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异年代

　　怪异年代有好多怪异事。

　　有一个汪老师从北京来到我们中学教体育。他原来在北京体院当副教授，不知为何来到这个偏僻的边远小镇中学来当教师。不过，“文革”这些年的怪事也忒多——大学教授成了臭老九，造反的人反而叫红卫兵，国家主席一夜之间变成了叛徒内奸工贼……这真是一个是非难辨黑白难分的年代——家里用的饭碗有两道花纹儿说是有毒得交公，管事的人说得更确切：这是四旧。岂不知当时商店里正卖着这种碗。那座临清舍利塔在卫运河边矗立了五六百年了，就因为有阿弥陀佛四个字，红卫兵们上塔去凿，若不是摔死了人才停止，恐怕今天维修起来更加困难。

　　我那年懵懵懂懂地上了初中，不是按考试成绩，是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录取的。其实是亏了街坊的一位姑姑，她是一中肄业的，因为出身好，又深受各方面人们的信赖，所以就成了贫管会的重要成员。她知道我的学业好，说如果就此辍学就太可惜了。那时我不想读书，尤其父亲不愿让我们读书，他是书读得太多了，以至于被赶回家来时，全部家当就只有书，箱子里柜子里全都是书。奶奶抱怨说，你爹就被了这些书的累才被撵回家来。于是后来我们家干脆就用书来当柴火做饭，省得让红卫兵清走。这成了我们家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后来我家就只剩下两本书，一本是《资本论》，一本是《恩格斯传》。这两本书在八仙桌上垫着一面破镜子，没有人注意，所以剩下了。我百无聊赖时就常翻看这两本书，爸爸见了，总是嗔怒地道：“你又看那些闲书！”不只是这两本书不让看，他烦所有的书，更烦我们看书。在我们家看书成了最不齿的事。越是这样，我好象是中了邪，越是偷着看。我知道他是对现实的一种极大不满的延伸。我知道他多么爱书，他多么希望我们多读书。文革开始前的一两年里，他每个星期天都带我到新华书店去买书。于是我有了成套的《岳家将》、《杨家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十多套连环画集。

　　“现在生存是第一需要。”父亲还是用了马克思的话说。他顿了顿又说：“你要学你二哥，弄副好身体，以适应现实。”

　　二哥确实很怪，他是打死也不上学了。他自己说是因为学业差，其实理由很清楚，他是受不了在学校所受的待遇。有的老师上课的时候象开会，总是以最狠毒的的语言震慑黑五类子女：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还有更难堪的事，那时的批判会总是在学校里开。用学生们呼喊口号，那气氛显得热烈。父亲经常挨批判，父亲在上面挂着牌子弓着腰，儿子在下面不光承受着各种污秽的语言和唾沫咂向父亲，还得跟着呼喊类似于“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的口号，有时候甚至会有红卫兵跑上去按父亲的头。更受不了的是会后的余波，从牙牙学语的小孩子到十几岁的中学生，都把批判会的内容演变成顺口溜，守着我们这些子女唱……

　　我也不想上学，但是我与二哥稍有不同的是，有的老师暗地里喜欢我。他们常拿着我的作文到各班去念。这是我赖以勉强读完中学的秘密。其实我作文时并不刻意为之，而是一挥而就。可就是这样，却每每令那几位老师惊讶。开始他们以为是我的父亲为我代作，可我总是当堂完成，况且我的父亲是绝对不会为我作什么文的。我的思维总是跳跃式的，从十月革命扯到秋收起义，从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扯到联合国大会，从威苏维火山扯到外星生命——他们终于相信了。以至于恢复高考时我的一篇作文被阅卷大人大批“抄否”二字送主考大人审查，经复审并无作弊嫌疑最终判以满分……

　　我这次上初中，是属于二进宫。我已经失了一年学了。在这一年里，我经历了我一生中最不幸的时期。

　　这一切缘于我的父亲。若非文化大革命，若非整风反右的补课行动，兴许不会有现在的一切。那我最起码也得是一个军人，因为我就出生在军营里。成为军人，是每一个男孩子的人生目标，正象一首歌里所唱的：一个人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都会感到光荣。何况我的父亲是一九五五年授衔的中尉军官。可是父亲是读书人出身，他无论如何躲不开五十年代末开始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虽然他不止一次地对我们及其批斗他的人说，他因为在旧学校读过书，又搞过地下工作，显得历史复杂，但是清楚，他没有向组织隐瞒过任何东西。后来的事实和一切证明了父亲的坦荡和赤诚。

