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石岩

一

　　一九八七年的七月来到了鄂西北的桐柏山，山川田野年年依旧，似乎亘古如此。从山脚绕过的尺宽的小路还是那么宽，路边的蒿子和灌木齐腰深。田里的小麦已黄了，有些田地里已成了大片大片的买茬，稻场上已经堆起了一个个蒙谷包似的麦垛。

　　对农民来说，这是最忙的季节了，麦子得抓紧时间收割，“谷上场，麦进仓”，风扬干净的麦子才不会霉烂。接下去就得翻地插秧，插晚了遇上不好的天气回影响秋后收成，毕竟谷子是主要作物啊。

　　这是个需要劳力的季节。

　　此时，杨明栋背着麻绳捆着的被子走在杨湾大堰的坝埂上，这个十七岁的小伙子像烈日晒焉了的茄子秧，低着头无精打采地走着。过了坝埂再走完一段白沙路就是他家的庄稼地，这时他父母一定在那里干活。

　　他不敢见他们。

　　“也许他们回家了。”他抬头看看头顶的太阳想，“也许在别处干活。”

　　明栋的父母并没有回家，他头刚从山坡露出就看见爹妈戴着草帽在地里割麦。他只好硬着头皮走过去。

　　“大树。回来了。”他的父亲抬头时看见了他，喊了一声他的小名就拎着镰刀向地边走来。他的母亲也一边擦着汗一边在后面跟着。

　　“考得怎么样？”

　　“不行。”

　　三个人都沉默了下来。明栋低着头听着自己的心跳声，他在等待着父亲的爆发。

　　“不成就回来耕田，接我的锄把。”他的父亲终于开了口，“走，回去。”

　　明栋的母亲也松了口气，脸上有露出了慈祥的笑容说：“命里有时总会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戏文上就这么说。”

　　一家三人沿着小路向浓荫避日的村子走去。

　　明栋虽然逃过了一场骂，但是心里并没有半分轻松。初中就这样毕业了，这表示他从此不能再当学生，从此真要接下父亲从祖辈手里接过来的锄把，然后在这个山村里早出晚归地耕种一辈子，脸会晒得黢黑，两手老茧子，一年穿不了几天干净衣服，老是为没有钱用发愁。

　　明栋的家在村子的西山坡，这个村子像个“太师椅”，一弯弧行的山坡像椅背，围着中间一块平地上的一片灰瓦的土屋。明栋家是最早从山凹里搬上山坡的人家，后来大家发现坡上干爽朝阳，就沿着椅背建了一溜的院子。

　　昔日聚住在山凹里的繁华似乎一夜间消失了。

　　明栋家房前屋后栽满了果树，院子中间的一棵杏树让半个院子都成了树阴。春暖花开的季节，花香四溢，蜂飞蝶舞，闹闹哄哄。

　　院子的北边是一堵一人高的土院墙，墙那边是他二哥家。墙跟是个用大青砖砌的花池，用竹子插成方格的篱笆护着里面开得正艳的凤仙花和野来香，还有五颜六色娇嫩的马齿菜。

　　南边也是同样的一个花池，栽满了菊花和妁药，一株含羞草碧绿碧绿。

　　西边是四间大屋，东边三间小屋，小屋北头一间是明栋的卧室，门口一棵香蕉树，叶子直伸到门口。

　　这是西湾最漂亮的一个院子。

　　两个花池是上初中的明栋在春天砌的，花是他播下种子又移栽的。篱笆也是他星期天去屋后的竹林里砍来竹子，劈开后细心插出的。为了让篱笆更漂亮，牵牛花的蔓他都让他们顺篱笆绕。

　　香蕉树是他让父亲从镇上一个干部家要来的。因为学校旁一家墙头伸出的香蕉叶子时常让他羡慕。

　　“多美丽的树啊，这是属于袅娜的女子，属于词人的树。”

　　当他的香蕉树长出宽大美丽的叶子后，他总会在傍晚把院子扫干净后坐在他旁边当文人了。

　　然而，他将不能当文人了，大学，将永远成了一个痛苦的梦。

　　杨湾村是一个二十户人家的小村子，这种村子在桐柏山周围随处可见。村前一畈稻田直铺到水库边，如果没有水库，还会一直延伸下去。村前一条大路跨过田畈，上个坡就是村学校和大队部。

　　八年前，这二十户人家挤在一起，早晚出出进进的人和牲口让村里闹闹腾腾，夏天，家家户户都会把桌子摆在村子的空场上吃晚饭，大人门一边吃饭一边谈农事、说笑话。吃完饭孩子门打闹，大人们躺在凉床上看星星，继续永远说不厌的话题。一天的疲劳就在那种气氛中被趋除了，然后继续着忙不完的农活。

　　如果不是王书财家的那场灾难，也许这种祥和的日子还能多维持几年。但是王书财家夜晚轰隆一声的房子倒塌确实砸得全村人心惊肉跳。两口子光着屁股在那里哭，连两岁的女儿也不顾了。倒塌的土块堆在床头，屋子的上盖架在床上。

　　“老天保佑啊！不然这家就灭了。”

