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个能够很快适应环境的人。刚来劳教所前面几天休息，到猪舍干了三天，一个礼拜的时间就过去了。凭良心说，我心里一直在犹豫：要不要一走了之，离开这个单位？
但同时，我对每天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带劳教人员去猪舍要走的这条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在这条路上，我可以尽可能多地和劳教人员说话。我不会处理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和徐宁在一起带班，他是个比我更加沉默的人。只有在这条路上，劳教人员不用干活，我可以和他们尽情地聊天，这让我很享受。
我问他们的过去，问他们上次犯的案子，他们在我面前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有个人叫刘福财，40几岁，引起了我的兴趣。他的罪错性质是盗窃，但他不承认。他家盖新房，缺木头，村长家不久前盖了大新房，木头就在村里山上砍的，好大的树。但村长砍得他砍不得，一定要砍，必须打个书面报告。他打了个报告，批下来了，可以砍两根，他去砍了，结果被抓起，送了劳教。他不服，这怎么是盗窃，明明乡里同意了的嘛，是不是？
我没听懂，他这么说，好像是有道理啊。哪知旁边有人叫我别听刘福财乱说，讲他说鬼话，乡里批准了还劳教，放屁！每个被劳教的人都说自己冤枉，真是冤枉？那为什么冤枉你，不冤枉你的邻居呢？肯定自己有问题嘛。
路上风大，民警和劳教人员一样，都竖起衣领，背对北方横着走。我们猜这条路到底有多长？一个劳教人员说，以前他们中间有人数过步子，忘了是多少了，要不要现在再数一遍呢？就数，一五一十，二五三十，但每次数着数着就错了，结果一次也没数清。徐宁不爱讲话，我和他们有说有笑，几天下来，这队人马大部分都接受我了。
但是刘福财的问题没弄清楚，他常常提起这事，说出去以后，一定要去告状。突然我想到一点，问他，乡里批准砍两棵，你砍的是两棵吗？一听我这么问，刘福财就忸怩起来，半天才说他砍了三十几棵。但他争辩，村长也只批了几根，村长砍得更多，还用不完，用不完的还卖了钱。
所有的人都破口大笑。有人说，刘福财冤枉啊，真冤枉啊。刘福财没办法，也和我们一起笑起来。
在这条路上，我很多次开心地笑过，为这个劳教人员的故事而笑，也为那个劳教人员的经历而笑。我笑不是鄙视他们，我的笑拉近了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
刘福财问我，就算不冤枉，他就该被判劳教吗？到底砍几棵树，是该判和不该判的分别？我无法回答。我刚刚接触这个行业，一进来就直接管理劳教人员，业务方面的知识，完全是零。事后我想查书来找他问题的答案，但我没有业务方面的书，我只有几本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的旧的诗歌刊物。以后差不多弄明白了，他的这个问题无解，因为被劳动教养没有具体的量化的标准，劳教也不叫“判劳教”，因为劳教没有经过法院审判，所以不叫“判”，而叫“送”。公安机关对某人作出劳动教养的决定后，由他们将人送进劳教所。
在猪舍工作的第四天，中午我和徐宁把人带回院子，中队长陈留在办公室叫住了我。他告诉我，因为工作需要，从明天起，我抽回室内带班。具体就是我和李胜互换岗位，李胜抽出来，和徐宁一起来带猪舍班，而我将和万鹏一起带室内加工的“单边组”。
陈留告诉我，整个劳教所刚刚实行改革不久，今后室内生产将是重头戏，所有的室外作业，例如猪舍、稻田、鱼塘，都会逐步与劳教人员脱钩。李胜和万鹏不能放在一起，他们什么管理办法都拿不出，只靠拳头——拳头是要靠的，但形势明显发生了改变，一定要转变思路。你来烈苦烈之前，在车间干过十年，现在我们就是要思考怎么来管理好车间。今天你先熟悉一下情况，和李胜把移交打好，明天正式到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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