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时杂谈

合情合理才是真

　　中国人最讲人情，最会求存。

　　可说，中国搞不了西方那一套。几千年的波谲云诡的政治史，催生出中庸、知足、圆滑的民族性格，文化意识不同，民族心理不同，也使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善于变通的民族，识时务者为俊杰，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不是南极，就是北极的固执，所以不走极端。西方人的物质构成是岩石，什么都硬梆梆，直挺挺的。 而中国人的物质构成则是水，最会随物赋开，因势幻化。

　　举些例子：

　　三国时曹操领军出征，禁止军队践踏庄稼，犯者斩。刚好老曹的坐骑被一只老鼠惊吓，跳入庄稼地，曹操就说，我犯法，当斩，即解佩剑欲自刎，众皆止之，说，军不能无主，可割发以代。阿瞒就割发代之。一军肃然。

　　在旧小说中，如《杨家将》、《岳家军》之类的，要斩一个重要将领时，总会有许多人出来求情，一求情，执法者就顺水推舟，说，暂寄你项上人头，以后再犯，二罪并罚。

　　当然，有人会反驳说，挥泪斩马谡的孔明，不就是一个铁面无私的执法如山的人吗？这我不否认，他是一军长，生杀权力之集中者。但当刘备在日，他就不得不考量一下主公的脸色了。关羽华容道私放曹大恩人，人称其义，我看是被小义蒙蔽，置国家大义于不顾，小人一个，脱不了江湖义兄弟的习气，妇人之仁，荒废国事，这样的人做一哥，难成大业；做将领，不得好死。作为主帅，肯定要对这种人这种行为深恶痛疾的，更何况是立了军令状的，但孔明怒而喝令斩关羽时，被他顶头上司一劝，就完事了。

　　假如曹操真自刎，则将为天下人笑话了；而孔明真杀了关羽，不单其地位不保，甚至有性命之虞。幸好他不愧是智慧的化身，不然就留下不忠的千古话柄了。

　　一言以蔽之，法可立，但不能犯众。理应遵，但不能害情。

　　其实曹操、孔明等当时都是做做样，演演戏，都知是不可能的事了。

　　我们不得不佩服，政治家都是一流的演员，也是编剧的能手，导演的最佳者。

　　有句话讲得好，规则人是立的，也可应人之所需而变，我们才不会愚蠢到成为规则的奴隶呢。

　　传说商纣时期，西伯侯管理的西歧大治，路不拾遗，门不闭户，没有设置牢房，偶尔有人犯罪只好在地上画个圈暂做牢房，无人看守也能乖乖地呆到限定时间。但中国人早进化到另一境界了，画地为牢，一看无人看守，聪明的中国人就会机灵地偷偷溜掉，才不会笨到真呆着不走哩。

　　但是，中国人这种颇受西方人诟病的对规则的轻浮态度与功利心态，并不会总带来和平的结果。所以，每次有重大事故时，大家都痛恨那些作风飘浮，执行松弛，徇法谋私，罔顾民众生命安全与切身利益的官——时，都会想，哪一天才能实现西方那种制度完备，执行严谨，透明公开的法制社会？ 但，假如给一个官你做，赋予一种权力给你，你是否能做到刚正不阿，铁面无私呢？

　　法理还要兼顾人情，这是中国的特色，从某方面来说，也是中国人的智慧之处，不拘泥成规。这种所谓的智慧，常常成为投机取巧的藉口，极容易催生腐败，把人情当谋取私人利益与进阶官爵的筹码，那就是对合情合理的“情”的曲解，也是对“理”的亵渎。

　　最近统计一些贪污腐败的案件，人们开始惊心动魄地发现，违法犯罪的公务员正在趋于年轻化，那是多么让人不安的消息。现在行贿也搞长期投资了，长此以往，岂不忧心？

　　权力假如缺少了一种足以相称的监督机制，往往变得无所顾忌而沉陷于腐败的深渊。

　　所以，我更愿意把合情合理中的“情”理解为：民情，舆论，伦理，道德，良心……而不是通常所说的搞关系给面子讲私情。

　　如此，才真合理合情，才真超越“求存”阶段而达到创造历史重铸民族辉煌的境界。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