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农历壬辰年，华东平原山东省西部的阳谷县是欠收年。春天闹旱，夏天闹蝗。春天一个风沙搅天的早晨，我出生在阳谷县一个普通的农村 —— 龙护源村。这是一个经济状况中下的小家庭，三间堂屋、大门连着半间东屋的长方形小院，院里长着一棵椿树、一棵槐树。父亲是小学教师，母亲是农民，上有比我大10岁的姐姐、比我大四岁的哥哥。父亲患过精神病，很小胆，1947年秋，他正在地里干活，突然受到蒋军飞机的扫射，惊吓过度，当时昏死过去，别人用担架把他抬回家，半年多不会说话，后逐渐好转，不断吃药，教学也不能正常；父亲弟兄三个，1950年分开单过，他不懂农活，又有病吃药，家里境况不算好。那时农村接生还没有去医院的，奶奶、婶子就是接生婆。我一生下来就撒了湛清的一泡尿，这一尿把这个家庭添丁的喜庆降到了冰点，按迷信说“屙爹尿娘”，生下来拉屎毒父、撒尿毒母，“毒”是相克、损害的意思。奶奶说：“兴是个要帐鬼！”父亲说：“该不顺当。”我的形容又干瘪、瘦小，很难让全家人喜欢。姐姐正上小学，添了个小弟弟，她很惊喜，给我取名“学新”，学有长进、革故鼎新的意思。或许，这就是母亲和我的缘分，母亲生我快满月的时候，我得了一个要命的怪病，嗓子长蛾子，并发鹅口疮。在我哥哥上边，母亲还生过两个男孩，都是得这个病夭折的。会看这个病的，只有离龙护源10里的孙庄孙家，配药费昂贵。发现我得病是吃早饭的时候：咦，这小二怎么不会掴奶了？当发现我长蛾子长鹅口疮的时候，母亲吓坏了，可别随他前边的两个哥哥。“赶紧去请先生！”母亲催父亲。父亲很为难：“看不好的病，前头那两个少看了，少花钱了？”
“那就不要他了？”
“不是不要，怎么要？我也得吃药，又没有钱。”
“你是不给他看？他不是你的儿？！”
“我的命不要了！给他看——这畜生长大也不得好！”
还能再说什么，母亲早晨没吃饭，穿好衣服去近门、邻居家借钱。半晌，钱也没借够，时间不能再等，她带上借的、手底下所有的钱，推开劝阻的二婶子，抱起我去孙庄。临去前，她喝了锅里已不热的多半碗剩米饭，不知是气还是紧张，喝下去的米饭又吐出来一半。赶到孙庄，母亲浑身是汗，医生家得知她是个月子里的人，赶紧让她坐下，端给她开水喝。医生看了我的病，说：“再晚来半个时辰，我也不给你看了，你们家怎么拿孩子的病当儿戏？”母亲眼里噙着泪，不说什么。当说到拿药钱不够时，母亲给人跪下了：“这是一个还不满月的孩子，您就救救他吧，钱，我一准给您送来！”医生在那里给我上了药，给我配了药。母亲给我看病回到家，马上就病倒，接着是大病一场。父亲说母亲：“以后你指望他就行。”母亲说：“他长大，这些事我要给他说，怕你指望他还不行。”父亲说：“他不行，我不指望他，我指望大的，你指望他。”母亲说：“两个儿都是我的，我都指望，话即使说到这儿，我就指望二！”母亲大病一场，命保住了，但落下了终生的病根，见点凉气就心口疼；特别不能和我父亲生气，几句话不投机马上就犯病。在我长到四、五岁记事的时候，母亲向父亲承诺，不告诉我出生时侯看病的事，我出生时的劫难成了父母亲共同的秘密。为着把出生时撒尿的毒气转移出去，在我记事后母亲叫我认了两棵树做干娘，先是我家院里的这棵椿树，（在树上拴一根草腰，跪下磕三个头，喊一声“娘”，再供一小碗水饺），第二年初夏时分椿树竟生虫子死掉了。害怕毒气不净，随即又在村头认一棵柳树做干娘，认后几个月柳树又被伐掉了。父亲说：“家前场院有个石磙，你再去认了吧！”一天，我一个人偷偷跑到场院里，在场院的边缘真有一个石磙，我跑到石磙跟前，看到石磙的一侧裂了一道大缝，还被碰掉了一块，我含泪回到家，哭着对母亲说：“娘，那个石磙是烂的，不是我毒的”母亲把我揽在怀里，说：“行了，咱不认了，娘不信那，你也不信，咱都不信。”虽说不信，但我母亲从我记事就有病，这使我总感觉欠着母亲什么，冥冥中也感觉我的命运与别人不同。
