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的冬天，阮山被单位辞退。不是因为打架，他已经不干那勾当了。是因为他改变了‘爱好’，从擅长祸害动植物逐渐热衷于欺上瞒下，他在单位已经是出了名的吊儿郎当，常常玩起三天上班，两天失踪的游戏。虽然他即不惹事也不生非，但还是被领导做为反面教材进行大力宣传，他总有办法让自己默默无闻的成为‘名人’。这个聪明的丑家伙，很清楚不可能在单位混出一点什么名堂了。他凭着那张丑丑的疤脸到银行带了好几百万，拉上几个同学开了个建筑公司。
阮山很守承诺，找人帮熊一平在深圳找了家私立学校安顿了下来。我，却不愿再回那个家了。血不仅仅已不再比水浓，甚至更淡。阮山让我暂住在他租的屋子里，而他搬到他公司的写字楼住下来。但，我还是决定离开这所城市。这儿已经没有值得让我牵挂的人和事了，更不想在这所城市偶遇我妈。
在我没有做成狐狸前，请不要把我想像成恶魔。我还是一正常的人，即是正常人，那么就得为自己选择人生的道路了。选择时我一直没忘记我妈，只要是我妈认为的最下等的工作，我就去做。在我妈眼里，工作性质的不同象征着身份的贵贱高低。所以，我希望找一份很低贱的工作去证实一下，或者是警示她一下：你养出来的后代并不高贵，也好以此让她清楚的明白，她也并不是个高贵的人种。
就这样，我让阮山给我找了份这样的工作。我就在那条大船上伸出白嫩的双手，每天都得强迫自己，去抓起那些被人吐得恶心的痰盂，拿着那像树叶的大扫把，推土似的推着成千上万个旅客们扔在地上的垃圾，不停的叠着永远都叠不整齐的被单。然后，像孙二娘一样插着腰，大声的喝斥着那些穷得只能住在最便宜舱位的旅客们。
柳－－叶，这个名字已经完全不再具备任何狐狸色彩的，成为了一个俗得不能再俗的女人。我就这样看着与我并不匹配的工作环境，硬生生的将自己完全塞了进去。这让我想起一个很龌龊的词—— 强奸。我不知道是我在蹂躏生活，还是生活在蹂躏我。在这年的冬天我将爱情滞留在寒冷里，决定不再让它发芽。
身边的异性比学校那些不关前门的男性们更让人接受不了，特别是到了夏天，他们恶劣的穿着三角裤，光着上身很得意的摸着胸毛，嚣张的趿着拖鞋趴啦趴啦的在你身边溜达，还时不时的露着满嘴的黄牙，流着哈拉子的叼起一根烟，散发出一阵恶臭。我冷漠的忽视这一切，淡淡的看着离我越来越远的过去，有时，会不经意的忆起与熊一平在学校的日子。然后，像个受伤的野兽，找个没人的地方偷偷的舔着伤口。
什么是地狱？当你长期在一个你适应的地方呆习惯了，却又因某种原因被强制性的转换到另一种你并不能适应，但你又必须去接受的环境，这个环境就叫——地狱，我渐渐明白地狱并不全是在阴曹地府。
阮山会常常带些吃的、用的来提醒我他的存在。每到节前年后，我都从船上偷跑下来，与阮山醉死几回，以此来喧嚣地狱也有快乐的短暂时光。这年的年关，我又与他喝得醉熏熏，找不到北。被他连背带抱的拖到他的写字楼，他脸红得像个虾米似的凑到我跟前，露出色像，说：“叶儿，等着我发了大财，一定让你过上最好的生活，嫁给我吧，嗯？”说这话时，很不识趣的看了一眼我的胸脯。我很反感谁在我这个时候提这种要求，有点趁人之危的味儿。我歪歪斜斜笑着站起来，扭开大衣钮扣露出性感的胸脯，很干脆的更向前的凑了凑，装疯卖傻的说道：“你不就是想要我的身体吗？来吧，拿去！我的身体不值钱，浑身全是碎骨头……”他的酒就这样被我吓醒了一大半，从那以后再也没提过此类的事了。
在阮山的公司开得红红火火时，还有一个人也开始关注起我来。那个被我骂得狗血淋头的汪志伟很神秘的出现了。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以为他是来送乘船的亲戚什么的。那时，船上的广播员正在欢天喜地的播放送客词，他站在不远处，笑着对我点着头，说：“嗨，我来看你了！”我急忙忙的催促他快点下船。临走时，他又说了一句：“一个星期后，我会来接你的”。
几天后，我的船又载着我回到Ａ城。那天的晚上，他真的来了，不过，他来得不是时候，我正拿着一个高出我一截的拖把用力的在铁板上的胡画着，呼哧呼哧的喘着粗气。他接过那大拖把，说了声：“你不适合这儿”，我说：“这儿不是你的地儿，你说了不算”。他没有继续与我争论下去，而是忽然转移的话题的问了一句：“你男朋友呢？怎么没见他来接你？”我终于有机会对他大吼一声：“那人不是我男朋友”。他很宽容的笑笑，拿出一沓资料，说：“你有时间到医院去把固定在你骨头上的钢钉取下来”。
我看了看那资料，忽然记起我的身体内还有几个硬硬的异物。我说我孤家寡人的没人照顾，汪志伟说他在医院工作，随便可以照顾一下我。我抬着头看了一眼他那张白皙的脸，很困惑的眨巴着眼睛。
