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河边

第一章 高明德谋事为民 杨村人劫后逢生

　　世事因果皆有定，莫怪老天道不公。

　　命里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

　　人的命运，有时自己很难把握，就像有一条无形的手牵着你一路前行，这就是天意。天意如何，我们自然很难猜测，既然猜测不到，就不能坐得命运的安排，就要有所作为。常言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如果你不去谋事，又怎知老天不与你成事？自己已经谋过事了，如果还是不能成事，那就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天意不让你成功；另一种就是成功时机还未到，上天是在磨砺这人的意志。不管是哪种可能，只要一息尚存，人类就要与命运抗争到底。抗争是人的本能，是一个过程，成功不成功就要看老天了。命里只有八合米，我们也要为这八合米而奋斗，不然的话，恐怕这八合米我们也得不到。所以说，天意难违，有时也事在人为，坐等命运的安排，也未必就是上天的本意，不然何至于有多难兴邦之说？

　　1960年春天，杨柳吐绿，小草发芽，小桥流水依然像往年一样淙淙流淌，刚刚经历一场大饥荒的杨村村民正憧憬着未来的新生活。想起1959年的那场可怕的大饥荒，村民们依旧惊魂未定，心有余悸。太可怕了，周围村庄饿死了那么多人，而杨村却一人未损，简直是从鬼门关里捡条命回来，真该谢天谢地了。

　　说起五九年的那场大饥荒，就不能不提一下高明德兄弟，因为是高明德把杨村全体村民从死神眼皮底下带出来的。

　　高氏兄弟1956年移居扬村，居住在村子中心地带。哥哥高明德，时任杨村生产队长；弟弟高明理，是杨村所在的高庄大队党支部书记。要说这杨村，也真是块风水宝地，建国以来直到八十年代后期，高庄大队（后改为高庄村委）党支部书记皆出其村。第一位支书是杨崇惠，居住在杨村村东，第二位支书是高明理，第三位支书是杨村村西的侯志明。这三位是当时高庄大队的风云人物，提起他们，高庄大队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三人在高庄大队官场上明争暗斗，水火不相容，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了以高明理、侯志明为首的文革派和以杨崇惠为首的造反派之间的严重对立。两大派之间风水轮流转，你方唱罢我登场。杨村则分化成村东、村西两大阵营，村东是造反派，村西是文革派。此后的七十年代未土地分田到户时发生的一系列纠纷，虽然是利益之争，但多少也与这段历史宿怨有一定关联。直到八十年代后期，三位老支书先后退出官场，杨村东、西村民之间的恩怨才得以彻底化解。1997年，高明理去世，杨崇惠、侯志明前去吊唁，回家后二人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终日郁郁寡欢，于当年先后去世。三位老支书黄泉路上又结伴而行，真可谓：

　　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相聚几时休。

　　早知身后伴你行，索把生前恩怨勾。

　　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话题回到1958年。当时正值大跃进时期，浮夸风、大锅饭盛行，最流行的口号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高明德时任杨村生产队长，因其弟弟是高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哥哥当上生产队长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那年高庄大队大小会不断，有时全公社的生产队长还要到李津公社（高庄大队归其管辖）开生产总结大会，大会精神不外乎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之类的议题。公社领导讲完话后，各生产队长要上报当年的粮食亩产，亩产高的村生产队长受表彰，亩产低的村生产队长要在随后召开的批斗会上接受批斗。

　　这年7月，夏收过后，高明德参加了李津公社大会。人该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在公社领导要求各村生产队长上报夏粮亩产时，高明德被排到第一个。说句实话，五八年确实是一个丰收年，那年小麦长势特别地好，天气又顺，杨村的小麦亩产达到创记录的400多斤，而在正常年份，亩产能达到200多斤已算是烧高香了。高明德心眼儿实，以为400多斤的亩产是前无古人的好收成，就如实报了上去。谁知老天不遂人愿，接下来的李庄报了500斤，赵庄报了550斤，随后各村层层加码，胆子越来越大，亩产越报越高，到最后一个贾村生产队长贾大空上报亩产时，放了全公社第一颗“卫星”：小麦亩产7000斤。

　　贾村的成绩得到了公社领导的充分肯定，认为这是大跃进的典型，要求全公社各大队在会后组织参观团去贾村参观学习，欲将其生产经验推广到李津公社各村。贾大空这下慌了神，心想露了馅怎么办？忙向公社领导请示一下提前回家，准备应付参观团的到来。

　　接下来是批斗会。高明德上报的亩产最低，自然成了被批斗的对象。

　　“你村亩产为什么这么低，你这个生产队长是怎么当的？”

　　“你是怎样抓革命、促生产的，你的革命积极性哪儿去了？”

　　“粮食产量怎么会这么低，是不是让你贪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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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是文斗，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罗列高明德的种种“罪状”。有人甚至上纲上线，认为高明德是在故意破坏生产，是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跳梁小丑，是内奸，是叛徒，是反革命分子。对于这种革命败类，大家义愤填膺，情绪高涨，似乎只说不做已不足以表达其革命热情。

