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自从出差回来，肖一露一头埋在工作中什么也不想，业余时间就看书、写日记，有时还练笔写点小诗、随笔之类的东西，以此来消磨时间。晚上也经常跟大伙去看看电影或厂里的篮球赛。这是唯一的夜生活，也是人们业余娱乐与消遣的唯一方式。要么大家下了班，吃过晚饭就只好早早上床睡觉，或坐在一块儿扯闲话、传小道消息。肖一露最头疼人们坐在一起扯闲话，说些无聊的事。每到人们瞎扯她的脑袋就发胀，好像要爆炸似的。这几天，有件事在厂里又引起了轩然大波，毫不亚于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所引起的骚动那样，全厂男女老幼甚至家属，在大街上、办公室、走廊上都在谈论此事。原来在厂部门口不知什么人贴了张小传单，把厂里两个职工的隐私全部公布与众了。说这两个人原来是最要好的朋友，后来因为一个女人反目成仇，并且把男女之间写的情书也贴在了厂部墙上。两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一夜之间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一个是可怜兮兮的受害者，一个是恬不知耻的第三者。第三者虽然可恶，但并没引起人们的太大愤恨，倒是那位女子却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注视。几乎所有难听的话和嘲讽、侮辱性的语言都用在她身上了。她的名字在厂里传来传去，虽然不是这个厂的职工，却在这儿顿时出了名，全厂职工家属妇孺皆知，无人不晓。这件事很快就引起了厂部的重视，政工科的薛副科长找那两人谈了话，并把那个女的与他俩隔离了起来，以防他们相互串供。在文化大革命尚未彻底结束的年代，人们的政治敏感性被历练到了极致，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拉到政治、思想上来严厉批判。对人的要求很苛刻，说话、办事都得符合人们已经形成的固有模式，否则就会遭到广泛的谴责与鄙视，认为你思想有问题----不健康、不道德。尤其男女之间的事，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随时都会有人抓住上纲上线。那位薛副科长也是一个文革中历练出来的老手。别看她个子不高、眼睛不大，厂里哪些人能惹、哪些人不能惹；政工科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她把握的非常到位。整天盯着厂里几百号人，恨不得钻进他们肚子里看看，看人们究竟在想什么。人们都说她个子不高是叫心拽住了，眼睛不大是让苦水给泡的。心太重，做事太苦。所以，遇上这样的事自然要首当其冲搞个一清二楚了。

　　那天，晚饭过后。小肖宿舍里的几个人又开始调侃。现在她们宿舍共有五个人，她与林楠、小张、秀梅、魏姐。魏姐是某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在离厂子二百里外的牧区下了好几年乡，最近是落实政策分到这儿的。据说她到这儿背后还有一本厚厚的历史、沉重的缘由。除了魏大姐，她们四人的年龄都差不多，所以下班后宿舍就成了她们的自由天堂，几个人整天嬉戏打闹好不热闹。今天，林楠匆匆吃过饭，特意梳洗打扮了一番跟朋友约会去了。魏大姐下午出去还没回来。小肖和小张、秀梅没事干就天南地北的闲侃。秀梅是个性情活泼开朗的人，去年冬天来这儿，在厂里搞出纳。到这儿不久就跟大家混得烂熟。走到哪儿都会留下一串笑声，外号“活宝”，宿舍里只要她在就不得安宁，经常逗得大家捧腹大笑。她与张红莲的性格很相像，开玩笑时两人总是一唱一和。只要她在，小张的俏皮话就像蹦豆似的，一个接一个的往出蹦。浓浓的青春气息充满整个宿舍，这里经常是欢笑的乐园，一回到这儿，就会把大家所有的沉闷与压抑冲击的荡然无存。小张和秀梅吃饱饭没事干，见面就斗嘴皮子。俏皮话一串接一串，几个人笑得喘不过气来。一阵打闹过后，张红莲突然想起了什么，十分神秘地冒出一句话来：“嗨！你们听说了吗？那个女人已被抓起来了，司法机关怀疑她范了重婚罪。”

