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蒙学母校

　　我八岁入学，就在本村的小学校读书。那时候学校条件很差，低矮的茅草房教室和泥草课桌凳，几乎把我们变成了泥孩子。老师都是解放前教过或者读过私塾的先生，他们没有进过师范学校学习，不懂得新式教学法，基本上还是沿袭私塾的一套教学方法；不过他们都很敬业，教得很认真，很扎实。我们也学得很认真，很扎实，特别是在语文课的读写方面。小学毕业后考取初中到县城读书，初中毕业考取师范到地区读书，所以，初中和师范的学校条件都比小学好得多，规模也大得多，老师的文化知识和教学手段也高明得多，先进得多。但是，在这些学校和老师中，留给我印象最深刻、对我的一生影响最大的，还是小学的母校和老师。

　　蒙学母校就像我的母亲，虽然她没有高深的文化科学知识和高超的教育方法，但是她教会我最初的迈步和呀呀学语，尽管都是最简单的知识和技能，但那却是我的人生开始。试想：没有最初的迈步，哪有日后的健步如飞？没有呀呀学语，哪有日后的出口成章、满口珠玑？蒙学教育是人生的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的起源，就像长江和黄河，当它们从巴颜喀拉山流出时只是两股涓涓细流，可是当它们奔腾东下时，汇集了祖国南方和北方广阔大地上的千百条支流，就形成了浩浩荡荡、波澜壮阔的大江和大河，以雄伟的气势奔流到海不复回。然而追溯它们的源头仍然是巴颜喀拉山的涓涓细流。水不能无源，人不能忘本。所以我至今对蒙学母校和启蒙老师怀有深刻的印象和深深的感恩情结，终生难忘，世代流传。

　　我小学的母校——吉庄小学，坐落在吉庄村西头的一方高台子上。这块校基地说来有些神奇，既高且平，方方圆圆，足有二十多亩，竟高出周围的平地两三米。站在学校操场向东望去，看见的尽是村庄上农户的房顶和树冠，看人也多是先看见头部和上半身，难得看见脚。关于它的成因众说纷纭。一说是汉朝开国元勋韩信的点将台。韩信帮助刘邦与项羽争天下，曾在这里点将阅兵，因此筑了这么个高台子。但是此说却难于令人信服：筑这么大个高台子要垫多少土？有这个必要吗？况且周围并无取土留下的痕迹。第二种说法竟有些迷信色彩。说此地要长出一座大山来。这天夜里一个妇女出来小解，完了向四周一望，发现脚下的土地“呼呼”地往上长，地势渐渐增高，周围的房屋树木迅速往下降，她好像站在房顶上一样。她大吃一惊，立即呼叫起来。呼叫声惊动了周围的邻居，大家纷纷跑来看个究竟。可是当大伙来到，这山却不长了，只留下这么个高台子。乡亲们惊惧不已，纷纷传说，有的竟去找地理先生询问原因。地理先生实地勘察后解释说：女属阴，因为这妇女解小便在山头上，阴气压住了阳气，所以这山就不长了。——封建社会妇女地位最低，倍受欺凌，都是阳压阴。不想这里阴也能压制阳，妇女的一泡小便竟能压住一座大山长出，作用大得竟然神奇。不知地理先生这么说对妇女是褒奖还是诬蔑。不过此说和韩信点将台的说法一样无法令人信服。

　　这些都只是传说，世代相传，不论可信不可信都无从考证，只好暂时搁置。

　　我听父亲说，解放前台子上有一座古庙，很是灵验，周围百十里内的百姓都来此烧香拜佛，许愿还愿，因此长年香火不断。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台子上还举行庙会，买卖东西的，说书玩猴的，玩杂技唱大戏的都有，很是热闹。抗日战争时期，日寇的飞机乘庙会人多轰炸了古庙，死伤数十人，从此百年古庙成为一片瓦砾场。解放后，吉庄人民以古庙为基础兴建了吉庄小学，周围三四个庄子的孩子都来此读书。我也有幸成为这所小学校的学生。

