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后,云龙桥遇见了我;从它出生等到我出生,云龙桥已经五百岁。比它更老的是绵江,江水在他身下躺过亿万年。云龙桥在沉默中匍匐前进了五百年,似乎只是为了在2008年与我重逢。
明清年间的脚印,革命年代的枪声,文革时三起三落的伟人……这一切都成了它的梦魇。梦醒之后,他全忘了。醒来后,他只记得有我,有我站在它身上望川北上。
空军司令王震徒劳地题字:“瑞金云龙桥”。金色的线条等着流年洗去;几百年后,我仿佛又将归来,再与云龙桥相遇。这便是下一个轮回。没有人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横跨绵江的云龙桥也不例外。
小时候,爷爷和我站在桥上,爷爷说:“我们都是孔子的后代。”那时,我还不知道谁是孔子;略大以后,才知道他曾留下些话,就像云龙桥留下的几块老砖,夹杂在上万块新砖中——都是文物翻修后的辉煌。再往后,我知道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于是不再相信爷爷:我们这些离曲阜千里之外的瑞金胡家人,怎么会是孔子后人呢?这大概和英国人的贵族虚荣心理一样吧?朱元璋就曾经想过和朱熹扯关系;中国的众多家谱有多少是可信的?年少轻狂的我不屑于相信莫名的关系。每当我读到“子曰”时,也不会想到作者与我有什么关系。那时我喜欢读的是罗素的哲学,潜显的文字里常有“大道理”。
直到今天,我站在桥上回忆起这句话,才发觉它是说给每个中国人的隐喻:“我们都是孔子的后代。”几千年的金戈铁马、届堂钟宇都已沉没到河流深处,人们依稀记起那半部论语。按此说,百家姓的家谱都可以修到孔姓上?
家谱上记载:北宋末年,祖先随赵勾南迁,史上称为南宗。等到元灭南宋后,在瑞金一带躲避战乱的祖先孔昭祖之子孔福志易姓为胡,这便是我们的祖先胡福志。“为什么要改姓呢?”我曾经问爷爷。爷爷有些傲然地说:“元朝是外族人统治,祖宗不愿替他们效劳。可是蒙古人要找孔子后人当官。祖宗就改姓隐居起来。”
这番话让我想起同时代的江西人文天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这两句话很能说明江西文化人的固执。他们能抱着一个信念至死不渝,无非是把生死看得淡泊;一个人连死都不怕了,那还有什么能吓倒他?一个人将人生当作一瞬了,世间还有什么能牵挂?我的祖上和许多隐居山林的客家人一样没有屈从于彪悍的匈奴,但也没能像文天祥一样抗敌,这终究是不值得书写的出世情怀:田园将芫,胡不归?
我同一个青岛来的朋友游云龙桥时说起江西历代名人:陶渊明,王安石,欧阳修,范仲淹,慧远,王阳明等。他笑着说:“这些人都有些固执,除了范仲淹还应变一些,其它人都很固执于自己的想法。王安石一辈子做的就是变法;陶渊明一辈子隐居在山里。”
我对历史的了解远不如朋友,所以无力批驳,只能笑答:“留在山里就是种固执。”
瑞金是个四面环山的小盆地,是客家人聚居的世外桃源。这些南迁于此的人多来此躲避战乱、明哲保身。虽然不至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但也算“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四五百年间,瑞金人隐居于此,连一个文人没有出过,孔子的后人也早已沦落为乡野村夫了。不再谈“兼济天下”,不再哀叹“周礼不复”,不再高谈“诗书礼易春秋月。”;只晓得“独善其身”,只晓得“知足常乐”,只晓得“世我两相忘。”任他山外人为名利争战不休,任他世间水深火热,我只晓得此处还是老子的“小国寡民”,只晓得此处还“落英缤纷”。
有人说:出世极深的孔子建立了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集体主义文化:推己及人,先修身再齐家最后才平天下。中国人的礼让和兼爱常批着虚伪的外衣,做好事常是为别人看的,中国人不像西方人一样说原罪,中国人不做坏事更多是因为“知耻”,“不知羞耻”是一切罪恶的开端。
不过,我以为这些都是片面的概括,我也不信一个两千年前的老人能给上亿人立法。如果说孔子是一座历史长河上的桥,那这座桥也是不断倒了又修,修了又倒的,不立不破,解构又复建构,成千上万块的砖石中才藏着他那几块老砖。
半部《论语》,岂是孔家的基石?
孔子不是《论语》的作者,《论语》的作者甚至不是他的三千弟子,《论语》的作者是历朝历代的科举进士。真正的孔子早就沉没到历史长河深处了,人们只能徒劳地打捞起一些骸骨。再将这些骸骨混着别人的骨头一起建立一座雕像,一个傀儡,一个供人顶礼膜拜的圣人,一个被历代统治者利用的木偶。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的祖先不是孔子,我们的祖先是一个叫仲尼的老头儿,他也许周游列国,或者有许多学生,可能活得很郁闷。他生前没有著书,他绝没想过死后会被人记住。
仲尼若能轮回到人世间,他读到上万卷的八股文,看到那么多人“代圣言说”,他会好奇地问:“这个叫孔子的人是谁呢?他是我的老乡吗?我怎么没见过他?”于是我拍拍他的肩膀回答:“老祖宗,这个叫孔子的东东不是人,他是神。他是一个虚构的帝国。”
《论语》也是一个历代人建构的巴比伦空中花园,一座围城,它是一座古桥啊!