　　小肖和秀梅以为她又在起哄，谁也没答茬。秀梅冲她撇了撇嘴。

　　“哎！你不信？我可说的是真话，决不是开玩笑。”小张十分认真地说。

　　“真的？”小肖抬头疑惑的看着她。“假如这样，问题可就闹大啦。”

　　秀梅也瞪大眼睛看着小张和小肖，赞同的点了点。

　　“可不是嘛！你们以为这是随便说的？”小张把一只手放到嘴边，压低声音说，“听说要判刑。”

　　“不对吧？昨天你不是说她还来咱厂找陈福民吗？今天咋又说她被抓了呢？”小肖不解地看着她问。

　　“没错。昨天她是来找陈福民的，那是给他安顿家里和孩子们的事。你没看见她身后还跟着我师哥吗？是吧？”她问秀梅。

　　秀梅点了点头，恍然大悟地说：“噢！原来是这样啊！我还以为你师哥跟她认识，两人一起到这儿来办事的。这么说，你师哥跟着她是在执行公务啦？”

　　小张使劲点着头，“当然啦。”停了一会儿，她又压低声音说：“可能要从咱们厂抽人跟公检法一块儿整清他们的事！”

　　“是吗？多好玩儿！还能参加一次破案。我要能参加该多好！”秀梅一幅自我陶醉的模样。“哎！小张。你可以去参加呀。这样还可以和师哥共商大事、共度良辰，该多好啊！”

　　“哪儿能轮上我呵？要去就看小肖吧。”她朝小肖乜斜了一下。

　　“你可以去找你师傅嘛！假如她不让去，就抱住她的大腿哭啊闹呀的，这样，保准会派你去的！”秀梅故意戏谑。

　　“遵命！我听你的。现在就去找师傅闹。假如师傅不答应，看我吃不了你！”说着她两手放在胸前，做出魔鬼掏心的样子朝秀梅奔过去。

　　“啊——！”秀梅尖叫着迅速往外跑。小肖坐在床上拍手大笑，小张也止不住狂笑起来。旁边宿舍的几个小伙子跑出来也跟着起哄。

　　“哎，哎，大家快来看啊！这几位抢银行啦。”

　　“不是抢银行！是地震了。”

　　“不是地震，是闹鬼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起哄了一阵又各回各宿舍了。

　　正如小张说的那样，第二天一上班就有人来找小肖，说政工科薛副科长叫她去有事要说。小肖放下工作去了政工科。薛副科长早已等在那儿，一看见肖一露便开门见山地说：“小肖，经组织研究决定：让你去配合公检法的同志搞清陈福民前妻的问题。”

　　肖一露吃惊地看着薛副科长，“我能行吗？对情况一点也不了解。”

　　“这是组织决定！你是党员有什么不行？这个工作非常重要，经领导再三考虑，认为派你最合适。你的任务是看好她，以防她里外串供或寻短见，并且要经常向我汇报详细情况，还要绝对保密。”她停顿了一下，仔细打量着小肖又补充了一句：“年轻人，前途无量啊！路可是自己走出来的，好好干吧！”说罢，没容小肖再说什么就派人把她送到市招待所。

　　一到招待所她就见到了那个女人。她叫孟丽，三十出头，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个子一米七左右，被烫过的头发用皮筋扎成“一把抓”，蓬松地置于脑后。苗条的身材，皮肤白皙细腻，一身藏蓝色衣服很得体地穿在身上。脸上镶嵌的五官很匀称，高鼻梁、薄嘴唇，弯弯的眉毛下一双柔情的大眼睛，长得很漂亮。眸子里时时流露出一股子傲气。

