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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9月1日，我终于通过正式考试步入了中学大门。在为自己考入中学而庆幸而自豪的同时，也在猜测着学校将会以怎样的方式教导我完成初中的学业。
开学时，新班长李田由和我考入同一班的我的小学同学领路，给我送来了初一第一学期的整套课本。她们告诉我，初一我们共学十门功课，四门主课是语文、代数、俄语、政治；副课有地理、历史、植物和音乐、体育、美术。我很吃惊也很感兴趣，要是能去上学多美，可以在知识的海洋中汲取更多营养。但是从她们的谈话中，却感觉不到一点让我去学校上学的迹象。
紧接着，刘主任和我的班主任宗老师一块来看了我的情况，鉴于我身体条件的限制，学校决定还是让老师上门来给我任教。为了不给太多的老师造成麻烦，学校只派四门主课的老师前来承教，语文和代数老师每周来两次，俄语和政治每周只安排一次。副课由我自己学，不用参加副课考试。政治老师宗智民是我们的班主任。就这样，家又成了我的初中课堂。
初一的学习，对我来说没有任何负担，也没有给家长添任何多余的事，但却苦了四位给我任课的老师，老师们肩负着这项政治任务，出于对我的同情和爱护，任劳任怨，用心兢兢业业地浇灌着我成长。
在这一年中，夏天老师迎着烈日往我家走，进门已经是汗流浃背，祖母打水请老师擦擦汗，老师却总是说：“老人家不用麻烦，我不热，给孩子讲课要紧。”到了冬天，老师又得从温暖的办公室走出来，顶着凛冽的寒风来给我这特殊的学生讲课，我请老师在火炉边暖暖身子，老师却急着要抓紧时间多讲一点。
有一次天阴，汪老师从学校来给我上课，临走时下起了雨，而且下得很大。当时家里没有其他人，我请老师自己在门后拿上雨伞。老师看到门后只有一把伞，竟说：“这雨看样儿得下一阵子，我要把伞拿走了，你家人要用就没有了。我的路不远，一会儿就到家了，淋一点雨没事。”我向老师解释家里还有几个大草帽，老师根本不听，只管往外走。我焦急地喊着老师，可他已经走出了院子。我望着冒雨出门的老师，心里久久难以平静，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老师不但毫无怨意，还要为我家的人着想，要是把老师淋出病我可太对不起老师了……
老师们为了我的学习，经酷暑历严寒，顶风冒雨，不喊累不露烦，从未缺过一次课。我只能把内心的感激和亏欠都转化在学习上，希望能学好功课，用优异的成绩暖一暖老师的心。
第二学期开学不久，班干部给我送来了一张优秀生的奖状，面对这份荣誉我是既惊又愧。惊的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脱离班级群体的学生，会有资格享受班集体的评选；愧的是我不配，第一，我求学不受风吹雨打，不用起早贪黑，不会迟到早退。第二，我只学四门课，和学全部课程的同学比成绩很不公平。第三，我没有和同学们生活在一起，同学们对我的方方面面都不了解。第四，为了让我上学，给学校增加了很多负担，给任课老师更造成了太多额外的劳累和辛苦，别说我的成绩还不算好，即便是全年级第一，也补偿不了学校为我付出的代价。能有什么资格当优秀生！
说心里话，我确实渴望当一名优秀生，但是这份奖状却使我的心很不安宁。我向宗老师诉说了自己的想法，宗老师却说；“虽然你在班上的成绩不是最好的，但是要与你的升学成绩相比，你是全班差生中成绩提高最显著的一名，评上你也是为了激励班上那些成绩差的学生。再说你的情况特殊，同学们都能理解。”
1963年的夏季，我在家里轻松地读完了初中一年级的四门主课，全年总平均在85分以上，排在全班第五名，很多人都说我进步特别快，但是我对自己的成绩并不满意，为了我的学习，可以算得上是兴师动众，这点进步根本无法弥补人们对我付出的巨大代价。我不敢张扬，只打算再作努力。
要是能到学校上学该有多好，那样即可以减轻老师的负担，也可以让我在集体中考验自己的真实能力。我想向学校说出自己的想法，又怕会给学校造成更多的想像不到的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