记忆从病痛和饥饿开始
母亲的病主要是心口疼，经常犯，常常疼得在炕上翻滚、哭喊，这是我最早的记忆。怕累、怕气，平常吃饭也非常注意，不敢吃凉，不敢吃多。吃西药也吃中药，我父亲在外乡教学，我二婶子就常给我母亲熬中药。在一个风天雪地的夜里，我母亲病得快不行了，邻居钱福、冯保全把我父亲从外乡叫回来，他们的鞋、衣服都湿了，我奶奶、婶子一边给他们烤衣服一边给他们烧姜水喝。我经历过多次这样的情况，母亲又都慢慢好转过来。母亲虽然这样有病，但我们姊妹兄弟的穿戴比别的人家的孩子还要整洁，她只要身体能撑住架，就抓紧给我们做衣服、做鞋，饭食也尽量变着样做。我问过母亲：“你这常有病，是我毒的吧？”母亲说：“那是迷信，咱不信那。”她很开明，虽然也烧香磕头、叫人算卦，但从不把这些真当回事。她对孩子们的教育也挺符合形势，我记得她教我的童谣有：“八路军，是好军，吃黑窝窝打日本。”她说：“八路军是最好的军头。”她给我讲她们当年支前的事，如何给八路军洗血衣、绷带、做军鞋；讲妇女的缠脚、放脚，讲妇女过去如何受摧残歧视；讲我们老张家解放前如何受气。她给我们的政治思想是：八路军好，**好，社会主义好。母亲待人宽厚平和，我和同我一块玩的一个小伙伴总打架，我母亲和他母亲没红过一次脸，所以我们打哭泪花未干又跑到了一块，成了打不散的好朋友。为使我母亲犯病时我父亲能在跟前照应，1956年春天，我二叔用一个小推车把我母亲、我和我妹妹送到我父亲教学的孙谢村。我妹妹比我小三岁。孙谢离我们家近20华里。于是，我父亲、母亲、我、我妹妹住在孙谢一个叫小毛的家里。他家住堂屋，我家住东屋。小毛家是被斗户，一家人都不爱说话。春天，小毛家粮食不够吃，天天拌野菜拌槐花吃，孙谢村的路两旁都是槐树，白花花的槐花，满村都是香气。小毛比我大一岁，他哥哥大毛比我们大五、六岁，常拿着根绑着铁钩的竹竿领着我和小毛满村钩槐花。我们家的生活要好些，母亲常包包子。一天，母亲刚把蒸熟的包子拾到篮子里，我端起篮子就往外跑，要给小毛家送去，母亲笑着拦下我说：“行，我们也得吃啊。”于是捡几个样好的，用干净毛巾包好叫我给小毛家送去。父亲不乐意叫送，曾经打过我。1957年，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又回到了龙护源村，我上了学前班，我很乐意上学，母亲都是早早做饭。一天我吃过午饭，背着书包提着瓶开水去上学，刚出大门，却迎头遇着两排大点的小学生列队放学回家，他们都看着我笑，我赶紧溜回家去。
1958年大跃进，大辩论打人，村干部说要打谁，社员排着队打，谁不打、谁不用力打，反过来打谁。母亲带病也要下地干活，记得是夏天，给一片棉花地打草荒，母亲犯病躺在地头呻吟，承受着村干部的指责，我就守候在母亲身边，给母亲捶脊梁、捺胸口。我们村的地都很远，一天下午，我跟随母亲在四里外的一块地里栽夏地瓜，每人七斤地瓜秧的任务，顺单铧步犁犁开的沟，按每尺半远一棵顺放在那里就行，到地没大会，就看到一片水汪汪的云彩从南边天际升起，别的妇女催促母亲赶快回家，可地瓜秧才下去一点点，小队干部不让，我自告奋勇替母亲放地瓜秧，母亲回家了。那天雨没有下，红日西坠，七斤地瓜秧我放完了，周围传来一片啧啧的称赞声，我脱下小单裤背在身上，光着屁股在人丛中仰着脸走过，我感到我 是一个大英雄。