　　吉庄小学只有两排校舍，均为土墙草顶。南面一排十二间，门朝北，窗朝南；北面一排也是十二间，门朝南，窗朝北。东西两面筑着土墙头，墙头上苫着草顶。东面的墙头中间开了一个圆门，这便是校门。说是校门却没有门，只是一个师生进出学校的通道口。校园形成个大大的正方形，中间是一个圆形小花园，用古庙的断石残碑围成，当中有一丛很大的月季花，从春天到秋天开花不断，有粉白鹅黄紫红三种颜色，交叉在一起，很漂亮。那时候我们都懂得爱护公物，按时给花施肥浇水，下课放学只是围着花园观赏，从不随便摘花。花园旁边竖着一个木架，挂着一个生铁铸造的课铃。课铃在学生心目中是很神圣的，只有值日的老师按时敲打，指挥全校师生作息活动，学生是不准随便敲打的。

　　校舍、校园、操场合计占地不足十亩，其余十多亩台子地不知什么原因，都栽上了洋槐树。（可能是为了护坡，也可能因为洋槐树好栽，容易成活。）每年春天一到，几千株洋槐树一齐抽枝展叶，绿荫摇曳，云蒸霞蔚，把整个学校都包裹在绿色里。不久树上便开满一嘟噜一嘟噜雪白的洋槐树花，粉妆雪团，芳香四溢，空气里飘散着香喷喷、甜丝丝的槐树花的气味，招引得蜂群蝶阵，莺歌燕舞；也招来不少采摘槐树花的小孩子。每到此时学校便要组织学生护林队对槐树加强管理，值日老师不仅要负责打铃、扫地，还要看管洋槐树林，使它不受破坏。因为树多花香且保护得好，竟成为吉庄村一处亮丽的风景园。村民和过往行人经过此处都不免驻足观看，津津乐道，传为美谈。

　　可是学校对这片风景林也有管不住的时候。三年灾害期间，每年春天这些洋槐树都要遭受一次大劫难，不仅树花摘尽，连树叶也摘个精光，高处的树枝还折断许多，一条条倒挂着，枯枝败叶，像垂挂着的死人尸体，十分凄惨难看，大煞风景。师生们看了十分不忍，开始他们还想保住这片风景园，后来看见饥饿难耐、骨瘦如柴的群众拿刀扛叉蜂拥而至，十分震惊，才知道管不住了，再管就要出人命了。学校研究了一下，大家共同认为眼下救命要紧，风景园顾惜不得了；老师学生摇头叹息，只好任由群众采摘。这三四年，虽然洋槐树屡遭劫难，但吉庄的百姓得到树叶树花的救济，少饿死一些人，也算是学校和洋槐树莫大之功德！

　　吉庄小学的教室由于都是土墙草顶，为了牢固和节约材料起见，都盖得比较低矮，且门窗狭小。夏天上课，教室里像蒸笼一样闷热，一股股湿热的气浪，夹杂着几十名小学生浓重的汗腥臭，熏蒸得师生们大汗淋漓，甚至头晕脑胀。这时候，男学生往往解开打着补丁的粗布小褂的纽扣，撩起衣襟，使劲地擦汗。女学生怕羞，自然不好解衣敞怀，她们就拿起书本作扇，拼命地扇风。“哗啦哗啦”的声音影响上课，严重时，老师要批评，禁止；男学生也会不失时机地提出抗议。她们只好强忍闷热暂时停下扇风；实在忍受不住，不免还是要扇几下，只是动作不敢太大，声音不敢太响。

　　学校的窗户一律没有窗扇，都是几根横竖交叉的木棍支撑着。这样的窗户夏天还好，既挡人又通风，虽然下雨时会洒进一些雨点来，只要窗户下的学生移动个位置照样听课，并无大碍；可是到了冬天，西北风一吹，整个教室的学生都冻得瑟瑟发抖，根本无法上课。每年这时候，校长就会布置各班堵窗户。

