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在复飞前，专程去看望我的救命恩人安巴德海老伯。

　　我为带些什么礼物费了一番脑筋，除了买些烟、酒之类的礼品外，将我刚刚发的一套棉飞行服，还有一双棉飞行皮靴给安伯伯带去。那几年，棉飞行服一夜之间从城市到乡村，突然间时髦起来，在大街上有很多青年人穿上这种服装，引来无数人羡慕的目光。我的弟弟在不久前来信，跟我要一套棉飞行服，没有一套，一件也行，我都没有舍得给他。

　　当我突然的出现在安伯伯面前时，他又惊又喜，安伯伯看到我给他带来的飞行服说什么也不留，他说：我放羊，整天在外边风吹雨淋的，都穿白瞎了，他指着墙上挂着的一件山羊皮袄说，没有它耐用。对我给他拿来的那双棉皮靴却很喜欢。他说：这双靴子里面边的毛好，一到冬天，我这两条受过伤的老寒腿怕着凉，穿上它一定会管用，他总算将那双棉皮靴留下了。

　　安伯伯家一共有四口人，有一个儿子、儿媳妇，还有一个小孙女。尽管在飞机失事的那天我都见过，只是影影绰绰的看了一眼，没有一点印象。安伯伯的儿媳妇，如果不是安伯伯他给我介绍，我还真的以为是他没结婚的女儿呢！安伯伯的儿媳妇不仅显得年轻，而且长得十分娟秀，有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笑时脸上露出两个诱人的酒窝，皮肤像江南少女似的细嫩，尽管女儿已上小学了，看上去却像二十几岁待嫁的姑娘。内蒙古大草原的风沙，在她的脸上没有留下任何烙印。如果不是在安伯伯家见到她，我真的不会相信，在这远离城市已有些半沙漠化的草原中的小乡村里，会有这么美丽的女人。安伯伯的小孙女是个十分可爱的小姑娘，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和她妈妈的眼睛长得一模一样。

　　我去的那天正巧是个星期日，她没有上学，这个小姑娘和我有缘似的，见了面还不到十分钟，我俩就相当的熟了，就像和我认识已有十几年似的。她缠着我给她讲城里人的事情。她说：“她长大了也要当个城里人，像我一样的当个飞行员。”我对她说：“民航没有女飞行员，但有空中小姐。”

　　她问我，“空中小姐是干什么的？”我向她说，空中小姐和飞行员都在飞机上，只是一个在驾驭飞机；一个是在为旅客服务。

　　并告诉她，得要好好的学习，考上大学才能当上空中小姐。

　　她说：“我先上大学，后当空中小姐”。她还和我拉了勾。

　　我看着这个单纯得如一张白纸似的小姑娘说：“行，你一定能当上空中小姐。”

　　万万也没有想到的是，这句带有鼓励性质的话，在十多年后，不幸的给言中了。

　　***

　　我在安伯伯家只呆了三天，就回到了飞行大队。在临走的那天晚上，我给安伯伯留下2000元钱后说：“这点钱不够干什么用的，给孩了和大人买身衣服吧”安伯伯的儿子、儿媳妇说什么也不留，只是安伯伯没有说话。这2000元对我和安伯伯家来说者是个不小的数目，当时我的月工资和各种补助加在一起也只有300多元。

　　安伯伯将钱拿在手里他没有推辞，只是在默默的看着我，他有些伤感。尽管我们在一起三天的时间里，谁都没有提过“救命”这两个字。但这2000元会使人联想到有报恩的那层意思。

　　安伯伯的儿子、儿媳妇看到他的父亲拿着钱没有推辞，都有些不高兴的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安伯伯拿着钱对我说：“孩子；你来三天了，你都看到了，我们家在这个村子里的生活还是比较好的。儿子和媳妇都是过家的能手。房子是去年新盖的，在这个村子里算是好的了。我现在的身子骨还硬朗，还能放羊什么的。每年政府还给我500元补贴，我不缺钱花。你还没有结婚，用钱的日子在后头呢。说完，他下地在柜子里拿出一个小木匣子，用钥匙打开锁。我以为他是将那2000元钱放在木匣子，他没有将钱放在里边。却从里边拿出一个红布包，我想；他一定是将钱放在红布包里。

　　安伯伯慢慢的打开红布包，红布包打开后，露出一个看似饭盒的东西。他小心冀冀的将饭盒拿在手里，向我说：“这个饭盒，就是用当年削掉我耳朵的那个日本鬼子飞机上的铝皮做的，今天我送给你，留个纪念。

