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母亲

　　母 亲

　　母亲出生在北京远郊的一个小村庄里。小时候她家里很穷，十几岁就嫁给了我父亲。她说，是轿子把她抬进京城的，轿子行走了一整天，她坐在里面，不吃不喝，不敢动，心里很害怕，忐忑不安的，不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日子？母亲是一个弱小温柔的女人，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农家孩子，她勤劳朴实，没什么远大的理想，只是想，能嫁一个不愁吃穿、不受公婆欺负的人家。

　　爷爷去世早。母亲说，他是温和善良的老人，十分受人尊重。奶奶的模样我还模糊地记得，她叫李韩氏。小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她也姓李，长大才知道，那年代出嫁的女性是不允许有自己名字的，嫁给谁就把谁的姓放在前面，把娘家的姓放在后面，在加一个氏字代表是这家的女人。这就是封建社会男女不平等的标志之一。她爱喝酒，还在我很小的时候，大约四、五岁吧，她给了我两毛钱和一把金黄色的小铜壶，对我说，这是两毛钱，一毛钱给奶奶打酒；一毛钱给小花猫买猪肝，过马路时要等没有车时再走，记住啦？50年代的北京汽车还很少，在回来的路上我还在马路中央偷吃了一口猪肝，也许，就是这一口猪肝使我永远记住了我与奶奶唯一有关的一件事情。对于妈妈来说，她确实嫁到了好人家。全家人都很善良，很和睦，父亲哥一个，下面有两个妹妹也都到了该出嫁的年龄，在家门口这条街上父亲也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商人。她为李家生养了五男一女，很长时间她一直过着平静、舒心的日子，她身边的五个大小伙子是她的希望和骄傲。可是，刚进入中年她的厄运就开始来临。

　　60年左右，我的奶奶与父亲相继去世，生活的重担压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六个孩子要吃穿，要上学，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是父亲留下的那几间房租赁出去后一点微薄的收入。我经常半夜醒来，发现忙碌了一天的妈妈仍不停地干着，有时在钠鞋底，有时为我们缝改旧衣服，。家里虽说很贫苦，但我们身上始终留有妈妈的温暖，从来都是干干净净的去上学，她常对我们说，老百姓过日子，别人笑破不笑补！无论到哪儿干净整洁才能象各人！所以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在这方面常受到老师的表扬，直到今日我身上仍保持着母亲给我养成的良好习惯，在人面前仪表必须端庄，这不光是为了自己，也是对别人的尊重。在生活困难时期，我们哥几个都健康的成长起来，每天回到家里都有热乎乎的饭菜等着我们，可是，有一天妈妈病倒了，浑身浮肿得下不了地，这时我们才知道，母亲为了能叫我们能多吃几口，竟然把她的口粮都给了我们，而她每天只喝稀粥和青菜来支撑着她的生命。大哥说，妈，您不能这样，您要是倒下了，弟妹们怎么办？为了度过难关，大哥初中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做了一名小学教师，但那点工资也很难维持家中的生活。有一天，妈妈把三哥和我叫过来说：“这里有几样东西你们一起到典当行给当掉，记住，不要把钱丢了！”我们第一次进典当行，不知道讨价还价，拿了钱就回来了。母亲说：“怎么当这么一点钱？还不够给你们交学费呢。”以后的日子母亲多次叫我们去当东西，我记得，当过衣服、帽子、金笔、手套、自行车、瓷器、甚至还有两件雨衣，有时她把东西拿出来看了看，舍不得又放了回去。尤其是那台日本式的收音机，她几次都想卖，几次又都放下了。她说，就这个能卖点钱，可是卖了它就少知道好多事情。还小的我们并不以为然，长大了才明了她的话是多么的对！当时国家还未富有，有收音机的家庭都很少，每天晚上我家院子里的老街坊们都会到我家里来坐一坐，一来与我母亲聊天，二就是听听匣子，要是播放评戏则是他们最大的乐趣了。遗憾的是，那台37年生产的收音机在文革时被红卫兵抄走，要是留到现在也算是件古董了吧。

　　中年丧夫是母亲在精神上的第一次打击，而接着姐姐支边到遥远的黑龙江务农，她是母亲唯一的女儿，当时她仅仅15岁还算是个孩子，母亲放心不下，又无可奈何，这一次她又承受着母女离别时的巨大痛苦。姐姐要走的那天夜里，她一宿没睡，含着泪水为姐姐准备行囊。当敲锣打鼓的队伍把姐姐接送走的时候，母亲甚至不敢出去送行，她一人跺在屋子里落泪。