1958年，我父亲调四棚公社河西赵村教学，我、我妹妹又跟着我母亲来到了河西赵村，那时我姐已在县城住校上中学，我哥跟随我奶奶在家上小学。在河西赵村，我继续上学前班，我们的教室是个小东屋，课桌是土坯搭的。教我们的是个女老师，上课她教我们唱歌、画画；下课教我们做丢手巾的游戏，跳找朋友的舞蹈。虽然天天喝菜汤，吃不饱，但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
1959年春天，父亲拉着地排车又把我们送回了龙护源村。回家的路上，我看到地里的麦苗都一根根线似的，又黄又弱又密。1958年秋种时，好象是说一棵麦穗结俩粒，播种1000斤就能产2000斤，播种量很大，摇耧的老农害怕辩论，就把成袋子的小麦埋到地里，谎报播种量。那时村里还在吃大伙房。农村实行大伙房，起始在1958年秋天，一个生产队的几百口人统一在一个伙房吃饭。开始集中在一块吃，找一个有几间闲屋的大院，再搭一个大棚，有的在屋里吃，有的在大棚里吃，吃完饭，人们的碗筷象部队一样各自用一个小袋子装起来挂在饭堂里。人们说这就要过共产主义了，心里都还很憬，我奶奶就把一个布毛巾洗了又洗，问家里人拿到饭堂擦手、脸行不行，生怕给饭堂抹了黑。集中了一段时间，又都领回家吃。开始生活不错，几天一改善生活，吃馍馍，炸丸子；后来生活越来越差，冬天领的饭就不够吃了；到了1959年春天，领的饭连半饱也不够。领的饭不够吃，又不允许个人做。1958年下半年大炼钢铁，收去了每一家的大锅小锅，在家做饭是犯禁的，也不允许谁家有米有面。三月的一天，我去伙房领母亲、我和妹妹的饭，看到两笼包子打扇后在那里放着，还不到发饭的时候。在生产队当个小组长的钱福就坐在笼屉旁边吃了一个又一个，我看着他，肚里饿，心里馋，我趴在笼屉旁边，也不自觉的从笼屉里抓出了一个包子。伙房里的赵潘氏看到了，便向伙房里的头黄三挤眉弄眼，赵潘氏当时还不到30岁，一对风流眼，净眯缝着看人；两个大奶子，走路一颠一颠的，并不好看，但她凭靠这，在生产队一直是干轻活拿高工分。黄三的眼开始向我使劲，我拔腿就跑，黄三起身急追，一边追一边吼叫：“把包子给我放下，再跑用砖头砸你！”黄三40来岁，一脸横肉，凶神恶煞的样子，我吓哭了，声音都变了调，跑出伙房五、六十米，我丢下了包子，黄三捡起包子还在向我吼叫，并骂骂咧咧的对四周的人说：“小**孩，知不道天高地厚，组长吃他也想吃！”我回到家，向母亲哭诉拿包子的事，母亲有病怕气，无力去和别人吵嚷，只能把我抱在怀里抚慰我。这件事后的几天晚上我都会在梦中惊醒。
在我的记忆中无法抹掉的下面这件事是发生在邻居家的。也是那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还没起床，就听见有训斥声和哭喊声，于是赶快穿衣起来去看。事情就发生在隔壁邻居家，这家邻居6口人，夫妻俩和4个闺女，男人叫大笨，年龄和我父亲相似，不知道为什么，他经常挨打挨斗。他的大姑娘十二、三岁，劳动中别人也不和她搁伙，也挨过打。一家人倍受歧视，他们准备逃走谋生。那天一早，他家用三块砖支起一个小锅，煮了半锅胡萝卜，准备吃了动身，生产队干部程二看到他家冒烟，踢开门冲到屋里，提起锅来把锅摔烂了。在他家院子里，可看到屋里摔烂的锅，地下的胡萝卜，他媳妇和她的几个闺女都在屋里哭，他在院子里蜷曲着身子承受着程二和其他队干部的训斥，程二好像是说他逃避大跃进，不时还踢他一脚，抓住他的头发往墙上撞。程二说在场的大人：谁要跑，这就是样！后来他们还是走了，去了黑龙江，老死没还家。也是1959年春天，大笨的兄弟二笨被派往70里外的位山打石头，二笨的媳妇带着一儿一女在家生活，媳妇30岁出头，闺女7虚岁，儿子是1958年夏天生的。