　　我接过饭盒仔细的看了看，它的样式，我还是在电影里看到，那是反映抗联战士生活的影片中见过的。饭盒做的小巧玲珑，精美绝伦。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尽管我是爱不择手。但我却深深的知道，这个饭盒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安伯伯看出了我的心思，说：“孩子，收下吧！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要摸一摸我们国家的飞机，我不仅亲手摸到了，还坐过了，我的愿望实现了。”

　　讲到这里，安伯伯显得有些激动。他接着说：“前几年，杨靖宇将军的纪念馆扩建时，旗里的民政局领导找到了我，让我找一些抗联时期用过的物品，我将当年用过的几样东西都交给了民政局领导，只留下这个饭盒。当时想，我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呢。现在留着它作用也不大了，送给你吧，留个念想。”

　　看着老人执意要将这个饭盒送给我，我己无法推脱，收下了这个记录着安伯伯在那一段时间传奇经历的饭盒。

　　这个饭盒至今还摆放在我的书架上，每当有朋友到我家里坐客，得知这个饭盒的来历时，都说这是个无价之宝。并叮咛我要好好的保存。

　　第二天，我就返回了单位。当我打开皮箱向同伴们分发安伯伯带的牛肉干、奶豆腐之类的特产时，发现留给安伯伯的2000元钱，放在箱子的底层，我看到这2000元，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从安伯伯家回来的第二年，我的工作就变动了，调到管理局所在地的飞行总队，改飞运输机型了。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去内蒙古执行任务了。

　　***

　　在五年前，我刚从飞行总队的政治处，调到公司宣传部任部长后不久的一天，安伯伯来到过我家一次。

　　那天早上，安伯伯找到我时，我正在总队的航行资料室，作飞专机前的航线准备。

　　见到安伯伯我又惊又喜，这些年没见面了，安伯伯已明显的苍老了许多，背也有些驼了。只是说话的声音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宏亮，精神头还好。我们只是简单的唠了几句。我就给妻子打了电话，让她来领安伯伯回家去休息。因为我下午就要执行专机任务，没有时间来陪安伯伯，只好让妻子陪着了。妻子见到安伯伯显得格外的亲切和热情。在我和妻子谈恋爱时，我就常常的说起安伯伯对我有过救命之恩的往事。

　　中午，在食堂吃过饭后，我抽出十几分钟时间回家里看安伯伯。在回家的路上我在想，安伯伯这么大的年纪了，又这么远的路程，不会是光来看我的吧？一定会有其它的什么事情。

　　当时我也在埋怨安伯伯的儿子、儿媳妇，他们俩怎么能这样的粗心呢，安伯伯这么大的年纪了，一个人出这么远的门，身体又不好，为什么不来一个人陪着，他们就这么的放心。当时我也没有想得那么多……

　　***

　　回到家里后，安伯伯已在书房里的单人床上睡着了。妻子声音很小的对我说：老人家坐了一整夜的火车，累了，吃过饭后就睡下了。

　　“安伯伯说过有什么事情吗？”我问妻子。

　　“他没有说。”妻子说。

　　我说：“你没有问一问安伯伯。”

　　妻子看着我有些嗔怪的说：“你也不想想，安伯伯他刚到，我们又是初次见面，我怎么好问呢？就你想得出，也不怕安伯伯多心。”

　　经过妻子这么一说，我也感到想得太多了，这么多年没有见到面，安伯伯来家里看一看，这不是很正常的吗。干什么疑神疑鬼的，安伯伯家不会有什么事情的。我这么一想，当时心里就踏实多了。

　　后来我想起这件事，当时的这种想法，绝不是空穴来风。是一种预感。

　　这时我才告诉妻子，下午我有专机任务，后天上午就回来，等安伯伯醒来后向他解释一下。并叮咛妻子明天请个假，陪同安伯伯到市里玩一玩，多带一些钱，给安伯伯和他儿子、儿媳妇还有他的小孙女买身衣服。

　　妻子温柔的看着我，说：“就你罗嗦，这些我能想不到吗！

　　“知我者；妻子也。”说完，在妻子的脸上吻了一下。

　　妻子推开我说：“也不怕安伯伯看到，真没羞。”

