒自顾自地糊着篾格。柳玉笛上前叫道：蒋效儒，来客人了，歇会吧。蒋效儒这才对我没有表情地点点头。蒋效儒文质彬彬，瘦高的身材像竹竿，瘦削而白皙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三个男生中梁野舟最帅，一米八的个头，明眸皓齿、英俊潇洒，有些像现在的影视明星李亚鹏。朱诚实人如其名，中等个头、四方脸，厚嘴唇，显得敦厚、朴实、刚毅，额头上果然有个疤痕，但不明显，被头发遮着，不注意看不出来。

　　梁野舟说：蒋效儒，等会再干吧，柳玉笛来了，我们趁这个机会开个小组会。

　　蒋效儒去洗了手，四个人坐在宝书台前。我不是他们小组的成员，就在一边帮他们糊着篾格。

　　梁野舟看看大家，很严肃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要开始新的生活了。我们都是第一次离开父母，要自己照顾好自己，我们年龄也都不小了，应该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一定要听从生产队的安排，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不要怕苦怕累，真正做到“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我们下放时老师说过，我们还会回城里去的，不会在这里干一辈子，到时就要看我们的表现如何。我们还要坚持学习，以后不管干什么都需要有文化，对不对？我们这个小组，应该成为一个坚强的先进集体，一定要高度团结，共同进步。

　　朱诚实直爽地说：梁野舟，大队叫你当我们的组长，我们听你的，你怎么说我们怎么干！我建议，我们都把在学校的那些不愉快的事忘了吧，文化大革命开始那阵，大家都很狂热，我们又小、又幼稚，难保不干点错事。现在我们远离父母，应该丢下一切包袱，互相照应、患难与共。蒋效儒，你说呢？

　　蒋效儒抬起头，见大家都热情诚恳地望着他，心里一热。梁野舟抓住他的手，真诚地说：蒋效儒，我知道你的思想负担很重，我的父亲在安师大也被批斗过，我理解你。我想父辈的事不应该影响我们，不是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吗。不要多想，只要我们认真接受教育，总会有前途的。说完，热情地握了握蒋效儒的手，朱诚实也把手伸出来，三双男同学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蒋效儒摘下眼镜，擦拭着眼里的泪水。

　　在回家的路上，柳玉笛问我对梁野舟的看法怎么样，帅不帅？成熟不成熟？我看她满脸羞涩、幸福的样子，一下子明白了。由衷地感叹说：呵！你真有眼光！你们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呀！她摆摆手，小声说：我们现在是地下状态，你可不能在外面说啊！我点点头说：绝对为你保密，你放心吧。

　　知青来到我们生产队，家家户户都把他们当作尊贵的客人，轮流请他们吃饭。在那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特殊年代，物资非常匮乏，什么都要凭票供应。人们为了买点猪肉，半夜要起来排队，有时站了几个小时，轮到跟前，肉却没有了。尽管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但只要知青来做客，饭桌上一定比他们自己过年还要丰盛。

　　知青们很感激乡亲们对他们的厚爱，每到一家，他们也像解放军一样，挑水洗菜、打扫院落，乡亲们很喜欢他们。

　　生产队划给他们一小块菜地，他们种了萝卜和青菜，一有空，他们就往菜地跑，看着青菜萝卜一天天长大，他们很兴奋。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劳动成果呀。

　　第一次干的农活是打垡子。晚稻收割后，用犁把田里的土深翻起来，大块大块地晒干，晒得像石头一样硬，再用锄头把泥块敲碎整垅成畦，然后播种施肥。这样既可保持土地的肥力，来年又无病虫害。这活连壮劳力都怕干，当地有句俗语：女人怕生娃子，男人怕打垡子。可见这农活的残酷程度。

　　梁野舟和朱诚实在学校曾经参加过学农活动，力气也大一些，不多一会，他们就掌握了技巧，能够跟得上社员们的进度。可蒋效儒和柳玉笛却感到锄头不听使唤，锄头把在手里打转，使了很大的劲，泥块却打不碎。越着急锄头越不听话，蒋效儒几次差点挖了自己的脚。不知是急的还是累的，脸上的汗珠直往下掉。梁野舟和朱诚实赶快回过头来，帮助他俩把进度赶上去。生产队长跑过来，要给他俩换个轻松的活干，他俩都坚决不换，柳玉笛是不服输，蒋效儒则是害怕别人说他怕苦怕累。上午十点钟，别的社员中途休息，哺乳的妇女回家给孩子喂奶，他们四个人顾不上休息，拼了命地赶进度，累得汗流浃背。

