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脖子上挂铃铛

一 县委书记的尴尬

　　耗子家族总受猫们欺负。猫儿擅长偷袭，常叫耗子们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为此，老耗子召集大大小小的耗子们商议对策。一只聪明的小老鼠提出一条聪明的建议：在猫脖子上挂只铃铛，咱们不就可以闻铃而避了吗！众鼠都说这个办法好。老耗子也点头认可，接着问道：谁敢挺身而出，为了家族的共同利益，去给猫脖子挂只铃铛？

　　众耗子默道：往猫脖子上挂铃铛，太危险了！于是，有的缩头，有的颤抖，还有的干脆溜之乎也……

　　***

　　公元一九七六年冬天。一列特快客车从北京出发，迎着呼啸的寒风，奔驰在河北平原上。

　　列车到了冀南地区，在隆尧县境的一个小站上，零星上来几位旅客。其中，一位中年汉子的穿着有些古怪—— 一双皮鞋，配条卡其布蓝裤；上身却是一件补丁重补丁的破棉袄，几处补过又破的地方露出了老棉花。

　　待“破棉袄”挤进车厢以后，女列车员关好车门，转身回到拥挤的车厢——车厢定员一百二十六人，事实上装了不下二百人。双人座上挤着三人，三人座上挤了五人，临窗的茶几上坐着人，门道、过道乃至厕所里，全都挤满了人。女列车员要回“列车员室”，不得不从肩挨肩、背靠背的人丛中挤过去。

　　列车启动了。车窗外，寒风呜呜地嚣叫；车厢内，广播喇叭传出男中音的歌声：……胜利的十月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十月里，响春雷，条条战线捷报飞……

　　女列车员费劲地挤到车厢中部，又遇到了刚上车的“破棉袄”。因为人丛太挤，热气太重，这汉子额角渗出了汗，破棉袄也敞了开来，一只褪了色的军用挎包斜挂在左肩。那模样活像一个山沟里出来的“盲流”人员。

　　女列车员挤到“破棉袄”身后时，他竟费劲地扭过头来，轻声问道：

　　“列车员同志，能帮我补张卧铺票吗？”

　　女列车员一愣，反问道：“你说什么？”

　　中年汉子解释道：“我要到四川成都，一千多公里远，想补一张卧铺票。”

　　话是听明白了，可列车员却不敢相信。一件“盲流”似的破棉袄，连件罩衣都买不起的人，竟然提出要乘卧铺。她深深吸了一口车厢内浑浊的空气；在周围惊讶的目光中，自己反而觉得有些害臊了。

　　她的一脸羞色，更引起了乘客们的好奇心。反正车厢里挤得难受，闷得难受，谁不想瞧一瞧破棉袄与女列车员的“活报剧”如何表演下去。

　　众目睽睽之下，女列车员稳了稳神，冷漠地甩出一句话：“坐卧铺，可不是谁都够格的！”

　　这下子，轮到中年汉子羞红了脸。在周围乘客的哄笑声中，他急忙解释道：“我叫常光南，是四川广汉县的县委书记。”

　　众人“哄”地爆笑开了，还有人大声嚷道：

　　“哈、哈、哈……他是县委书记，我就是——哈哈——联合国秘书长啰！”

　　女列车员生气了。她连推带搡地挤过人丛，回到列车员室，丢下一句：“神经病！”“砰”地一声关上了室门。

　　常光南羞得无地自容，低头打量自己这身破棉袄——破烂处露出的旧棉花，那么无奈，那么羞涩，好像折射着八十高龄的老母亲的泪光……

　　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大地刚进入拨乱反正的过渡时期，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县委书记会议。常光南随四川代表团参加会议之后，请假回到河北省隆尧县的水饭庄，探望在家养老的老妈妈。

　　常光南排行老三，上面有大哥、二姐，下面还有幺弟森林。老妈妈见“三儿”回家了，一阵高兴，一阵数落，接着就让幺儿森林去知会亲朋好友。

　　森林出门以后，老妈妈仔细端详“老三儿”—— 一双铮亮的皮鞋，一条半新的蓝布裤子，尤其是披在身上的黑呢子大衣，着实有些“县太爷”的派头。可是，转念想到自家的贫穷，身边儿女的窘迫，老妈妈的心里觉得酸酸的——