　　我轻轻的推开书房的门，看到安伯伯睡的很香，我没有打扰他，又轻轻的关上了门。

　　临出门时我和妻子说：“安伯伯这次来，让他多呆几天，一定要他等我回来后再走，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一唠。”

　　我没有告诉妻子我飞哪里，妻子作为客舱部的副经理，她是知道飞专机的有关规定的。

　　在当天的下午，我驾驶的专机2点钟准时从跑道上腾空而起，向首都机场方向飞去，我作为专机的机长，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有半点的马虎，全神惯注的操纵飞机。

　　这架专机上的客人，是我们公司所在地邻国的一位总理。这位总理是在昨天晚上从他的国家乘坐专列秘密进入我国后，临时改变行程路线，改换成飞机进京。我是在早上上班后才接到飞专机的任务。这次专机任务是我们公司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公司的老总们对这次政治性的任务非常的重视，成立了专机领导小组，任命我为专机的机长，安监处处长刘国航为第二机长的双机长制。

　　我们机组人员，在做航线准备时，航资料室主任李鹏举向我讲，这次专机任务，本来应该由国家专机组负责保障。但邻国提出：那样目标太大，容易暴露总理的行踪。李主任还自作聪明的向我说，每天在我们的头顶上有那么多颗侦察卫星，卫星上的摄像机拍出的图像，连地上火柴盒大小的图案都拍摄得清晰可见，那些专机的号码早就某些大国记录在案了。特别是我们公司所在地的邻国，和某个大国的关系非常紧张，大有箭拨弩张之势。我们的邻国对以上的因素能不慎重的考虑吗。

　　我心里在想，怪不得我们的专机，也只是按临时加班形式编排，只靠在廊桥，不滑进专机停机坪呢？这些都是出于保密的原因。

　　***

　　尽管进京这条航线，我每个星期都在飞，有时一天飞两三个来回，对于我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但今天这两个来小时的航程，使我的精神高度紧张，对每一动作都慎之又慎，很怕出现任何差错。刘处长是位飞行15000小时，有着二十多年驾龄的经验丰富飞行员。我们经常在一起飞行，配合得十分默契。飞机按预定的时间准时在首都机场落地。也是出于保密的原故，飞机还没有靠近廓桥，就接到了塔台上的调度员发出的停止滑行关闭发动机的指令。发动机刚刚关闭，就有一辆舷梯车准确无误的靠近飞机舱门，十几辆小轿车鱼贯而入，停在弦梯车旁，总理走下飞机后就直接进入小轿车，小轿车飞速的开走了。

　　原计划我们的飞机只在首都机场停留两天，第三天就返回公司。但情况有了变化，总理在北京多停留一天，专机是在第四天上午返回公司的。

　　按照专机的有关规定，在这三天的时间里，我们的机组人员被安排在指定的宾馆，并关掉了手机，和外面失去了一切联系。家中的事情只有回去后再说了。

　　当我在第四天返回公司后，和机组人员一道向公司的孙国强总经理汇报专机的执行情况。孙总听过我的汇报后很满意，表扬一番后并说，要为我们机组人员接风洗尘。因为我家中有事，和孙总请了假，未能参加接风宴会。

　　我回到家时，没有发现安伯伯，给妻子打电话，她的手机关机。这个时间妻子一定在飞机上，不然她不会关机的。打过手机后，我想安伯伯自己到市里转去了，他是个闲不住的人。

　　我做好晚饭后，一直等到快10点钟了，也不见安伯伯回来。这时才想起来，去书房里看看安伯伯带来的包在不在，我找遍整个书房，也没有发现安伯伯的东西。正在我十分焦急的时候，妻子拖着飞行包回来了。

　　我看到妻子回来心里很高兴。“安伯伯呢？”我忙问：

　　妻子说：“安伯伯早就走了。”我心里一愣。

　　“他怎么走了呢？”我又问妻子。

　　妻子放下包，一边脱外衣一边说：“你让我喘口气后再说。”

　　妻子挂好衣服，坐下后告诉我，安伯伯在我们家只住了一宿，第二天就走了。我怎样留也没有留住。安伯伯说：看到你们和孩子就行了。你的工作忙，就不等你回来了。家里还有些事情扔不下，说什么也坚持着要走。在临走时我给他拿5000元钱，他先说不要，最后还是拿了。让我们客舱部办公室的王主任，找熟人买了一张软卧火车票，在临上火车时，安伯伯好像有什么话要向我说。但没有说出来。我想，如果你要在场，安伯伯一定会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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