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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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从腾讯网看到新闻，在新的《财富》500强排行榜中，联想以以167.8亿美元的年销售额排名第499位，首次打入财富全球500强，成为内地民企“独苗”。

　　从柳传志到杨元庆，联想用了二十四年，从星火散放到海空激荡，中国民营企业用了三十年。

　　有人嫌晚嫌少，说，是企业家精神的问题。是说中国人有问题么？好像是，就像说国足踢球出不了彩是因为缺了某某一样。客观地讲，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出不了一个国际球星和一个世界级企业家是很难理解的，在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大谈国民素质的整体性也是不负责任的。

　　而不容忽略的是，中国经济在几个风起云涌的关键期时，许多人们概念中的大企业家又确实不尽人意，错失了很多机会，产权争斗、市场迷局以及令人困惑的热忱或欲望，又是这个群体的复杂性所在。

　　如果把联想看作内地民企的龙头，取得第499的排名也绝不比人们想象中沃尔玛（排名第一）攀上高位容易多少，国外企业面对的是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完全竞争，中国民营企业面对的则是宏观政策的时热时热，甚至还有恐惧，这种恐惧大了则表现在中央大调控时期的或进或退，细了则表现在一个同行公司又因步入官商死角而被枪毙时的唇齿之虑。就这点而言，三十年来标志性的国外大企业家性格应是奔放、开朗、敢于冒险，在中国的大企业家却是谦虚、谨慎、步步为营，像是似乎脱胎换骨的中国人，处于日益激烈的资本竞逐中，还固守着宠辱悠然的东方哲学。

　　但这也不是事实，事实是，三十年改革初期，很多在解放思想浪潮下的厂长，都喜于在厂区大门前铸造一座铁鹰，以表紧随风浪心志。一切社会大转型的开始总是以一群热忱人为先导，由他们开山铺路，再把已接受的，新的观念传播给全社会。他们前赴后继，他们自领大旗，他们无限骄傲，他们创造历史，最终又深埋入历史。

　　民营企业的发展最初犹若春江细流，渐成浩荡，却又时涨时落，大体由宏观政策决定，因有“气候经济”之称，书写初期民营企业史的多是小人物，他们心中没有太多产权概念，从一开始就争做商海弄潮儿，他们中除了知识分子，还有很多工人农民，靠的是胆量蛮劲。1982年民营企业遭到棒击，地点是浙江温州柳市镇，以“八大王”为代表，政府整肃了大批“投机倒把”“扰乱市场秩序”的民营企业。其中最出名的“电机大王”胡金林更是逃难远至“座山雕”老巢夹皮沟，两年后以为风声皆尽，潜回当夜，仍被抓获。在狱中以为大限将至，做好被枪毙准备，谁知66天后无罪释放，战战兢兢，重拾经营，令己令人，都有点哭笑不得的味道。

　　也有人记得“傻子瓜子”年广久，因雇请了12名员工炒瓜子而被指“剥削”，大家可以拿出马克思那句：“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来拷问“人格”，引起多方理论家笔锋交战。旧命题的苍白令人争辩得面红耳赤，最终年广久以经济问题被立案侦察，延至1991年，判定经济问题不成立，却以“流氓罪”处有期徒刑三年。以后的温州还多次遭遇政策风雪，问题直到世纪之交乡镇企业集体产权改革才基本解决。

　　这是初期闯荡者的缩影。当年除了民营企业连界限都不清晰外，日后一度占据GDP最大份额的乡镇企业更被规定不能进入城市。93年提出市场经济之前，挣扎是个周期过程。后来慢慢汇入了一些支流，正是当今民营海尔、联想、万科等大公司的前身，汇入较晚正是因为对“气候”的担虑，不争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事实也证明，这些来晚了的的民营企业日后将成为我国民营企业的典范。

　　这是联想的路。也是所谓“后起”民营企业家的谨慎所在，他们比那些闯荡者更关心产权问题，所以初期没有挺身私营前潮，其中明智如柳传志，在94年国内电脑业的寒冬趁机改革了联想的分红制度，在香港建立联想投资公司，为日后股权清晰埋下伏笔。反应慢一拍的，则将在后来的改制风波年份中应声落马。

　　常有人把中国民营企业久久未出现世界级大企业的原因归咎到企业家精神，亦即中国民营企业家缺乏了某种特质，关乎于此，我们常能在书市上看到五花八门的甚至畅销的励志书目，去年央视二套的《赢在中国》也以此为主题。这正是忽略，在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国家决定抓大放活，建立“中央军”之前，这些当时还没有清晰产权的民营企业仍在商业和非商业两线作战，尤在非商业领域，能者低调过关，甚者或行贿布政，或处事高调，如TCL与郎咸平的大论战，终至TCL总裁顾雏军被捕，TCL神话破灭。郎咸平则在胜利声中矫枉过正，硬是由该事件抠出了个“大政府主义和威权政府”概念，招人无语。上下颉颃，智力资源的大浪费，正在于此。恐又是国人强项。

　　我还在前不久做一道地理题，问温州得以快速发展的原因。认识些温州人，听过些温州事，抠破脑筋写上“区域群体处理商业问题时的特殊能力。”，翻翻答案，竟是“政府给予政策上的支持”，看来有些人真是被深埋入了历史。