　　一天的垡子打下来，几个知青筋疲力尽，手都被磨出了血泡，干活时忙着赶进度，还不觉得怎么痛，现在一歇下来，就觉得火辣辣地痛。柳玉笛说：手都破了，明天还能拿锄头么？梁野舟说：不能干一天就败下阵来，那岂不成了逃兵？乡亲们能干我们也能干！第二天，他们用纱布把手缠上几道，咬咬牙继续上阵，尽管每次锄头砸下去时，他们都疼得龇牙咧嘴，但终于坚持下来了，血泡被磨破，结了痂又被磨破，直到磨成了老茧。

　　油菜种下去以后，接下来的农活是挑塘泥，也很考验人。一天下来，身体累得像要散架，肩膀疼得要命，后颈换肩的地方衣服被血粘在身上脱不下来，只得用水把衣服润湿，一点一点地揭下来。他们把破皮的地方涂上消炎药，蒙上纱布，第二天一早，又准时出现在工地上。乡亲们说：这几个芜湖下放的娃子一点不娇气，能吃苦，好样的。评工分时，乡亲们要求给他们评十分工，和壮劳力一样。

　　生产队长要柳玉笛和女社员一起干点轻活，柳玉笛不愿意，她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队长你可不能歧视女同志啊！

　　蒋效儒虽然身体感到劳累，但精神上紧绷的弦放松了。这里没有歧视、没有白眼、没有侮辱，几个同学对他都很关心照顾，生产队的乡亲们对他也很好。他的愁苦的脸渐渐露出了一些笑容。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挂念身陷囹圄的爸爸，想念孤独无助的妈妈，担心妈妈承受不了无休止的批斗和侮辱，他只有躲在被窝里叹息、流泪。

　　其实有一双阶级斗争的眼睛开始是紧盯着他的，这就是大队书记杨有才的阴阳眼。杨有才的右眼由于上眼皮特别长，把眼珠囚禁了一半，不容易完全睁开。一般的时候，他只睁左眼，只有在愤怒的时候，才睁开右眼。这双阴阳眼使他的脸部显得狰狞可怖。他仅凭左眼就看出蒋效儒是书呆子一个，在他身上不会出现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生产队长也说蒋效儒虽然体质差一些，但从不偷奸耍滑，也没有说过怪话。生产队长还说，几个知青的表现都很好，能吃苦耐劳，脏活、累活抢着干，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杨有才对他们几个男生失去了兴趣，把眼睛盯准了柳玉笛。

　　柳玉笛虽然住在我家，但参加知青小组的一切活动。每天早上，梁野舟带领大家在毛主席像前背几段毛主席语录。像“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等段落，背得滚瓜乱熟。晚饭后，几个人围着如豆的灯光学习高中课程。六八届的高中毕业生，实际上高中只上了一年，他们就从六七届、六六届的同学那里借来高二、高三的课本。做习题、背课文，有时为一个题目争得面红耳赤。疲劳了，梁野舟就来几段笛子独奏，他的笛子吹得真是出神入化，时而像山涧的溪流，奔腾跳跃，时而像深谷的鸟鸣，婉转悠扬，全村的大人小孩都被吸引来看热闹。有时我们这些农村青年也和他们一起步行到十公里外的白茅岭农场看电影，一路的欢歌笑语，一路的青春飞扬。

　　梁野舟为什么喜欢吹笛子？朱诚实帮我解开了这个谜：梁野舟深爱柳玉笛，才迷上了吹笛子。难怪他的笛子吹得如痴如醉，缠绵婉转，荡气回肠，原来他把对柳玉笛的爱恋、对未来的美好憧憬都化作美妙动人的音符，这曼妙的旋律像蝴蝶一样翩翩飞入柳玉笛的心房。

　　有时，我家屋后也会传来悠扬的笛声，柳玉笛一听到这美妙的声音，脸红得就像绽放的桃花。我马上明白了，作出羞她的样子，她捶了我一下，笑呵呵地跑出去了。

　　桐汭河边，留下他俩浪漫的足迹。坐在金色的沙滩上，听清澈的河水淙淙流淌，看绚丽的晚霞在天边燃烧。两颗年轻的心，沉醉在甜蜜的爱的海洋，沉浸在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之中。

　　枯燥而单调的日子被他们装扮得丰富多彩，简单而繁重的体力劳动也被他们赋予了诗意。

　　秋风卷着落叶悄然离去，雪花携着春意翩然而至。日子一天天翻过，转眼到了他们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乡亲们拿来了自家晒的山芋干、香菜，作为他们带回去送给亲人的礼物。他们带着乡亲们的深情厚谊，回去看望日思夜想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