　　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家中更不幸的日子来临了。这人那，有时善良也要付出代价的。母亲活了几十年从来没和别人吵过架，她连骂人的话都不会，而且最看不过别人有困难。解放以后，父亲的产业被公私合营了。他的两名工人本该自谋出路，母亲看他们无处安身便劝他们留下来，并腾出房子叫他们全家人居住，后来因为家中生活困难向他们收取了一点房租费，这便成了母亲继资本家后再剥削工人的一大罪状。当大字报贴满院墙的时候，母亲吓得连房门都不敢出。她总是隔着玻璃向外张望，恐怕红卫兵突然闯近来。这天，大哥匆忙地从学校里回来，他胸前缝着一块黑布，上面写着，资本家的狗崽子。他压低了声音对母亲说：“您把家里的东西找一找，看看有什么东西有问题的都处理掉。”她不明白，这社会是怎么了？怎么还会有东西能出问题？她把箱柜的钥匙拿出来，哥哥们帮她把家里的东西全部翻了一遍。大哥指着东西一一说：“这些金银首饰不能要，想办法给扔掉；这些老式衣服不能要，还有这些账本更不能要，赶快处理掉，省的生祸端。”

　　母亲对这些东西是有感情的，大部分时她结婚是的聘礼，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她都没舍得卖掉，但她相信孩子们说的话，孩子们都上过学，又都是识文懂礼的好孩子，也是她的主心骨，听他们的没错。

　　我们一家人终于盼到了天黑。母亲把窗帘拉得严严的，生怕别人发现了汇报到街道红卫兵那里去。我们哥几个一张一张的把账本烧掉，母亲说：“烧几张就歇会儿，要不烟多了就会叫人发现的。”她害怕得不行，一会儿又叫我们快点烧，恨不得一下子就都给烧完了，心里也就踏实了。她告诉我们：“这些账都是你们的父亲做生意时别人该他的钱，其实早就应该烧掉了，这么多年了，别人不还也是一定有困难，况且你们父亲也不在了，何必留它呢。”

　　母亲无论做什么事都有一颗善良的心，这时候她还在想着别人。

　　初春的夜晚京诚刮起了风，母亲叫我与三哥穿上哥哥们的衣服，把金银首饰装近口袋里，然后说：“把这些东西扔到护诚河里去吧，千万别叫人发现！别在外面玩，扔掉马上回来！”临走时，妈妈看到院里没人走动后才叫我们出去。我们顺着护诚河边把那些东西抛进河里，为了遮人眼线，我们装做在河边玩耍，检起许多小石子和它们一起搀杂着往下扔。在这特殊的年代，此时金银不如粪土，政治风暴吓得人智慧全无。

　　那些老式的衣服还没来得及处理，红卫兵真的闯进了家门。一个曾是街道上吵架有名的家庭妇女不知什么时候当上了红卫兵的头目，她带着红箍，神气十足趾高气扬地问着母亲：“说，你们家剥削来的那些金银财宝哪里去了？”母亲抬起头刚要张嘴又听到一声吼：“低下你的狗头！说，哪去了？”母亲颤抖地说：“我家没有金银财宝。”我们知道她不会撒谎，也从来没说过谎话，她现在的心一定跳个不停。那个头目仍在叫喊：“翻，仔细地翻！告诉你臭资本家，不老实，今天就批斗你！”。屋里、院里全被翻了个遍也没找出什么值钱的东西，他们临走时把他们认为是剥削来的东西全部拉走了，屋里只剩下被褥和碗筷，同时也带走了我们的母亲。

　　批斗会是在当天下午一个居民大院里召开的。男女老少的人不断的涌进会场，主持大会的还是那个女头目，台上还站立着两个学生模样的红卫兵，他们穿着军装带着同样的红袖标，手握着拳头在那里带头喊着口号：“无产阶级大革命万岁！──，打倒地富反坏右！──，打倒资本家！──”我被这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吓得心“咚咚”直跳，急忙退到远处偷偷地观望。

　　“把‘地、富、反、坏、右’，押上来！”