　　直接受牵连遭罪的是我的母亲。她是北京女子中学毕业，一九四九年初考入革大的干部，并同时期与驻扎在北京门头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文书、我的父亲恋爱结婚。一九五九年初，父亲失去军籍，去了团泊洼，我和母亲搬出了军营，住进了C市大桥街的副九号的一个小杂院。母亲从劳动局劳资科下放到橡胶厂当工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有了自己的小伙伴们，又在其后开始了上小学。如果没有在C市新华二小学的上学经历，没有这个时期的与伙伴们在一起玩耍、学习、生活的经历，后来的一切都不会感到怪异。C市新华路二小学的温馨与美好令我终身难忘。也是我对比怪异的永恒标本。在那里，一切都是平等的，没有一个孩子感到渺小。人人都争先恐后，又不感到有失尊严。教我们的那些老师让我们感到亲切，又都是身怀绝技，极具个性的一群人。那里的教育目标就是要培养摘取各种名目世界桂冠的人——一言以蔽之，就是让每个学生都成名成家。按现在的说法也可以叫做多元的培养目标。在那个学校里，每一个学生都感觉自己是最优秀的。作为一个小学生，每个礼拜的活动都安排得丰富多彩，去少年宫观看各类展览，到附近的工厂参观，到影剧院观看电影和话剧等，校内的活动诸如水彩画展、音乐表演、手工制作比赛等活动就更多了。日程排得满满的。逢重大节日，活动更加丰富和具体。然而，这些活动组织得都是那么认真，没有一丝一毫糊弄孩子的成分。例如那个“八一”，我们到西郊空军的营地与空军叔叔进行联欢，有一项活动内容是参观战斗机，空军叔叔让我们所有的孩子都爬上了十几架战斗机的旋梯，趴在座仓的上方。而空军叔叔则坐在座仓里，为我们讲解飞机如何升空，如何作战，那些仪表的作用，甚至连几个炮扭的位置和使用都讲得一清二楚。活动的组织者们不仅把孩子当成了人，而且把孩子当成了一些更为特殊的人来对待。使我终生不能忘记的是那所学校根本没有因为我父亲是右派而使我感到渺小和歧视。这种平等、自由的理念沉淀在我的心灵深处，成为永恒的美好记忆。

　　回到农村我继续上学，教我的这位老师有些C市新华二小学老师的影子在身上，对我这个城市来的孩子倍加亲切。但是班干部却都是大我几岁的粗壮汉子，动辄体罚同学。体罚的方式相当原始和残酷——顶砖、跪砖、托砖、吊砖——后来这些做法被沿袭到各类批判会上去。而平时老师不在的时候，班长就拿着一只小藤棍儿转悠，俨然劳改场监管犯人的狱警。班干对我还比较客气，从来没给我用过“刑”。但是那一日晨读，我正在认真地轻声默读课文，突然觉得我的头被轻轻地敲了一下，回头看时，却是班长正用严厉的目光逼视着我。我不解地道：“我怎么了？”班长厉声道：“你为什么不读？”我说：“我正在默读。”

　　“不行，你得大声唱读，象他们那样。”

　　我逡巡四周围，那些穿着破衣烂衫的孩子一个个摇头晃脑，嘴里咿咿呀呀的象念经一样，无论怎样听，也听不出读的什么。因此我去找了老师。我找老师并不是因班干用小棍儿轻轻地敲我，而是我感到我决不能融入那种决然不能接受的唱读行列中去。但是老师明明知道我是正确的，却不敢批评班长。后来才清楚，老师是受管制对象，不敢对出身为贫下中农的班干部带须臾颜色。后来，农村的文革风暴也愈刮愈猛，我失学了……