　　公检法的人把她交给肖一露，并将她俩安排在同一个房间，孟丽每天的饮食、起居都由小肖监管。

　　开始，她在小肖面前显得有些尴尬。肖一露也因从没干过这种监管人的事而感到很别扭。为了摆脱不自然的局面，肖一露装出没事的样子主动和她搭讪。孟丽见小肖对自己一点都不介意也放松下来，不一会儿功夫，俩人就熟悉了。虽然人们骂她是“破鞋”、“滥货”、“坏女人”，但小肖并不这么看。因为她的父母和周围好多叔叔阿姨们，文革中也遭人诬陷过，背过莫须有的罪名，现在才平凡昭雪。因此，她绝不轻易相信别人的谣传，遇事总要自己作出判断。

　　孟丽是因“生活作风问题”，当“坏分子”被隔离审查的。她和俩个男人之间的事，在厂里传的沸沸扬扬。有人把她跟第二个丈夫的情书，张贴在厂部墙上给大家看。这些天，厂里人议论的都是这件事。据说，书信是厂里一些人从她家炭房的煤堆里刨出来的。出于好奇，肖一露也凑过去看过他们的书信。但她觉得，信的内容并没什么，除了些相互寒暄和关心的问候外，就是相互诉苦、相互勉励的话。最特别的是这些信的抬头和落款——女方给男方的信的抬头是：一定要实现：你好！……。最后落款是：伟大的理想。同样，男方给女方的信的抬头是：伟大的理想：你好！……。信的落款是：一定要实现。这说明女方的代号是：伟大的理想，男方的代号是：一定要实现。分明是他们不敢暴露自己和对方，从中可以体会到他们为互诉衷肠的良苦用心。看了这些，她不仅没觉得好笑，反而为他们、为所有的人、为社会感到可悲。

　　孟丽是个性情开朗、善于沟通、交流的人。可能是因为这段时间压力太大，憋在心里的话没处发泄，所以，跟小肖相处了不久，便毫不掩饰地发泄了出来。她哭着告诉肖一露：自己出生在农村，姊妹兄弟很多，她又排行老大，从小家里的日子就过的非常艰苦。从抗美援朝下来的叔叔供她念完了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中专毕业后她被分配到省城，在那里经人介绍，与前夫陈福民结了婚。为了爱情与家庭，她只好放弃了省城的工作，跟丈夫来到这大山沟。并且还把双方的兄弟姐妹都从贫困的农村老家接出来，帮他们找了工作、成了家。虽然苦了点儿，但也很幸福。但是，好景不长。她突然发现，丈夫和别的女人有了暧昧关系。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她怎么也接受不了眼前发生的事。痛苦、绝望、天昏地暗，感到自己已经无路可走！正在这时，有个男人走近她，安慰她、帮助了她，让她从绝望中站了起来。这个人就是她现在的丈夫——王启成。

　　在过去那年代，离婚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不单单是经济障碍，更重要的是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各种流言蜚语、歧视、冷漠、戳脊梁骨……等等接踵而来。让大人孩子总抬不起头，多数人屈服于懦弱没勇气离婚。再加已经是俩个孩子的母亲，离婚就像跨越火海，需要付出极大的勇气和冒险精神。她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去冒险，只好忍气吞声往下过，等待丈夫尽快悔改。可是，好几年过去了，丈夫与那女人的不正当关系依然如故。“至今他们还一直有关系。”她哽咽着，眼睛里流露出无比的悲伤与愤懑。肖一露怜悯地看着她，什么话也没说。她听厂里人说，那个女人其实是她的妹妹。那一瞬间流露在她脸上的悲伤与愤懑深深地刻在肖一露的脑海里，使她至今记忆犹新。

　　孟丽抽泣过后，又接着告诉她：王启成和陈福民是同学，过去曾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俩人在学校形影不离，毕业时向组织提出：只要能把他俩分在一起，让他们去哪儿也行。组织上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把他俩分到大西北的一个军工厂。后来这儿的军工系统需要人，他俩又要求一起来到这里。孟丽和陈某结婚后，王便成了她家的常客，时间一久她和王也成了好朋友。后来，王经人介绍也结了婚。两个小家庭，自然来往的很密切。年轻人经常在一起吃、喝、玩、乐，彼此不分你我，好像亲兄妹一样。