　　只见十几个小红卫兵押着七、八个人走上了台，台上、台下顿时热闹起来。母亲是最后一个被两个红卫兵押上来的，她的双手被他俩扭到后面，头摁得低低的，头发散乱着，脖子上挂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打倒资本家、反革命份子田林，牌子来回在胸前摆动着，她踉踉跄跄地被他们推到台上。这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们丢魂落魄地站成一排，每人身后的两个红卫兵都是十五、六岁的男孩子，现在俨然成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他们把腰间的武装皮带解下来拿在手上，神情严肃地站在那里等待着打人的命令。

　　批斗大会开始了，第一个挨批的就是母亲。那个女头目冲着母亲声嘶力竭地喊道“田林，抬起你的狗头，让革命的同志们看看你反革命的嘴脸！”还不等母亲把头抬起来，两个红卫兵揪住她的头发使劲地把她的头拉了起来。“说！你是不是反革命？”母亲坚定地说：“我不是反革命。”“哼，还不老实，向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话音刚落母亲就被摁倒在地上，挥舞起来的皮带重重地抽在她的身上，她无处躲闪，只能咬着牙忍受着抽打和屈辱。

　　口号声与皮带声一起停了下来，“说！你不是反革命，为什么把水缸砸碎了摆在院子里向”文化大革命“示威？”母亲把头抬起来，一字字地说：“我没向‘文化大革命’示威，那是我家的水缸，但不是我砸的，砸水缸的人才是反革命！”“放屁！你还敢狡辩！砸水缸的人是红五类，是在造你们资本家的反，你还污蔑红五类就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打倒反革命份子！──”，“砸烂她的狗头！──”。又是一阵口号声，夹杂着一阵皮带的抽打声。

　　母亲呀，母亲！你又一次被善良给欺骗。你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你善良地对待别人，他们为什么如此折磨你？要不是当初，你怜悯那个砸水缸的人，曾逼着大哥把那间相房腾出来，你说：哪儿能看见人家有难而不去救的！？何况还是你的同志。原来，大哥学校里一个女教师的爱人刚从外地调回来。二人都住在个人的集体宿舍里，每到星期日他们就到旅馆享受一下夫妻生活。大哥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毫不犹豫地作出腾房的决定。刚搬来时夫妻二人感激涕零，对我母亲大娘大娘的叫着很是亲热。腾房时有一口水缸无处放，母亲便叫哥哥扣在了自家的屋沿下，院子虽说窄小，可不会影响任何人的出入和行动。那天早上，母亲听到院子里“咣噹”一声，她推门一看，女教师的爱人把水缸砸碎了，气势汹汹地插着腰站在那里就像谁该了他一百吊钱似的。母亲问：“你砸我家的水缸干吗？”他一下子蹦了起来，指着母亲的鼻子说：“谁叫你把水缸扣在这里的？告诉你，这院子，这房子都不是你家的了！还想在这院子里作威作福，没门！”哥哥们也都跑了出来，大哥气得嘴直哆嗦，一腔怒火地问道：“我们做得哪儿不对了？你白住我家房，你还有良心吗？”一句话问得他恼羞成怒，他更加疯狂地喊叫：“今天，我就要造你们资本家的反！你们还不老实吗？”那年，二哥刚刚大专毕业，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他挥起一把铁锹要与他玩命。母亲本来就是胆小的人，他生怕把事情闹大，急忙把哥哥们拉进屋里，含着泪水说：“算了吧，谁怨咱们出身不好呢。他是红五类，咱们惹不起呀！”事情就这么结束了，砸碎了的水缸东一块西一块的散落在院子里，母亲不想去收拾，她想叫大家看一看，真理何在？可是她没想到，在那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上纲上线的年代，这就成了向“文化大革命”示威的证据，这可就是反革命的罪呀！

　　母亲又一次被那俩红卫兵揪住头发从地上拉了起来。也许那反革命的帽子扣在母亲头上太牵强，那女头目把话一转又有了新的批斗内容，她声色俱厉地叫喊：“革命的同志们！田林的反革命思想是有根源的，她是地地道道的资本家，她吃惯了剥削来的饭，所以她对社会主义不满，她仇视社会主义，谁仇视社会主义我们就打倒谁！我们就要把他批倒、批臭，批得他灵魂出壳！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你不打，它就不倒。解放前，她与她的丈夫一起欺压工人，剥削工人，直到如今仍在剥削着他们。现在就请曾受他家欺压过的老工人高师傅来揭发她的罪行。