　　堵窗户有简繁两种方法。简单的，就是用土坯、烂泥从窗户外面堵实即可。这种方法的好处就是坚固，一个冬天不用问事。可坏处就大了！教室里除了门再无透光的地方，因此光线暗淡，学生读书做作业都受影响。所以一般不用这种方法。复杂的方法，就是把秫秸、麻秸、芦苇等秸秆剁得和窗户一样宽，然后从窗户里面一根一根地用细绳系在窗户的竖梁上，全部系好，再糊上一层报纸。这样既可挡风，又能通过秸秆的缝隙透进一部分光线来，教室里不致那么暗淡。这是优点。缺点就是校外的人容易从窗外割断绳子、把秸秆偷去烧锅，一个冬天要补搞好几次。无论土坯还是秸秆、细绳都是学生从自家无偿带来的，带一次两次家长还没有意见，因为是为了孩子防寒；但是带得多了家长也会有意见，不让孩子带。这时候一些老师就只好采取简单方法，用土坯把窗户堵实完事。这一下就苦了学生了，好像躲在暗室里上课。老师板书的字和学生作业本上的字都只好写得大一些，勉强完成教学任务。所以尽管夏天闷热难耐，学生还是喜欢过夏天。

　　由于老师都是解放前读过私塾或者教过私塾的，所以他们的教学难免私塾教学的烙印。比如教语文，他们特别重视背诵和书写，每一课都要求背诵，每堂课必提问背诵；书写不仅要正确，而且从坐姿到字体结构都要规范。由于老师重视和严格要求，我们从小就养成了背诵和规范书写的习惯。一本语文课本，从第一课能够熟练地背诵到最后一课，中间无论提起哪一课，都能接着往下背诵。老师说这就叫“倒背如流”。书写重要的是毛笔字。有大仿小仿；作文也用毛笔抄写，老师批改后，还要再按照老师的改笔抄写一遍，叫做“誊清”。学校每学期都要举行背诵课文比赛和毛笔字书法比赛，优胜者颁发奖状，优秀书法还张贴出来供大家观摩。我的背诵和书法都获过奖，至今想起来还觉得很荣耀。

　　老师们因为读过私塾，毛笔字受过严格的训练，几乎都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有颜体、柳体、赵体，还有隶体。每逢这时，老师们都要写一两篇张贴出来，供我们观赏学习。

　　除此，老师们还擅长吟诗作对，遇到节日，他们常会作一联一诗，互相唱和。记得教我语文的张老师就曾经作过这样的对联：

　　“当年僧侣诵经处，今日人民育秀园。”

　　“几度沧桑成旧梦，一番风雨润新红。”

　　曾作过这样一首诗：

　　“韩王点将筑高台，风雨几番终作哀。

　　古庙沧桑成学苑，晨钟暮鼓育英才。“

　　数学教学是这些私塾老师的一个弱项，他们一般只能教低中年级数学。高年级数学怎么教呢？中心小学的校长想出个解决办法，就是每个星期天把各个村小的高年级数学老师集中到中心校，由中心校的数学老师给他们上辅导课，把数学课本上的疑难问题先给他们讲解一遍，回来再教给学生。这种办法虽然解决了高年级数学教学的燃眉之急，但是也带来许多“隐患”，我们直到上了中学才感觉出来。

　　劳动教育是新中国学校的一个重要课题。我读小学的时候还没有排上课程表，但是劳动还是不少的，主要是修建学校的劳动。由于学校教室都是土墙，一经大雨冲刷就会一层层剥落，所以每年春天外墙都要泥抹一遍。这样的工程文教局是不给修理费的，只好师生们自己来干。先是抬土，抬水泡土，然后学生从自家带来麦糠，师生一起和泥、抹墙。这样的劳动一干就是一个星期。这一周中，师生身上都沾满泥巴。有些男同学恶作剧，看谁的衣服是新的，或者干净，就故意往谁身上抹烂泥，所以大家都不敢穿新的和干净的衣服。到了一九五八年，国家鼓吹大跃进，那是个反科学的疯狂年代。高年级的学生从收麦一直到小麦又种下地，都在生产队劳动，吃住也在生产队，几乎没有上课。

