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家

　　八岁那年我就结下了一伙大冤家。

　　事情还得从几个萝卜说起。

　　那是一个深秋的早晨。天刚蒙蒙亮，凉飕飕的风借着夜游神的势力还在树梢上抖擞它的威风，全村别人家和我年纪相仿的孩子们还在被窝里做着各自的梦，妈就像往常一样喊我起床了。我早已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如果妈喊我去拾粪，我便立即拾了一大粪畿的猪屎；如果妈喊我去择菜，我就很快把红薯杆或萝卜秧洗得干干净净；当她再次催逼的时候我往往还会不耐烦地说：“不是正干着吗？”其实这些都是临时做的“美梦”（美吗？姑且如此说说吧）。这回，妈喊我去拣麻根——就是红麻砍掉后留在地下的根，可以当柴烧，我便迅速来到一块刚翻犁、耙烂了的红麻地。哇！好大一片麻根啊，横七竖八，相互堆叠，就像一根根刚出锅的油条，那种肥溜溜香喷喷的诱惑力简直让人难以自制。你绝对想象不到我当时的心情会有多么舒畅，记得上年妈一次喂弟弟红薯时我在旁边蹭了好半天终于候到一小片带瓤的红薯皮，那种激动的心情至今我还不能忘怀，可它与刚才提到的相比还是相差了一个档次。我正喜滋滋地拣啊拣啊，突然屁股上似蝎子蛰了一样疼，麻根全不见了，原来又是一场梦。

　　我一骨碌滚到床的里沿，顺手推掉塞在那里唯一一扇“小窗户”上的衣服，敏捷地从那个已被我磨得油光发亮的洞口爬了出去。在墙外，我一边穿着已被大姐穿了三年、又被二姐穿了三年、三年后又传给弟弟穿了三年的那件红又不红绿又不绿像地图一样的夹袄，一边还朝里面做着鬼脸。

　　我扛着篮子向北山燕子坡走去，那儿是我们村红麻最集中的地方。老远我就听见那种早已熟悉的唱不像唱、哭不像哭、又粗又浑还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的“歌声”，这是那些惯于赶早或贪黑下田的牛倌们为消除寂寞而为自己谱写的曲子。说不上喜欢，但我从来没有讨厌过它们。在平时，我还经常跟着哼两句。而此时我却无论如何提不起半点激情：我头上的瞌睡虫还未完全赶走，两片眼皮还在不停地打架，脚底的茧子虽然很厚但与冰凉的地面相接后还是会产生猴子抓到热稀饭时的那种反应。我真想回到床上去再美美地睡一觉，所以，我竟第一次憎恨起这种音乐了。

　　等到太阳爬到地东头那棵槐树稍上的时候，麻地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和几堆不起眼的麻根了。耙田的大人们都回家了，也带走他们的副产品。此时，听不到牛的鼻息和大人的歌唱，我感到更加孤独、更加难耐。但我还得继续工作，因为按往常的经验推算，我的业绩离妈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可我的确没有多少力气了，虽然风增加了它的温情，太阳公公也给我披上一件暖衣。我真有些怨恨妈妈为什么对我这么粗心、这么冰冷，尽管我知道她一向是全村最忙的女人——公家的活她迟去不得半分、早退不得一秒，自家还养着一头猪、几只小白兔，鸡、鸭、鹅、羊六畜俱全。她从来没有闲暇照顾过我们。记得小时候我一次在吃稀饭的时候烫伤了脚，从此，我与弟弟就只好趴在一条宽宽的、挖有两个凹坑的凳子上吃饭了。那两个凹坑当我们的饭碗一吃就是几年。这样的妈妈啊……

　　太阳越升越高，我的肚子也越来越饿，可我还是不敢回去。我猜测着自己的成绩很难让妈满意，回去也难免吃一顿“栗子”，于是就向鸭嘴塘走去。那儿有一大块田，种着全村的萝卜，远望去墨绿墨绿的，很是诱人。我不止一次站在山坡上向那儿凝望，却从没敢靠近过。今天我饿得实在厉害，又看看周围无人，所以就想去冒一次险。我一边往前走一边观察动静。到了塘埂上，我放慢脚步，一点一点往前蹭，还不时弯腰拣起土坷垃向塘里扔，装作是玩水的样子。越到近前，我的心情就越紧张，那又大又园又清又亮的萝卜馋得我垂涎欲滴。我顾不上别的了，迅速冲上去、拔起一个、拧下叶子、在裤子上稍微蹭两下就连皮带泥往嘴里填。那皮辣得我眼泪直流，可我的心却是甜滋滋的。忽然我又想起带几个回去给姐姐尝尝，于是又接连拔起几个。这时我已忘记了一切，什么伪装啦、隐蔽啦都跑到爪哇国去了。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所以脚步就不自觉地快了起来。然而天公偏偏不作美，当我快要逃离现场的时候突然绊了我一跤。这一跤不当紧正好引起了蹲在对面田埂下吃萝卜的队长的注意，他站起来冲我喊：“干什么，小兔崽子？”我一听喊声，魂都吓飞了，爬起来撒腿就跑。毕竟没有他的腿长，三下两下就被他追上了。他硬要夺我夹袄里的萝卜，我死命不给。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现在已不再恐惧了，还高声争辩道：“你儿子怎么能拔，小明、小丫怎么能拔，为什么俺就不能拔？俺这还是第一回呢！”说着说着我的话音就被哭声代替。可队长没有一点儿同情之心，反而更加恼怒了，他抬手就给我一巴掌，嘴里还骂骂咧咧地说：“兔崽子，汗毛还没褪尽你就想翻案了吗？”说完，抢走我的萝卜就向他自己女儿玩耍的地方去了。此时，我只觉得头很疼，心也很疼，眼花花的，再顾不上妈会对我有什么态度就径直朝家里走去。