　　高师傅就是母亲留下的俩个工人之一，他性格豪爽，为人耿直，从小我就喊他高大爷；他的孙子和我一般大，我们是发小，也是最要好的朋友，高大爷现在是儿孙满堂，生活得很幸福。他常说，要是没有你父亲收留了我，就没有我今天的生活。可今天他要上台来批斗我母亲吗？我正为这事感到遗憾，只见一个红卫兵走上台和女头目说了几句话，女头目点点头，又重新宣布道：“同志们！由于高师傅岁数较大，不能前来参加今天的批斗会，现在由他的儿媳来揭发她的罪行。”事后我们才知道，那天高大爷被红卫兵拉到会场后，见别人没注意他又偷偷地溜走了，在他心里，我的父母亲都是老实善良的好人，绝对不是什么反革命，所以满墙的大字报没有他一张，他曾对我们说，没有良心的人还不如畜生！在这腥风血雨的日子里，高大爷的举动叫我们感到阵阵的温暖，也对他感到更加的亲切和敬重！

　　可是，他的儿媳走上台，情绪激昂的揭发与批判顿时使母亲又一次卷入了深渊。她揭发道：“田林与她丈夫不但欺压、剥削工人，而且她的丈夫是真正的历史‘反革命’，他曾当过伪满时期的甲长、保安队的队长，但是田林一直隐瞒她丈夫反革命的历史罪行，这就说明她仇视我们的社会主义，她就是隐藏在人民群众中间的一颗定时炸弹，她随时都回出来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文化大革命。今天你必须老老实实地交代，一、你与你的丈夫在解放前都做了哪些反革命的构当？二、你是如何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文化大革命的？

　　母亲痛苦地低着头，浑身在颤抖，豆大的汗珠滴滴的落在台上，她不知道他们叫她交代什么，一个连大字都不识的家庭妇女，一个整日围着锅台转永远做不完家务活儿的母亲，她那里知道“革命”与“反革命”的界线在哪；她的人生法则就是做个好人，不偷窃、不欺负人、不嫖、不赌、不打人不骂人、永远不做亏心的事，她甚至连蚂蚁都不愿伤害的人可此时她感到阵阵的恐怖和绝望。她无话可说，自己的丈夫过去在外面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她不知道，但她坚信丈夫的一生是清清白白的，是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毛主席的，还在解放初期在家门口这条街上是他第一个响应政府的号召加入了公私合营的队伍，而且被商界人士推荐为工商联代表光荣地参加了区人民代表大会，丈夫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打死她也不会相信自己的丈夫是“反革命”。沉默，只能用沉默来回答。

　　沉默的代价，是又一阵的口号声和一阵皮带的挥舞，“人道主义”此时已化成对“资本家”对“反革命份子”的愤怒，扭曲的时代成就了一个个扭曲的心。台下竟然有人拍手叫好，也有人大声地喊叫：“打死她，打死这个‘反革命’！”我以为母亲可能坚持不住了，我不敢上前去保护母亲，甚至不敢哭出声来，泪水遮挡了我的视线，这里的分分秒秒撕裂着我的心。但母亲却坚强地自己站立了起来，她用手捋了捋零乱的头发，冲着台下的人群声音微弱地说：“我不是‘反革命’！，我不是‘反革命’！”说完，她“咚”的一声跪倒在了台上，似乎在向革命的群众企求，我真的不是“反革命”！其实她是心力交瘁地用完了最后一点力气。然而女头目走过来一把抓起母亲的头发上去就是十几个嘴巴，边打边说：“叫你嘴硬，叫你嘴硬！”

　　母亲的悲愤、委屈及身心的摧残忍受到了极点，她突然瞪起双眼恨恨地盯着眼前这个不可一世的女人，任凭同样是女人的手在她脸上抽打，直到她的嘴角流出鲜红的血女头目的手才停了下来。母亲跪卧着用手支撑着身体，昂着悲愤的头，一动不动地仍怒视着，那神情恨不能一口把她吞掉！然后她咬着牙一字字的对着她重复道：“我不是‘反革命’！”