他说他不想眼睁睁看着一个有活力的人成为残废，虽然有些危言耸听，但我觉得那些冷冰冰的铁块在我体内也不是什么好事。所以，我跟他到了医院，很放心的躺在他为我安排的手术台上，任由他在我的骨头上敲敲打打。推出手术室时，他竟很没有医德的将另一个病人丢在那儿，私自跑了出来，亲手抱起满腿血迹的我，很小心的放在白色的床单上，如释重负的笑着说：“你是我见过最能忍受的女孩子，我还没听到你喊一声痛…”因此，他也被医院扣除了一个的奖金。
因为麻醉剂的作用，在被他轻轻放在床上的一刹那，眼前飘的全是熊一平的影子，我很希望这些影子不再消失。但，当药效一过，我清醒的睁开眼时才知道，一直模糊晃动的影子并不是熊一平。就这样，我就神经兮兮的将熊一平的影子重叠在汪志伟的身上了。
经过几次接触后，我发现，汪志伟的某些地方还真的有些像熊一平。例如，说话时的镇定的神态，抱起我时轻柔的姿式，还有注视我时眼里流露出的不安等等。只不过，汪志伟不安时会抿起嘴，露出两个酒窝，而熊一平没有。那酒窝很不显眼，只是在他抱起我的时候才能看得到，这种零距离的接触有些暧昧，也很温馨。也许在那孤独的日子里，我需要的东西太多，而得到的却又太少，我开始有意无意的去瞅他的脸。
阮山拚命的在赚钱，我呢，却拚命的忘记了他。我看着被世人演得老掉牙的浪漫爱情，却总感觉不出自己会刻骨铭心。在医院无聊的多数时间里，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宁愿一个人悄悄的数蚂蚁。
汪志伟频繁的进出我的病房，据他说是不想违背照顾我的承诺，我也就揣着明白装糊涂对着他抿抿嘴，很感恩的笑一笑。我想，等我的腿能自由灵活了，我会跑得比兔子还快。我希望能尽快的像正常人一样，早点逃离这四处都飘着福尔马林的病房。
我以为只有我才有这想法，渐渐的我发现住这儿的人都和我有同样的思维，这儿的没有家的味道，床太小，地太滑，洗澡没水，洗脸排队，饭太硬，菜的油太少，最主要的是还得掏空荷包支付高额的住院费。这一切的一切，让病院的几个很较真的家伙想方设法的去制造一些家的氛围。比如，自己搞个小电饭煲，带个小电热杯。
医院是不允许这些行为的，但他们有的是办法。个个精明得像兔子，数好医生和护士到病房来的时间，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有时遇到敌人狡猾时，还要学会眼疾手快，发扬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精神，抓起烫手的电热杯往被子里塞。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中国人民像对日本鬼子一样，随时防范着医院里的工作人员，练就了一身游击队员的硬功夫。
我无聊而又知趣的看着他们在我眼前打着游击战，有时，学着电影里的地下党，或者像个极其热爱党组织的老百姓，帮着他们放个哨，给个暗号什么的。时间一长，大家也就不把我当外人了，毫不客气的在我床边那小桌上煮起饭、热起菜来。当然，也会有巧遇汪志伟的时候，但看在大家平日给我递个水送个纸什么的份上，他就打着马虎眼，装做没看见。不过，他还是会侧面的提醒一下对面的那家人。
与我对面的那个胖女孩，一天五、六顿都不解饿，胃口大得不像人类，她妈也就把她当个猪养起来，再加上医生嘱咐住院期间要特别加强营养，多喝点骨头汤什么的，那家人就更是肆无忌惮了，半夜都会起来喂食。只是，那一家三口人的记忆力几乎都处于半迟钝状态，热汤常常热成芝麻糊，卟腾腾的流得满屋里全都是骨头味。
冬天虽然差不多快过完了，而医院白色的墙壁却还是一样的阴冷，特别是到了夜里，更是阴森森的慑得慌。每天晚上，我都得把被子将头裹得紧紧的才睡得着，门和窗更是封闭得不露一丝风进来。
被我们封闭得严实的病房，更让那家人欢天喜地的进行喂食前的准备。这天，迷糊中我又闻到那骨头汤的味道，我闭着眼睛懒得管。但，没多长时间，我感觉到强烈的烟雾堵塞了呼吸，一个翻身，眼睛却睁不开了，这才发现问题已经很严重了。那电热杯终于受不了长期没人看管的冷落，惹得电线发起火来。连着电线周边的易燃品迅速的扯起了一条火龙，‘忽忽’的抖着狠。
救火车一路怪叫的冲过来，似乎已经来不及与任何人打商量，驾起云楼直接从窗口往房间里喷起水来。我惊恐的大喊：“我的脚不能进水的”，与大火相比我的脚已显得微不足道，救火的声音掩盖了我的惊惶失措，我无助的挣扎着向干燥的地方爬过去。时间像被倒进一个巨大沙斗里，慢悠悠的滤着……
门终于被砰的一声撞来了，一个人影晃了进来，呼吸困难的叫着我的名字，我应了一声，他摸到我的身边，我又看到了那酒窝。还没来得及再看一眼，窗外的水就喷了进来，他猛的一个转身，整个脊背挡住那横飞过来的水柱，张开双臂形成一个弓形，将我整个人的搂进怀里。我抬起头看着他咬着牙，嘴唇开始发青，哆嗦起来，酒窝深深的陷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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