　　吉庄小学的第一任校长叫吉海明，吉庄本村人，解放前的私塾先生，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解放后，他邀请他的一位同学王老师在自家房子里开办了吉庄小学，直到一九五三年村委会在群众和国家支持下在吉庄西头的庙台子上建了新校舍，学校才迁入新校址，他也成为当然的校长。吉校长在吉庄小学干到一九五七年底，由于党号召帮助党整风，领导叫他起带头作用，于是他带头向党提了两条意见，结果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回家，监督劳动。二十年后的一九七八年，错划右派分子得以改正，恢复工作；可是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不能再工作，只好办了退休手续，叫他的一个儿子顶职当了教师，使他遗憾终生。

　　吉庄小学发展最快的是文化大革命那十年。这也是中国人口增加最快的十年。学校不但附设了初中班，还在吉庄东头开办了一个教学点，学校从六个班增加到十一个班，学生从二百多人，增加到四百多人。但是，教学质量最差的也是这十年。一九六六年到六八年，由于造反、批判当权派，学校处于半停课状态。以后数年，又由于执行“五七指示”，学生不但学文，还要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实行开门办学，学生乱跑乱学，结果什么也没有学好，把吉庄小学的优良传统——背书和规范书写丢得一干二净。小学生写字不知笔顺，乱写乱画；初中毕业生竟不能顺畅地读一篇课文，写一封简单的书信。他们称为被耽误的一代学生。我的两个大孩子就是这个时期的受害者。当然这不能归罪于我的蒙学母校和老师，他们也是受害者。这应该归罪那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它不但要革成年人的命，也要革少年儿童的命，同时还要革中国五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的命。我亲眼看见我们学校和老师的许多珍贵古籍集中在操场上公开用大火焚烧。那种残酷、悲惨、野蛮，实在是史无前例！但愿后无来者。

　　文革后，吉庄小学撤掉了教学点和附设初中班，恢复完小建制，学校缩小到八个班。以后几年由于计划生育，学生数逐年减少，九十年代为六个班。这期间，由于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农民逐渐富裕起来；政府大力提倡改善办学条件，通过社会集资和国家支援，学校校舍逐渐改造成砖瓦结构的房子，并且添置了课桌凳和一些教具，办学条件大大改善。这应该归功于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

　　可是，从二十一世纪开始，农村小学又实行相对集中的办学路线。先是把一些规模较小的村小学合并到较大的村小学，不久又把较大的村小学合并到乡镇中心小学。零二年，吉庄小学把高年级并到中心校，零三年又把中年级并到中心校，零五年把低年级也并到中心校。没有学生了，学校就撤销了。这样的好处是便于现代化的教学和管理。但是也给老百姓带来不少困难，许多有一二年级学生的家庭，只好抽出一个人来到中心校附近租房居住，照顾孩子读书，造成家庭人力和钱财的浪费。一些困难农户难免有怨言。

　　吉庄小学撤销了，校舍给村委会办了面粉加工厂和饲料加工厂；那片美丽的洋槐树风景林也早已砍伐殆尽，建起了瓦房和楼房。校台子上每天机声隆隆，粉尘草屑满天飞扬，人来车往，肩担手提，络绎不绝；再听不见小学生嘹亮的歌声和朗朗的读书声。但是我每次回家还是要到那里去看一看，找一些老人、老同学聊一聊，竭力从学校留下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中找回我对蒙学母校的记忆，找回那段最真、最纯、对我的一生有着巨大影响的最美好的生活。

　　蒙学的母校不在了，蒙学的老师也大多不在人世了。但是，她们给我的教育，对我的影响，依然还在，早已融入我的血液，植入我的骨髓，成为我思想的一部分，感情的一部分，性格的一部分。这种思想、感情和性格，通过我，我们，在不断教育和影响着下一代。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父辈、祖辈当年是怎样的蒙学生活，接受的是怎样的启蒙教育；知道新中国的农村小学走过怎样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才走到今天，才有了今天舒适漂亮的学校校舍和今天规范的现代化的学校教育。让他们懂得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他们的父辈、祖辈在**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努力，流血流汗，奋斗牺牲才换来的；让懂得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进而懂得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艰苦努力，奋发上进，去开创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