　　摒弃了外因，当今的民营企业在几场关键战役中确实丢失了做大做强的机会，使后来走了不少弯路，这又着实是企业家精神的问题。又拿以联想为代表的电脑业讲，1993～1994年的寒冬，是因为缺乏科技创新。面对国际硬件软件联盟对中国实施禁售，国内电脑行业犹若温室里的花朵，缺乏技术竞争，很快陷入营销和价格漩涡，不是从消费者所享受功能丰富出发，而是靠一系列价格战和营销手段争夺市场，出于利润追求收购子公司，大做多方业务。后来国际电脑行业对中国解禁，外来竞争者凭借着高端技术优势，一下子把联想、巨人等国内企业打得落花流水，巨人公司在电脑行业“离家出走”，联想则不得不恢复了代理IBM在中国业务的老本行。

　　90年代彩电市场的价格战，几乎可以用血雨腥风来形容，长虹、康佳、创维、TCL为抵抗外国公司的家电业竞争，不惜大打民族企业旗号，以亏本价开始价格战，只为争夺市场份额，使企业缺少技术创新的资金来源，杀退了“外来入侵”，却对日后中国家电业发展极为不利。事实上，技术问题从来就只能靠外来的“暗中”帮助，直到今天，还没有实现一台高级彩电的完全“中国制造”。

　　出走的“巨人”，日后畸形成长为国内“行业狙击手”，大打业务旗帜，在各个领域出入自如，最有名的恐怕就是尽人皆知的脑白金和黄金搭档了，经过专家论证，这两种保健品根本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特殊性，老配料老药方，新包装新模样，玩玩而已。2003年，四通总裁段永基高调收购时大呼不求脑白金质量如何，我们只关注它卖得好，所以我们要这个品牌，令人汗颜。

　　缺乏长期战略，追求短期盈利，不专注于专业领域，忽视消费者享受优质服务的真正权益，不重视科技创新，许是很多民营企业家的痼疾。所幸在一片大风大浪之中，还有华为任正非这样真正卓越的企业家，军人出身，每年严格将企业收益的10％用于技术研发，《财富》榜出炉不久，笔者在咨询网看到了题为《500强中的排名 华为一定会超过联想？》的长文。

　　又看到另一条新闻，是联想的第二任总裁杨元庆放出话来，是关于联想收购扩张的战略，以为要重蹈上世纪“寒冬”前眼光太远的覆辙，令人欣慰的是打开帖子后才直到收购对象并不是别的什么行业，而是欧洲一家做PC关联业务的濒危企业，见得联想进入世界500强，毕竟不是徒有虚名。

　　（正文完）

　　附一:关于近段时间我国经济局势

　　还是郎咸平，前些日子南通的一个民营企业家经济论坛上，郎咸平开始提出他的“国内二元经济论”，指出“国退民进”后，我国的经济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二元”也者，一是垄断独霸的“中央军”，一是相对中小型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郎咸平教授认为出于这种情况下的中国，想用货币政策工具来调控经济只能是徒劳，举个例子，准备金率从9.5％上升到17.5％，意味着广义货币流量要减少百分之三四十左右（这其实是道数学题，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可以算算，或者参考萨缪尔森《宏观经济学》第17版金融章节），但是对商业银行讲，最先失去贷款机会的必定是中小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如果这种调控发生在十多年前，会催生大量地下钱庄，影响金融秩序（事实上十多年前也正是这样的结果）。但今天国家对金融秩序的严密控制，使地下金融市场很难发展到呼风唤雨的程度，最终受损的是广大中小型企业，而中小型企业又是国家经济健康增长的活力所在，比起以固定投资或垄断金融为主的“中央军”更能发挥技术创新的优势，长期如此势必不利于我国经济健康成长。郎咸平的论调与当年大不一样了，但我想其理论对于国家经济关联部门应有借鉴意义：中国的经济体经过最简化，到底会是怎样一个模型？如果模型都没有，配套的宏观政策根本无从说起，这时候还依照经济学著作的老套路照搬也只是无的放矢而已。明确模型需要经济统计部门和监管部门的共同努力。今年的事实证明，准备金率的大幅上调对经济影响有限，决策层应讨论从更广更深的方面来看待当前的局面。

　　美元不负责任的贬值，人民币应声上涨，本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但要知道的是我国内部油价长期脱节于国际油价，这是为了国内经济秩序稳定，差价亏损主要由中石化、中石油两家石油巨头来承担，国家适时给予补助。大约是去年底，补助不够了了，中石油不得不通过上市融资，增发价值一万亿人民币的股票，“股神”巴菲特看出底细，立刻抛售中石油撤出中国股市。中石油遂带动大盘下跌，和同时期市盈率高达十几倍的烤鸭全聚德形成鲜明对比。

　　这是中国当前利益的矛盾所在，升值，意味着国内外原料差价减少，过度出口压力降低，国内通胀压力降低，但是可能导入大量热钱，热钱在各行业进出又可能推高CPI指数；贬值，则虽然外资推动力降低，却要面对原料差价过大，关联企业陷入困境，如中国石油。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