她去地里干活，两个孩子就扔在家里，她在“穆桂英”突击队里深翻地，黑天白夜不叫回家。两个孩子就靠闺女去伙房领饭吃，儿子由闺女来喂。第二天的下半夜，她回家看了一次孩子，回去后马上被“辩论”，她被蒙上眼睛，站在当中，由周围的妇女推打，美其名曰“打瞎驴”。程二还叫她学鸭子叫、学鹅叫。她儿子病了，闺女不知道找人看，当第八天闺女抱着小弟弟在地里找到她时，儿子的嘴已经张不开了。她抱着半死的孩子请下了假，她的孩子死在了回家的半路上，在世九个多月，她没能哭出一声也晕倒了。1958全年至1959年上半年龙护源村出生11人，到1960 年上半年，病、饿夭亡9人。对这些孩子的死，时任村公安主任的倪二在大会上讲：死一个挂门上，死两个当铃铛，死十二个算一顺！
“告老马”
1959年初夏的一天，我参加了哪吒班被赶到地里推水车，在地里分饭吃，在地里住。离村四里有一个大猪场，有水车的水井就在猪场旁边。猪圈盖好了，猪还没有养，晚上，有人看护的孩子睡在猪圈里；没大人看护的孩子就睡在猪场的空地上，下面铺一层麦秸，上面一个大帆布盖十几个孩子。黄三的三小比我大两岁，他有一床被子，好几个比他大的女孩争着和他一块睡。我睡在大帆布底下。晚上轮班推水车，他们都比我大二、三岁，不忍心喊我，我睡醒了，睁眼是满天星斗，帆布底下就我一个，静悄悄的，我吓坏了，我自己不敢在帆布棚下睡，我听到了推水车的声音，光着屁股跑到水车前面，他们嫌我小，不叫我推，我蜷曲着身子蹲在水车前。不知是冷还是怕，我自己都能听到我哆哆嗦嗦的喘气和牙齿磕打声。
麦收后，还是吃大伙房，我去领饭，伙房说我的计划在地里，干活才能给饭吃，我一个刚7周岁的孩子只有到离家四里外的地里干活挣饭吃，拿着一个小铲子在地瓜地里割草。午饭是一个不到一两面的菜团，吃不饱，满地里跑着找野生麻的麻籽吃，找其他小野棵棵上的果实吃，吃野麻籽叶，偷挖地瓜地里手指粗细的小地瓜。菜团是杂面和的萝卜缨，萝卜缨不好吃，在生产队当小组长的钱福光吃杂面疙瘩，把萝卜缨丢在地上，他20多岁，蹲在地头的一个田埂上吃杂面疙瘩，一个60来岁的贾家老妈妈就趴在他前边捡菜缨吃，钱福扭脸不转身照样吃他的……一块干活的有20多人，有大人，也有孩子，孩子都比我大三、四岁。下午天很热，庄稼叶子都晒蔫了，队长程二把我们撵到地里便去棚子底下睡觉。干活的人一边干一边说怪话，远远看见住村工作队的老马骑着自行车向这边走来，于是很多人便起哄说：“告老马！告老马！”他们都教唆我去告，并教给我：“我才8岁（虚岁），就叫下地干活，队干部家的孩子都10多岁了，也不干活。我不干活不给饭吃，一顿只分给一个菜团子，可他们干部随便吃，我们在这里干活，他们都睡觉。”并指示程二睡觉的地方。老马过来了，我按他们教的去告，老马有30来岁，小个，白净，他也不说话，掏出一个小本子就记。我这边说，那些教我的人也在旁边帮腔。我说完，老马记完“嗯”了一声就走了，我们这些人象干了一件大事。然而，这以后，我们这些人照样在地里干活，队干部照样睡觉。那天，我很高兴，回到家眉飞色舞的告诉母亲在地里怎样找野麻籽吃，怎样告老马，钱福怎样光吃菜团子面疙瘩……母亲说：“咱长大可不能跟他样……”
我咀嚼着歧视和艰难的酸涩，忧患的种子开始在心底萌生。
1959年下半年，生产队已无力维持几百口人半粮半糠菜的生活，大伙房也就取消了。也就是那时我父亲回本村教学，我也在本村上了一年级，小学生的生活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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