　　所以在她最困难、最绝望的时候，有什么痛苦就向老王诉说，老王也尽力安慰、鼓励她，给了她最大的关心与帮助，让她对生活建立起了信心。于是，她对老王产生了好感。他俩的感情由朋友上升到了爱人。最初，她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很内疚，但出于对丈夫的憎恨和报复，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不知不觉陷入到这种情感中不能自拔。再加王和爱人婚后感情一直不太好，使得她和王的关系就更近了。两人感情上的升华，使彼此的家庭彻底解了体，这样，她和王结了婚。

　　没想到，他们的结合并没给她带来多少幸福。来自社会和双方家庭的骚扰与压力，使得他俩不能安生。随着岁月的流失，王启成也开始有了怨言。现在，组织上又把她当坏分子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她说：自己是两个男人感情的牺牲品。同样一件事，为什么仅对一个弱女子进行隔离审查？而两个大男人却安然无恙，工作、生活不受任何影响。人们更多指责和辱骂的是她，而不是那两个男人。说到这儿，她非常气愤，每到伤心之处，不禁潸然泪下。并且经常无比绝望的看着窗外，静静地，很久不说一句话。看着她痛苦可怕的样子，小肖的心也在微微颤抖。不知为什么，从内心深处对她产生了极大的怜悯与同情。

　　每当黄昏或心里郁闷时，她就站在窗前唱起了《红梅花儿开》这首优美动听的歌。歌声浸透了她对爱情的向往，歌声饱含了她的忧愁和哀伤！

　　两个月后，孟丽放出去了，她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在那个年代，在文革中遭到破坏的司法工作还没走向正规，行政、司法部门不受法律约束、不按法律章程办事的事情屡见不鲜，各行业违规现象非常严重。在人们的脑海里每次运动所留下的：与天都、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的印痕还没抹去。谁也不会过多地去体会孟丽的感受，更不考虑她今后的命运，只是把这件事作为特例新闻传来传去，她也成了人们经常谈论的对象。自从分手，肖一露再也没见过她。听人们说，这事结束后她与第二个男人也离了婚，然后带着孩子回老家去了。第二个丈夫又与前妻复了婚，当人们跟他谈及孟丽的事时，他只是轻轻地摇摇头什么也不说。两个男人依然在一起工作，虽然不是朋友了，但还是同事。经常抬头不见低头见，见了面依然有说有笑，好像他们之间从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几年后厂子转产，好多人被分流到别的地方，肖一露也离开了那儿，那两个男人也不知了去向。

　　“田野小河边，红梅花儿开，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爱，可是我不能对他表白，满怀的心腹话儿没法讲出来……河边红梅花儿已经凋谢了，少女的思恋一点也没减少。”三十年过去了，这首歌经常萦绕在肖一露的耳边。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她。想起那个为爱情抗争而牺牲了自己的女人，想起那个渴望得到爱情而伤透心的女人。

　　现在，她才真正体会到了孟丽当初那刻骨铭心的痛苦。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可是，千千万万个不幸家庭中的人们，他们的痛苦又是多么的相像啊！三十多年前，刺在孟丽心上的那把利剑，好像穿过时空隧道又刺到了自己的心上。当年，孟丽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苦与绝望，现在自己也在品尝……。上苍啊！为什么这么残酷！可恶的人们受色、钱、权、利益的诱惑，永远也克服不了贪婪与无度。他们的贪婪可以丧失人所应有的一切尊严与廉耻，他们的无度可以让自己在罪恶的深渊肆无忌惮。什么伦理道德都可以抛的远远的！肖一露深深叹息着。现在生活虽然好了，但心理的痛苦却压的她喘不上气来，她感到人生的路越走越窄。几年来，她一直睡在沙发上，自从知道丈夫在外偷情后，她再也不想走进那间卧室，更不想靠近那张床，甚至连看都不想看它一眼。一听到丈夫在门外的咳嗽声，就觉得恶心，浑身不舒服——四肢发麻，心脏剧烈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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