　　我第二次重新走进校园，怪异的事情愈来愈多。现在随着外调人员的增多，父亲的“右派分子”后面又多了“苏修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等头衔。因为父亲的原上司曾留学苏联，就被扣上“苏修特务”的帽子，另一位原领导因为与某首长有关系而被扣上“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而父亲也就因为与他们有过关系被顺路扣上这些帽子。如此一来，街上流行的顺口溜儿就更加丰富而多彩了——毕竟是文化村镇哟！但是我父亲并未受多少皮肉之苦。从这一点上说，还是沾了家乡人的光。因为毕竟一竿子打下去，都是沾亲带故的，抬头见面，都是老表——那时村革委主任和学校革委主任都是我的表叔。父亲又不曾危害过家乡父老一分一毫，没有任何民愤。后来，父亲的批判会变成了演戏。父亲的坦白交代变成了演讲，每每给家乡父老带来一片欢笑。同时更让家乡父老了解了父亲一生中为共产党和人民做了大量工作。他把坦白交代的过程变成了歌颂共产党及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丰功伟绩的过程。而父亲还真的拉起了家乡的剧团——父亲的京胡拉得堪称一绝——这也是他当年能以此深入敌伪后勤内部，为我军获取大量情报的原因。为了给自己解脱烦恼，也为家乡父老带来一些欢乐，父亲索性又拣起了曾经放下的绝活，操起京胡，教家乡的小青年唱起了现代京剧。甚至于父亲下了批判台，就进入戏台，弄的家乡父老分不清哪个更精彩。

　　我的班主任恰恰是那个从北京来的汪老师。我的一点点武术功底就是这时获得的。我羡慕他优美的武术身姿，但是我那个当学校革委主任的表叔非常讨厌汪老师。他每每骂汪老师“穷腚”。他故意让汪老师教我们语文。而汪老师的语文功底竟也相当好，很快就使我们喜欢得不得了。他尤其喜欢诗朗诵，于是我们班经常进行诗歌朗诵，令其他班的同学羡慕不已。这使我那位表叔主任不能容忍。他竟让汪老师又改教初一几何，他自己教我们班的语文。他的语文课就是让我们背诵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我们虽有意见，却都不敢吭声。不理解意思，也不敢问，每天就死记硬背。那一日，有一个出身好的同学竟斗胆站起来问道：“主任，‘刺破青天锷未残’是什么意思啊？”

　　“青天，就是指国民党，国民党党旗就是青天白日旗，意思就是要打倒国民党。”表叔主任说。他同时又补充说：“读书百遍，其义自建（见），只要背得滚瓜烂熟就么事都解决了。”

　　问题如此深奥，使我们再也不敢问了。以至于使我对“大河上下，顿失滔滔”，误解为“顿时滔滔”近十多年，若非恢复高考再次获得读书的机会，恐怕要误解一辈子了。但尽管那样，我对学习仍然非常认真，作业或考试都讲求精益求精，并且速度快。这也是我从C市就养成的习惯。好多同学暗地里以我为榜样。那个突然被我表叔主任委任为学习委员的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有些同学却不感到突然。他们说我的表叔主任与学习委员的二姑“相好”。我虽然对家乡的方言不甚了了，也还是听出了其中的意思。学习委员处处与我比，但是毕竟我有C市新华二小的基础，他无论如何也追不上我。可是我的表叔主任对学习评价方式进行了改革，他不划分数，他用对号、叉号、半对半叉号来评价作业和考试。一次默写毛主席诗词十二首，我感觉连一个标点都不会错。试卷发下来一看，我得了一个半对半叉号，再认真检查了两遍，竟没发现有任何错误，而学习委员却得了全班唯一的一个对号。一气之下，我就找到表叔主任办公室来。表叔主任正眯起眼睛打坐抽烟。

　　“叔，不，主任。”我说：“我……”

　　“么事儿，小儿。”表叔主任说。

　　我把卷子举给他说：“我哪儿错了？”

　　“噢，你做的不错，但是，你对伟大领袖的感情欠缺了些，不如学习委员的感情表现在字里行间要好些，所以我给你的对号上打了一个小小的叉，你回去看看，你的这个叉比他们的小多了，只有一点小小的尾巴……”

　　听了表叔校长的话，我扭头闯出了他的办公室，脸上似有泪水在流动，不知道是哭出来的，还是笑出来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