　　批斗场面逐渐失去控制，随着一声“打倒高明德”口号的喊出，文斗演变成武斗。大家你一拳、我一脚只管往高明德身上招呼，有的还撕衣服、扯头发，把高明德打得鲜血淋漓，在地上爬来滚去，头发一撮一撮被扯下来。待批斗会结束后，高明德好似地狱里出来的鬼魅，不成人形了。

　　高明德是被人抬回杨村的，听说队长挨了打，村民们都来看望。在得知事情经过后，村民叹息不止，有的说高队长太老实，有的说队长太难当，还有的说高队长时运不济。在家躺了一个多月，高明德的伤逐渐痊愈，能够下床走路了。高明德找到弟弟高明理，说什么也不愿再当这个破生产队长了。

　　高明理好劝歹劝，总算把哥哥劝住，他对哥哥说：“生产队长你还得当，以后再有开会的事让别人去就是了。”

　　高明德说：“让当队长可以，开会坚决不去，否则就不当生产队长。”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转眼又到了秋收季节。杨村秋季又获得大丰收，玉米和大豆早已收获入仓，村前空地上红薯堆得像小山似的，地里也只剩下20多亩红薯没收上来。这天清晨，村里突然接到上级通知，为了保证当年的小麦按时播种，各生产队必须在通知下发当天将红薯全部入窖，15天之内小麦必须全部种上，公社将在第二天派人到各生产队检查，完不成任务的村，公社将组织批斗会对其进行批斗。

　　接到通知，高明德傻了眼，一天之内将这小山似的红薯全部入窖，这是无论如何也完不成的工作量，况且地里的红薯还没收完。完不成要挨斗，挨斗意味着什么，高明德心里比谁都清楚。既然是死命令，那就干吧！一阵铃声响过，村里男女老幼全被召集起来。高明德向村民传达了上级通知后，要求村民只要能动的全部投入劳动，各家小孩不准上学，和大人一起干活，三顿饭由食堂派人送到干活现场。于是，男劳力挖红薯窖，妇女运红薯，老人和小孩整理玉米秆。忙活了整整一天，天黑了下来，也只有一半红薯入窖。

　　看着剩下的一大堆红薯，高明德犯了愁。时下是大锅饭，各家不准私藏粮食，照这样下去非挨斗不可。

　　村民张白金说：“干脆把红薯倒进水塘喂鱼算了。”

　　高明德一瞪眼：“喂你个毬，你说的容易，这可是全村来年的口粮啊！咱这里主食是红薯，倒进水里，咱村人明年都喝西北风去？”

　　有人提议：“那就藏到各家吧。”

　　可村民又怕犯错误不敢藏，都眼巴巴地看着高队长。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再拖下去也没个结果，高明德最后狠狠心：“红薯就藏在各家，出了事我担着，豁出去也要保住咱村的口粮。注意一定要藏好，不能被外人发现，更不能对外人提及此事，否则咱村就遭殃了。”

　　村民们听到队长发话，马上又来了精神，抬的抬，拉的拉，扛的扛，拿的拿，眨眼工夫，空地上的红薯被清理得一干二净。

　　待空地上的红薯清理完毕，高明德想到地里还有红薯在躺着，屁股还没擦干净，不能歇工，夜里要加班干。于是，妇女们又拿起镰刀到地里割红薯秧，男劳力套上牲口犁地，露出地面的红薯拾回去藏了，埋在地下的红薯就只能烂在地里。

　　就这样又忙了一宿，第二天天亮时，杨村所有的土地已被整理得干干净净，找不到庄稼的影子了。

　　红薯虽然藏了起来，可毕竟是高明德的一块心病。迟则生变，得赶快处理掉此事，勉得夜长梦多。上级要求小麦必须在15天之内播种完，高明德让村民白天播种小麦，夜里偷着窖红薯，不到15天，小麦播种完毕，红薯也都入了窖。好在这时周围村庄的村民都忙着秋收秋种，时间紧迫，哪有闲功夫去串亲访友，上级检查人员只是在田地周围转悠，也没想到有人敢让各户私藏红薯。这事总算有惊无险，让高明德给混过去了。

　　事后杨村村民才知道，别的村队长怕担责任，来不及入窖的红薯十有八九都倒进水塘喂了鱼。

　　秋收过后，又迎来了全公社例行的秋收秋种工作总结大会，公社要求各生产队长都要参加。鉴于上一次的教训，高明德这次没敢去，而是派了村里的党员丁德柱代表杨村参加会议。

　　丁德柱是烈士遗孤，母亲牺牲于支前路上，父亲牺牲于朝鲜战场，丁德柱是在杨村张姓姥姥家长大的。高明德很清楚，批斗会上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丁德柱这个出身“一身红”的小伙子挨斗，谁若斗了他，就犯了大忌，自寻霉头。

　　事情的发展果不出高队长所料，那天丁德柱去公社开会，在上报秋粮产量时，有人以为杨村来的还是高明德，就故意提出还让杨村先报亩产，期望能看到夏季批斗会上精彩一幕再度重演。丁德柱人很憨厚，又是第一次代表杨村参加会议，不知其中深浅，就如实上报了亩产，结果可想而知，杨村这次又是倒数第一。