　　母亲倔强的抗议震惊了会场所有的人，我也为母亲的勇敢和不屈所激动，可也为她感到不安。女头目不敢正视母亲的目光，她往后退了一步，一手插腰一手指着母亲冲着台下的人群说：“看看，这就是‘反革命’的嘴脸！她顽固到底，就是死路一条。她不坦白交代、不老实就叫她知道一下‘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同时也警告她身边这帮‘地、富、反、坏、右’们，谁不老实？就是她这个下场！”说完，她从一个红卫兵手里接过一把剪刀，示意两个红卫兵又一次把母亲的双手背到身后，母亲跪在那里任他们摆布，女头目走到她跟前抓起她的头发挥起剪刀剪了起来，一把一把油黑的头发飘落在母亲身边，一下一下挥舞的剪刀也剪碎了母亲的心，她把屈辱变成愤恨的怒火从眼睛里并发出来。头发剪去一半留下一半，当他们撒开手，母亲一下子，瘫倒在台上，晕了过去，那块胸前的木牌子正好杵在母亲的脖子上，她慢慢地闭上了双眼，头垂了下来。

　　我不敢在看下去，也不敢上前去搀扶母亲，保护母亲，我含着泪水逃离了会场。而母亲的厄运并没有结束，她被一盆冷水泼醒后批斗大会仍继续着。只不过那狠狠地抽打和没有人格的侮辱换成了别人。她一直跪在那里又继续陪斗了近三个小时，当大会结束时母亲已站立不起来，是身后那两红卫兵把她拖下台的，随即又把她扔上卡车与他们一起游街示众。

　　母亲是在后半夜被哥哥们用小推车推回来的。游完街红卫兵又把他们带到一所小学校里，继续叫他们交代各自的罪行，并有专人做记录，完了在你交代的材料上摁上你的手印，你便可以听后发落了。此时教室变成了审问室和酷刑室，也许红卫兵们厌烦了用皮带对他们的惩罚便想出一个能摧残他们意志的办法，他们把学生的坐椅子摆成一排叫“地、富、反、坏、右”们都站上去，手举着胸前的牌子，冲着墙上挂着的毛主席像低头悔过。谁要是想交代问题了谁就喊一声报告，你就可以下来交代你的罪行，他们认为你交代清楚了你便可以坐下来休息，并且还能有一个窩头的晚餐优待；他们认为你还有问题没有交代便一顿拳打脚踢，然后仍回到椅子上继续悔过。就这样几个“地、富、反、坏、右”们轮换着上来下去，轮换着领受一次又一次的拳打脚踢。长时间的肉体折磨与精神摧残，有的人完全崩溃了，他们开始胡说八道，只要红卫兵想听什么他就交代什么，不惜糟贱自己，无中生有，你说我是反革命我就写过反动标语，你说我是地主我就是恶霸，他们丢掉了自己的尊严换取了对他们暂时的宽容，多年以后他们终于被认为是无辜的，可是有人却因此判刑入狱，那一时的宽容给他们带来更大的不幸。而母亲坚持着自己的人生法则，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自己没做过缺德的事，打死我也不是“反革命”！母亲挨的打最多，挨的惩罚也最多，直到她在也无力抬起那沉重的双腿，她眼前一黑便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又晕了过去，红卫兵们才停止了对她的审讯。

　　母亲被折磨得没有了人样，浑身遍体鳞伤，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头也肿得好大，我们哥几个吓得不知所措。当母亲能睁开双眼时，呈现在她眼前的是我们几个挂满泪水的脸。往日母亲是最爱掉泪的，那岀秦香莲的评戏，她是听一次掉一次眼泪，可今天，她在外面受了如此大的委屈见到我们亲人却没有了泪水，而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出一句令我们都没有想到的话：“唉──多亏了你们的爸爸去世的早┄┄”。她那微弱的声音里包含着对父亲无限的眷恋和深深的情感，她没有埋怨父亲给她带来的不幸，反而为父亲没赶上这样的劫难而庆幸。母亲的坚强和爱感动了我们，也震撼了我们心，在我们面前，软弱又善良的母亲突然变得伟大起来，她用一种精神感染我们，使我们懂得，在劫难中要变得坚强！

　　1971年母亲病逝，要是没有文革那场浩劫他一定会健康地活着。在这清明时节，我想念母亲，故写这些文字来拜祭。真希望她能在阴间收到孩儿的哀思，并找到我的父亲，过完他们没过够的日子！┄┄

　　2008年4月22日于燕郊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