　　老妈妈娘家姓马。在末代皇帝倒台前后，马家曾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大财主。马家大小姐养尊处优长到十八岁，嫁给了邻村常家的三少爷。三少爷名叫常振择，毕业于北平师范学校，在当地也算是有些名气的读书人。

　　谁晓得世事无常。马家小姐变为“常马氏”以后，常家“树大分杈，儿大分家”。常振铎分到的十多亩地，实在难以养活全家六、七口人，不得不弃教从商，

　　东挪西凑开了一个药铺来养家糊口。后来，军阀混战，日寇侵掠，药铺被烧……天灾人祸没完没了，老百姓的日子就越过越艰难。

　　好不容易盼来了新中国，战乱停止了，兵祸没有了，家里分到了田地，儿女也长大成家了，好日子总算有了开头。可是，大跃进、食堂化、公社化又闹起了“运动”，接下来又闹“四清”，闹阶级斗争，闹文斗、武斗……嗨，反正是越闹腾越穷困。不晓得上头那些当家理事的官儿们安的什么心！

　　“三儿，你娃当县委书记，可晓得农民有多苦吗？”老妈妈一脸茫然。

　　常光南当然晓得。他所管辖的广汉县，地处川西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本属天府之国的腹心地带。当地农民应当是有吃、有穿、有钱花的。可是，经过大跃进和“四人帮”的折腾，生产队的社员出工一天挣不到三角钱；农业生产成本越来越高，粮食产量却越来越低。许多社员在青黄不接的时节，还得指望政府发给救济粮“渡荒”。

　　然而，面对老妈妈的责问，常光南不知道该怎样回话。

　　沉默一歇，他只好说：“妈——您老保重身体要紧。至于农村经济、农民生活，现在拨乱返正了，肯定会慢慢好起来。”

　　“真的？”老妈妈半信半疑，接着叮嘱了一句：“你娃说的可得兑现哟！”

　　果然，说话易，兑现难。几天以后，常光南要离家回川了，原本打算给老人家留些零花钱。他摸出兜里的钞票清点一下，刚好够买火车票。

　　咋整呢？“老三儿”灵机一动，既为安慰妈妈，又想保全自己的面子，便对老人家说：

　　“妈，儿子要回四川了。本来该给您老留点零花钱，可儿子身上的钱只够火车票，没余钱了。儿子考虑再三，只有身上这件呢子大衣可以留给您老人家，冷了可以披披身，晚上可以搭搭被。妈——您看行吧？”

　　其实，常光南在心里希望老妈妈能够推辞不要，也是给“老三儿”留点脸面。

　　可是事与愿违，老妈妈眨了眨眼睛，泪花盈满眼眶，闪闪发亮，接着轻声说：“好吧，难得三儿的一片孝心哩！”

　　没辙了。常书记脱去了黑呢大衣，穿件破棉袄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特快列车到了西安车站，挤站在车厢中的常光南又累又困，两腿像灌了铅似的酸胀疼痛。

　　列车进站停稳，到站的旅客争先恐后地挤下车去，车厢里松动了一些。常光南趁此机会揉了揉麻木的双腿，并且脱下破棉袄，想找个空地儿坐它一小会儿。

　　正好，门道与车厢连接处空下来了。老常敏捷地“抢占”有利地形，尔后麻利地将破棉袄捲成冬瓜状，垫在地板上，随之一屁股坐了下去。双腿卸下重荷，感到轻松多了。

　　西安上车的乘客也不少，揹包提囊的男男女女，一个接一个的挤进了车厢。随着鱼贯而入的乘客，车外的寒风也吹进了车厢。蹲坐在角落里的常光南一阵寒噤，猛然想起自己上身没穿棉袄。

　　这破棉袄可糟踏不得！老常突然记起屁股下面的棉袄，明白了它的重要功能。眼下正是三九隆冬，没有这破棉袄，咱可如何过冬噢！

　　他急忙撑起身子，轻轻拎起棉袄，再细心地抻开，拍拍灰尘，拢拢袖头，最后才小心地穿到身上。

　　老常十分感激这件棉袄。它是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做的——那年冬天在彭县搞“挑灯夜战”。“老孃子”（广汉方言，指老婆，妻子）担心夜间寒气伤了丈夫，就一咬牙将全家六口人的棉花票和布票集中使用，买了一斤二两棉花、一丈多蓝卡叽，亲手剪裁、缝纫，终于让老常穿上了御寒的棉袄。随着冬去春来，这棉袄早已超过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服役期，伴随主人整整走过了十九个冬季。十九年哪！大跃进的“浮夸风”，大食堂的“共产风”，接下来又闹文化大革命的“揪斗风”……，咱们共产党人是怎样在为人民服务的哟？这件破棉袄够得上活生生的见证物了！