　　接下来开批斗会，丁德柱被人揪到批斗现场。当人们正摩拳擦掌准备一展身手时，还是公社一位领导眼尖：“这不是丁德柱吗？哎呀，我的妈！”心说要是今天批斗了他，明天挨斗的一准是自己，不行，得赶紧打住。

　　这位领导急忙抓起主席台上的高音喇叭向人群喊话：“大家安静点，这位杨村代表丁德柱，是烈士后代，我们要是斗了他，对得起先烈的英灵吗？”

　　一句话把大家唬得魂都飞了，知道这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既然丁德柱不能斗，那就换个人吧，又把亩产排名倒数第二的李庄生产队长拉到批斗现场。这位刚才还跃跃欲试的李庄队长，顿时像秋后霜打的茄子，蔫了。

　　因为丁德柱险些让大家犯了政治错误，人们憋了一肚子气，全都撒在李庄队长身上，文斗没过多久就转入了武斗，拳脚功夫也更加凶悍。这下李庄队长算是倒了血霉，转眼间红脸变成了花脸，花脸变成了紫脸，最后索性躺在地上，只剩喘气的份了。李庄队长被抬回去以后，在床上躺了三个多月，才拄着拐杖慢慢走路。他起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大队辞了生产队长职务，李庄村民从此不再叫他队长，另外给他起个绰号叫“铁拐李”。

　　丁德柱不虚此行，也因而得到了高明德的器重，以后公社有个大会小会，高明德就让小丁去参加，后来高明德觉得小丁为自己做得太多，自己又无以为报，就跟弟弟高明理知会一声，让小丁当上了高庄大队的民兵营长，也算是让先烈的英灵有所慰藉吧。

　　杨村如实上报了粮食产量，公粮自然比其他村庄少缴了许多，村里库存粮食较为充实。当时的杨村村民并没感觉到什么，但当1959年的大饥荒到来时，村民们才发现，高明德队长为他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1959年春天，周围村庄的生产队食堂陆续断粮，不断有饿死人的事件发生，而且灾情欲演欲烈。为了活命，人们挖野菜，剥树皮，甚至连水草都捞上来吃掉。许多青壮年不愿在家坐以待毙，纷纷偷跑出去逃荒要饭了，老人和孩子只要听说那村有粮，有亲戚关系的就都前去投亲混饭，没有亲戚关系的只能待在家里听天由命。

　　相比之下，杨村的优越性显得尤为突出，别村断粮了，杨村还有许多存粮，但高明德心里明白，大锅饭毕竟不是小家过日子，浪费较为严重，再加上投亲来混饭的20多口人，这样下去库存粮食根本撑不了多久，看来得想办法度过眼前的饥荒。高明德一方面安排生产队食堂在伙食里尽量多加野菜，压缩粮食供应，以延长粮食供应时间，另一方面，又让妇女们下地挖野菜，男劳力则在家里织起一面面大网。

　　村民们很纳闷，水里的鱼能捞的早被人捞吃了，队长让织这么多大网干啥用？也不知队长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问队长原因，队长又不说。

　　待大网织成以后，高明德一声令下，全村男女老幼全都下地逮野兔去，村民们此时才明白队长让织网的真正用意。那时人们虽然饿得慌，但看见野兔也拿它没辙，野兔精得很，只要一看见人，三蹦两跳就窜进庄稼地里不见了，人们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它跑掉。

　　高队长这一招也真叫绝，二十多面大网铺开，一围就是二十多亩地，大人小孩都在里面赶野兔，场面颇为壮观。周围被大网封得严严实实，里面又到处是人，野兔在里面窜来窜去，不多久便精疲力竭，被人们捕捉殆尽，一块庄稼地捉完后就再换另一块地。这样一天下来，少则能捉到十几只，多则可以捉到三五十只。村民们隔三差五总能改善一下生活，吃顿鲜美可口的野兔肉，每家还时不时分到一二只野兔头来。虽然是饥荒年月，杨村村民却个个吃得红光满面，精气神十足，这把周围村民嫉妒得牙根痒痒，恨老天把自己投胎投错了地方，看着别人吃肉，自己却要忍饥挨饿，心里不平啊！

　　后来其他村庄的生产队长也想学着杨村捕野兔，可算一下织大网需要好长时间，织网的线准备又不足，等到大网织成，野兔也该被杨村捕得差不多了，只好放手作罢。从这一点上看，杨村是占了先机。

　　高明德带领杨村村民一个不落地走过了饥荒岁月，到1960年饥荒缓解时，就连前来投亲混饭的20多口外村人也得以脱难，高明德从此在杨村威望大增，声名远播，其生产队长的位子更是无人敢觑，。即便在文革时期，无论是文革派当政还是造反派上台，谁也不敢动杨村生产队长一职。杨村两派虽然政治上有分歧，但在对待高明德队长的态度上，却是惊人地一致，他们都把高队长看作自己的再生父母，看作杨村的大恩人，以后不管杨村两派如何争斗，只要高队长出面调停，矛盾就会得到暂时的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