看吧!老祖宗,这流淌了几千年的绵江河,它是长江的支流,它不比长江年轻,却没有人记得。看吧!老祖宗,这沉默了五百年的云龙桥,它将在沉默中忘记,忘记那些不该有光辉的人像。
中国人历来擅长造神像,造伟人,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帝王将相史。“诞生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民族。”一个只记得长江、黄河,却忘记它们支流的民族是自卑又自负的民族。为什么是“自卑又自负”?那是因为我们都不自信,因为我们都不去相信自己的真相。哪一个国家的政府都要打扮历史,我不知道中国人是不是很擅长篡改史书,但我们的小学生小日本,篡改二战历史的功夫确是亚洲人民有目共睹的。
打扮历史的第一步就是打扮“伟人”,把一切有生命的成功人士的凡俗缺点抽去,再在他们身上贴金,于是,又一尊雕像立起来了。这叫“隐善扬恶”,据说,这样做可以让后人向好榜样学习。至于这些老雕像什么时候有用,什么时候该让大家瞻仰,那就是统治者的意愿了。“批林批孔”并不是解放后才有,历史上“焚书坑儒”的事虽不多,但反对孔子的时候也有不少。孔子这张股票的价格一直涨涨跌跌,和老庄一样被幕后的操盘者利用。
造神运动不会有尽头的,它将和历史一样久远。毛泽东曾经反对孔子,但在不自觉中,他也被神化了。
不管你喜不喜欢,历史就是这样,它是属于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记忆,如果说一个民族就是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是一个人的记忆。心理学家说:人的记忆是不断主观建构的结果,现在的情境与期望会改变人的记忆;举例说:当你爱上一个女人时,你会忘记她过去的缺点;当你不再爱她时,你可能会忘记自己当初如何为她疯狂。这句话也适用于历史:历史是一个民族暂时的记忆,一个民族当前的情况和期望将修改历史;当一个民族崇拜一个人物时,他们会忘记他的缺点,忘记他也是一个人;当一个民族唾弃一个人物时,他们会忘记自己曾经如何欣赏他。
不管你承不承认,伟人一旦死了就很难有生命了。灵魂中的恶与善原本是居住在一个身体里的,但身体消失后,灵魂中的恶与善就抽象成了神与魔。
看一看德国的希特勒和前苏联的斯大林,每个民族的历史上都有许多神与魔。他们能被人铭记,正是因为他们已不再是凡人。
站在云龙桥上读家谱,家谱里记着许多先人事迹,但我只读到些“雕像”。我不相信,但也无权去批判。
爷爷说孔子是永远批不倒的。你可以把他扭曲变形,如果他不合你用,你也可以把他抛弃,但他总要从河床深处浮出来见你,因为他一直就活在你心里。他没有建立一个帝国,他也没有为亿万中国人立法,他只是一个图腾,代表了许多人明智与仁慈的心理。“孔子”是我们集体无意识里的仁与智。历史上不存在“孔子”,也不存在“屈原”,不存在“项羽”,不存在“关公”;但我们依旧喜欢这样的历史文本,它里面有神话,也有小说。
要明白,这些历史人物都是我们自己构造的。我们需要某些民族精神,因而要有某些人物来寄托这些精神。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离不开这样的精神。抗日年间,闻一多的学生对闻一多说,历史上也许没有屈原这个人。那学生想研究一下真实的屈原是否存在,闻一多回答他:“你想得倒很好,我都没有想到——但是国难当头,你研究这个有什么意义?”的确,屈原这人是否为国投江、是否存在都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成为了中国历史人物,成了每个中国人心目中的爱国志士——一个不肯做亡国奴的中国人。这样的屈原才是我们抵抗日敌的精神支柱。日本在二战投降时不肯废除天皇,也是为了给自己的民族一点神性。有人说:“日本战后经济的恢复要归功于天皇,日本人的军国主义的复兴也与天皇与关——当初真应该废了天皇!”这话虽然偏激,却也有点道理。
历史总是要有堂皇的东西才能让现世的活人有种思想精神上的厚重。
后现代主义的人徒劳地解构正统历史的庄严,这和文革时期的人批判孔子一样可笑,他们都不懂庄严的幽默。或者说,我们这个民族需要一些幽默,来让那些沉重的雕像轻松一些,别让他们把我们的脊梁压弯。现代的年青人更喜欢这样的历史:民间流俗比帝王将相更重要,帝王将相和民间百姓一样可爱又可恨——这也许是将来的历史教科书发展的方向。毕竟,伟大的人总是让人们即爱又恨的。
一个活生生的人被写进历史时,就已经被史官抽去了血和肉,只剩下一尊雕像立在“幽州台”上了。想想,多少人奋斗一生、不惜付出生命就是为了成为这样的雕像,就是为了留名千古!可是如果他们能在千年后重返人间,他们从历史书上读到的会是本人吗?——这样的名字对一死百了的人来说,有何意义?
在瑞金看来,这也许就是“牺牲”二字的意义吧:永垂不朽,成为更古老的雕像前的祭奠,成为新的雕像。历史长河上的一座古桥,一块块苍老残破的砖等着后人用血肉填补,让后人成为新的砖块。
人生自古谁无死?站在桥上望河水远逝的人啊!你有什么放不下呢?“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愿望自然是好,留下活生生的血肉的人才真叫可爱。
谁都看见伟大的雕像,谁看见那些被砌成雕像的小石子呢?
五百年前,我的祖先将四书五经丢进绵江河里,头也不回地过了云龙桥;五百年后,我站在桥上,落日再度染红江水,那些雕像在波浪里只剩一些名字和莫须有的回忆。
2008-7-13 于瑞金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