　　蓦地，常书记想起了堂叔常老巨的一段牢骚话：

　　“共产党，样样高，一大二公却错了。社员出工不出力，农业生产咋得好？”

　　——那天在老巨叔的院子里聊天，水饭庄的大队主任任臣子也在场。

　　这个堂叔没把当县委书记的侄子当作外人，咋想的就咋说，有些话呛得常光南喘不过气来。他列举出当地的一些干部“农业学大寨”搞形式，虚报浮夸，欺上瞒下，强迫命令，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许多事例和笑话，最后责问常光南：

　　“侄子呵，你这个县委书记，是不是也那样搞过呢！或者是下面有人那样搞，你知道不知道哦？”

　　常光南会意地笑了笑，却不便回答。反而问道：“你们咋不向上反映呢？”

　　任臣子回答：“谁敢往猫脖子上挂铃铛啊！”接着，便讲了一群老鼠想在猫脖子上挂个铃铛的寓言故事：

　　且说耗子家族总受猫儿们的欺负。猫儿擅长偷袭，常常突然扑来，让耗子们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因此呢，老耗子就召集大大小小的耗子们商议对策。大家议来议去，却没能议出什么好办法。

　　一只聪明的小老鼠站出来说：在猫脖子上挂只铃铛，咱们不就可以闻铃而避了吗？众耗子都说这个办法有效。老耗子也点头认可，接着问道：谁敢挺身而出，为了家族的共同利益，去给猫脖子挂只铃铛？

　　耗子们心头一默：往猫脖子上挂铃铛，太危险了！于是，有的缩头，有的颤抖，还有的干脆溜之乎也……“

　　老堂叔也得理不让人，便顺势来了那段“攻击”人民公社和“工分”制度的顺口溜。

　　他俩一唱一和，怄得常书记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

　　列车继续南行，斜靠在厢壁上的常光南又感到双腿酸胀了。当然，与前些时候挤在车厢中间站不直、立不稳相比，斜靠而立总算松活一些。他正想闭目养神，发现一位左膀挂着“列车长”臂章的男同志挤到了自己面前。

　　机不可失！老常立即开口：“列车长同志，我想补张卧铺票。”

　　他吸取昨天的教训，迅速从破棉袄的内衣袋掏出工作证，礼貌地递到列车长面前，同时补充道：“我从冯村站到了宝鸡，年过半百的身体，实在有些来不起啰！ ”

　　“噢——”列车长看过工作证，一边递还过来，一边说：“书记同志辛苦了。从宝鸡到成都，有硬卧铺位，补票十六块。”

　　老常高兴地笑了笑，马上掏出袋中的钞票，一张五元票，还有几张元票、角票，数一数，拢共不到十元钱。

　　他收住笑容，十分尴尬地说：“哎呀，我身上只剩九块七了！”

　　列车长明白了常书记的窘境，善意地责备道：“您这书记当得——”后面的“真可怜”三个字，没说出口便吞转去了。

　　这位列车长熟悉广汉县。广汉地处宝成铁路、川陕公路的要道上，交通便利，物产丰富。他们的列车停靠广汉的时候，乘务组的人员常常下去买些缠丝兔、腌腊品之类的土特产品。因而，列车长认为广汉的老百姓应当是富足的。

　　可这常书记，为啥穿件破棉袄外出旅行呢？

　　他随口问道：“常书记，咋不穿件罩衣？”

　　老常叹道：“唉，一言难尽啦！”

　　在广汉的家里，常光南有一蓝一黑两件罩衣，黑的是卡叽，蓝的是涤卡，虽然半新不旧，总还可以罩住破棉袄，上得场面见得人。这次，因为去北京参加全国县委书记会议，住的是友谊宾馆，老孃子硬要丈夫穿体面一点，就将黑呢大衣当作罩衣穿了。谁料到，回趟隆尧老家就把遮丑盖面的呢子大衣耍脱了。