　　杨家的房倒的当天，明栋的父亲就带领一家人从老屋里搬了出来，开始在山坡上盖新房。

　　明栋的父亲杨光宗是个五十岁的退休干部，是个拿工资的农民。文化大革命后复职，在邻镇工作了几年后遇上了可以退休后让孩子顶职的政策，于是他提前退了休，让四儿子国书成了国家干部。在淮河公社二十多个大队，五十岁以上的人提到杨光宗，不知道的少。老公社的王主任，二把手，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年代，年轻的他是大小工地上的主要领导者，他给人的印象就是待人和气，办事有魄力。

　　对于杨光宗来说，最可骄傲的不仅仅是当国家干部轰轰烈烈的经历，他还有七个儿子呢！一个个身高体壮。人丁兴旺啊！他的哥哥有八个儿子，别人一提起就这么说：

　　“七狼八虎啊！”

　　七狼八虎是杨家将，不识字的庄稼人可没少听评书，没少看戏。杨家将精忠报国谁人不知呢！杨光宗家也出了七郎八虎谁不眼红。

　　但是杨光宗的七郎不会武，老五读了两年高中，算是最高学历了，三儿子还没有读过书。对前五个儿子的失学，他一直归罪文革：

　　“如果不是那个年代让我对当官看穿了，凉透了心，说啥也不会让你们读这一点书，别人批斗我说我们家有七郎八虎，名字又是国家文武钢强，简直有反心。能活过来就不错了，哪还敢让孩子读书。”

　　对六儿子明栋，时代不同了，杨光宗是希望他能多读点书的，如果有幸能读大学那就是真的光宗耀祖了。可是他又没敢真的抱希望，这方圆几个公社，除了姚庄的姚运河是个保送的大学生外，十里八乡谁见过大学生啥样？大学生就是状元，状元是谁家说出就出的吗？几辈子农民的杨家租坟里是没有这种蒿子的。但是他不能容忍儿子的低分数，想不骂都不行，想轻微的骂也不行，一发火就像失控的火势，越烧越旺，旺得人恐惧。在他眼里，分数低就是笨，是拿钱瞎混，他这个当老子的也没面子。

　　他是一个十足火暴的男人。

　　在穷困的环境中生存的人，一种自暴自弃了，一种却坚韧的斗争着，同艰苦的环境抗争，同命运抗争。杨光宗就是那种顽强的人，在随西北，在桐柏山周围大大小小的村子里，这种男人随处可见，他们为了老婆孩子，咬紧牙关挺着脊梁干活挣钱。桐柏山上大小角落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几十年来，一到农闲农名就进山找钱，从木材到药材有人收购的东西男男女女都会进山找，树一年比一年少，如今连绵几十里的大山跑个兔子都能看见。

　　杨光宗的七个儿子三个女儿被他养大确实够他骄傲的，为了这十个孩子，他在大山里不知跑烂多少双鞋子，什么苦没吃过呢。现在，五个大儿子已经娶妻分家单过了，大女儿和二女儿也早已经出嫁。家里就六儿子明栋和小儿子国梁，小女儿明秀也已定了亲。他现在每月有两百块钱的退休金，对家里来说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粮食、菜自己种，养头猪过年杀掉，一年的油基本不愁了。他的身体还很健壮，田地里的活干得不比年轻人差，这样每年的农作物还能变些钱。这个家还比谁家差呢！

　　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的杨光宗在从穷困中走出来后，已经很满足他目前所过的农民生活了，他就是缺劳力，如果多几个人手，他会考虑再多承包几亩地，花生这些年一年比一年贵，菜园旁的几块好地他一直想一家包下来，可是实在没人帮手，他只能同别人合包。明栋回来他就可以重新考虑了，虽然他还是个孩子，但毕竟是多了个帮手，再说过两年他就会成个棒劳力的。

　　但是明栋毕业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从前有说有笑的孩子话明显少了，没事就把自己关在小屋里，这些杨光宗都看在眼里，渐渐地也愁了起来。可是他也没有办法，为了能让他到镇中学复读一年，他去找那个校长低声下气地说了很多话，还送了礼，但别人就是给他个软推，他的四儿子在镇政府任办公室主任，让明栋进镇初中复读是一件小事，但他不愿出面，有什么办法呢？他这个当父亲的已尽了心力。

　　他的老伴是个贤惠的农民，她为他养了一群孩子，吃了比男人更多的辛苦，但是她一直任劳任怨，不管多艰难的时候，她从没有对孩子们发过脾气。她爱着每一个孩子，只要有她们在身边她的脸上永远都有慈祥的笑。她会做得一手好菜，十里八乡的妇女们是没有赛过她的，这得益于她的天赋和光宗的见闻。她没有读过一天书，但是不但会算帐，而且能懂戏，喜欢听书，明栋看的《杨家将》、《岳飞传》她都让他读来听，那时，手中的活都可以放下，听到动情处还会落泪。她不但会听，而且会唱几句河南豫剧，还能说出许许多多的笑话。这些来自生活和艺术的影响使她深明事理，有个开明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