　　回到家后我没有碰见一个人：大人们又都下地去了，弟弟可能正趴在哪条田埂上捉蛐蛐呢！我一肚子委屈没地方诉，眼泪还在不住地往下流。

　　其实，即便妈在家我也不会向她诉苦的，因为往常在外和别的小孩儿吵架，回来都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挨她一顿板子揍，然后再追问“下次还惹人不？还让人家骂地主羔子不”了事，何况今天惹的是大人，而且还是队长呢。好在小孩儿气性不长，填饱肚子是当紧。我对着勺子匆匆喝了几口稀饭，就又到燕子坡去完成“功课”去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二姐来到燕子坡。我以为她是来帮我运麻根的，心里很高兴，想不到她一把抱住我，一边哭一边摸着我的头问：“还疼吗？”我已平静的心一下子又被她搅得像打翻了酱油坛子、醋罐子一般，鼻子一酸哭得比早晨更悲切了。好一会儿，我才止住哭，然后问：“你怎么知道的？”姐说：“那个王八儿的打你时，俺们都看见了，俺催爹去和他干，爹说算嘞，俺要去把你拉回家，副队长那个王八蛋不同意，爹又说算嘞，俺和大姐整整哭了一上午！”她哽咽了。我又问：“妈知道吗？”二姐说：“还不知道。”“别和她说，啊！不然又得挨打了。”我恳求着说，姐点点头。

　　中午吃饭，全家相安无事：爹只是走过来摸摸我的头，唉了一声；大姐、二姐想哭又不敢哭；妈忙着她的小白兔，根本就没发现我有什么异样的表情。我一颗悬着的心这才落地。谁知晚上吃饭时家里却像遭了土匪一般：爹铁青着脸，一会儿站着发呆，一会儿想往外走，一会儿又拿起东西乱摔；姐姐开始脸上还有泪痕，后来都只有愤怒，牙咬得咯吱咯吱响；我和弟弟蜷缩在黑暗的角落里一动也不敢动；只有妈还没有回家。爹不久平静了下来，他对二姐说：“胖子，给你妈送点饭去吧，带上两个咸鸡蛋。”我这才知道妈今晚是回不来了，但还不知是什么原因。后来妈自己常和我说，那天下午拣棉花，她总是超在队长女人的前面，而没有帮她代拣一点点，队长便找茬训妈，还说出上午我偷萝卜的事来。妈知道后出其不意地胆子大了，竟要和他理论，他便又骂又打地惩罚起这个地主婆来了。妈挨他们的打骂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以前妈都能忍受，她认为那是命的安排，唯有这次，妈像一只被激怒的狮子，她要为保护自己的儿子而抗争。妈一气之下把满篮子的棉花砸向队长，民兵排长说妈是地主想翻身，便把妈关进生产队的仓库里禁闭起来了。

　　第二天早晨，妈被放了回来，蜡黄的脸上又多了两道黑圈。她一见我就把我紧紧地抱住，眼泪扑簌扑簌地流下来。这是我记忆中她第一次这样爱怜我，听说昨夜她一滴眼泪都没流。她很认真地对我说：“运山，恨妈吗？都是妈的命不好，连累你们也跟着受气。”然后她又对着苍天大喊：“老天爷，你睁睁眼啊！”我好像懂事了似的，没有陪她流泪，而是郑重地对她说：“妈，俺不恨你，真的不恨你，俺知道你是最勤快、最好的人，他们才是坏蛋，俺长大了一定要报仇！”

　　下午，妈便用破布头给我缝补了一个花书包让我上学去了。

　　我的一伙大冤家就这样结下了。至于在孩提时代就种下的仇恨到底是如何个报法，还是让后续的事实来说明吧：

　　第二年夏天，队长从大水中救出了云，她是我的好朋友，也是“地主羔子”。

　　第三年，我家地主的帽子摘掉了，土地包产到户，我们真的翻了身。

　　第七年，大姐躲计划生育回到我家，从燕子坡来了两个人，头上裹着白手卷，队长（已退位了）告诉妈说那是高楼村的支书，大姐便赶紧躲了起来。外甥出生后，妈和大姐专门给队长送去一份厚礼，他没收。

　　第十年，我在县城上高中，有一次，偶然发现队长倒在大街上，我赶紧把他送到医院。

　　也是在这一年，爹可能是感到他的地主帽子已摘定了吧便给我讲起了他当地主的缘由：我爷爷那辈子人卖大米白面，自己吃冬瓜窝窝头，攒下的钱买了许多地，土改时就被划为地主。爷爷死时，大伯当兵未回，二妈很会为人，干部们经过商议，就把这幅帽子戴在当时只有十多岁的爹的头上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