　　他不敢埋怨老妈妈，心里却闹不明白妈妈为什么不给“老三儿”留点面子。

　　列车长见常书记欲言又止，猜他定有难言的苦衷，便安慰道：“常书记，不好讲就甭讲了。先找个铺位休息休息吧。”

　　常光南又羞红了脸，“这——票钱？”

　　列车长忍不住笑了，“嗨，什么票钱？咱们乘务组三班倒，可以腾个空铺给您睡，不收钱。”

　　常书记喜出望外。他完全忘记了客气或礼貌的常套，军用挎包往背上一甩，就跟着列车长挤到卧铺车厢去了……

　　回到广汉，常光南又累又困。

　　夫人张晓菊见丈夫这身叫化子打扮，忍不住又是一通埋怨。

　　老常却充耳不闻，在老孃子的唠叨声中，随手把军用挎包扔到床头的旧书桌上，脱去破棉袄，钻进被窝倒头便睡。

　　次日早晨，常光南感到头昏脑胀，四肢酸痛。

　　张晓菊摸摸他的额头，“哟，烫手哩！”

　　她急忙翻身下床，穿好衣服。就打电话找医生。

　　诊断结果：劳累过度加之风寒侵体。

　　打针、吃药，常书记在床上躺了五天。

　　病愈之后，常书记回到县委大楼的办公室，先同副书记李克耻、舒治良碰了碰“情况”。接着，找来宣传部长和县委办公室主任，商议传达全国县委书记会议精神的安排和深入揭批“四人帮”的部署。

　　这时，传达室送来一封平信。老常一看信封上的笔迹，就知道是幺弟森林写来的家信。因为刚从河北老家回到广汉，加之回家路上吃尽了苦头，所以常书记并没有“家书抵万金”的感觉，便顺手将家信揣进了蓝涤卡罩衣的荷包里。

　　接下来，县革委的几个部门又来汇报农田基本建设的工程进度和开年后春耕生产的计划。

　　忙到下班，常书记离开办公室回到家里，才想起幺弟的信。趁老孃子准备午饭的空档，常光南掏出森林写的信来，拆开一阅，顿时哭笑不得。

　　森林在信中说：“……三哥，您在外头做官、当干部，吃香的喝辣的，可曾想起过老妈妈的饥寒交迫，可曾忧虑过兄弟姐妹的缺吃少穿？”

　　这话深深地刺伤了老常的心。

　　常光南于一九四七年十月参加解放军，随贺龙的十八兵团战太原、夺潼关，进军大西南；一九五二年七月转业到四川彭县工作，二十多年来由“十元部长”升为“十元书记”，何曾有过手头宽裕的时候，哪谈得上甚么“吃香的、喝辣的”呀！

　　这是事实，说出来却令人难以相信——在彭县，常光南先后担任八区组织委员，三区区委副书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县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先是供给制，后来实行工资制，月收入只有五十元，五九年以后才增加到七十元。夫人张晓菊没有工作，俩口子加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全靠老常一个人的工资收入维持生活。好在“贤内助”善于精打细算：每月领到老常的工资以后，她首先到机关食堂买够全家人一个月的饭菜票，再给老常十元零花钱，省出来的三桃两枣，则攒起来给四个孩子交学费，或在逢年过节给老妈妈寄点“孝心”。

　　这样，老常出差、开会、下乡的全部个人开销，每月必须控制在十元钱以下。久而久之，“十元部长”的绰号就在彭县党政机关流传开来。

　　一九六六年初夏，老常从彭县调任广汉县委副书记，“十元部长”也就升格为“十元书记”了。直到“文革”结束后，老常做了广汉县的“一把手”，每月的个人支出指标仍然只有十元钱。所以，这次上北京开会，借支公家的旅差费花光之后，他包里所有的现金，补张卧铺票都不得够！

　　想到这些实情，老常的心隐隐作痛，是委屈、是羞惭、还是内疚，抑或兼而有之？常书记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

　　不过，森林的文笔还可以，不愧是中专毕业生。他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继续往下读信：

　　“这次您离家时，妈妈留下了您的呢子大衣，她老人家是故意那样做的。其目的就是要您尝尝贫穷的滋味——不仅在物质上缺东少西，‘一分钱’常常难倒英雄汉；而且在精神上受人歧视，‘叫花子’定然姑姑不亲、娘舅不爱！”

　　噢，原来如此！常书记明白了老妈妈的良苦用心，内心深处涌起一股暖意，随之又陷入了更深的内疚和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