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藉劳教人员,我分到两个,一个是曾祥跃,一个是程强、曾祥跃拉单边,程强穿泡,分队重组后,原在万鹏那边的程强,又回到了我的分队。
——不知道如何说这个人?2000年底我离开五中队,蒋韵接手我带的凉席分队,我向他拜托,托他照顾的人,只有程强。好多次,在此后的一两年时间里,我和蒋韵在一块儿喝酒,酒过三巡,我们聊起从前,每每都会说到程强。蒋韵不解:“你实在不笨,为什么在程强这里就迷糊了呢?他送过你一分钱?没有吧,他那样的‘梗刘光南’。他给过你一支烟?我看倒是你经常开烟给他抽。他既没有钱,也没有任何本事,不能向刘小林那样帮你。他对你怎么啦?不就一个小偷,专门偷长途车的小角色。在劳教所这样的人太多了,你看上他哪点儿?”
我不能回答蒋韵的话,常常哑口无言。程强来自湘西永顺的一个农村,不满意农村生活的他,溜到县城做混混。他跟我说过的他最光辉的一件事儿,是在长途汽车上,他们几个人准备扒窃时,不料乘客中有一个公安。公安外面穿着便服,里面穿着警服,公安一掀衣,要去陶枪,他抢先将自制手枪顶在人家的太阳穴上。缴掉公安的枪,卸下子弹,叫司机停车,把公安赶下去,再把枪仍到地上,扬长而去。他说他们知道,执法人员丢枪是严重的事故,所以把枪还了,只留下子弹,这样他们当时既不会有危险,事后公安也有苦难言。这个故事的真伪,我不能分辨。
程强刚来,在我分队穿泡,穿泡产量一直上不去,一天最多五袋,就是他不停地向我反映。那时候我想提高穿泡的定额,弄到每天七袋,他说七袋是不可能完成的,我被他骗了。万鹏一接手,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定额提到七袋,结果一个月内,所有的穿泡人员基本都达到了这个数量。分队重组,程强再次回到我的分队,我想再次提高穿泡的定额,又是他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他说万鹏和你余队长不同,他瞎搞,产量不上去就打人,穿泡组的人自己完不成任务,都是叫单边组的人帮忙才勉强完成的,七袋已经是顶点,再也不能多了。虽然有过头次的教训,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我依然相信了他的话,再没有提高过穿泡的数量。
有段时间穿泡组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原材料对不上数,总是少了;二是网灯质量不好,验复光的人反映是穿泡的质量有问题。程强的解释是,第一个问题是因为领回的材料本身就少了。穿泡的材料领回是按袋算的,而每袋的预定数是1000个灯泡,他说问题就出在这儿,厂家其实没有达到每袋1000个。陈留追问我,我就按程强的话回了,陈留很不满意,他说:“如果你坚持认为是厂家的问题,你就把证据拿出来给我看呀。”没办法,有回我狠了心,召集几个班组长,自己也亲自参加,把未开包的几袋灯泡逐一数一数。我是基本相信程强的话的,数之前,心里认为应该是厂家发少了货。可数完以后傻眼了,虽然每袋灯泡都不是刚好1000个,有的是900多,有的是1000多,但平均来看,厂家不但没有发少货,还略有多余。对第二个问题,程强认为是验复光的人欺负穿泡组,灯泡是穿好了,不是单边的问题就是压泡的问题,验复光怕得罪其它环节,就把责任推到穿泡组。也是没有办法了,有次验复光的人又在抱怨穿泡组,我带了班组长和几个穿泡的人,把几付网灯的灯泡大家一起拆开来看,事实证明,压泡组尽管也有责任,但主要的原因,还是穿泡组没有把灯泡穿好,很多灯泡伸出来的两根丝儿,压根儿就没有穿出去,这只有穿泡没穿好才会这样。
每次我都跟自己说,程强这个人,做不了什么事,不能太相信他。可不知怎么回事儿?他的身份慢慢就自动地变了。他不是班组长,可整体游手好闲、荡来荡去,别人都不管他,包括刘小林在内,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程强和余队长的关系不是一般的铁。
当时中队来了一个新劳教人员,名叫吕红中,广西的。吕红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长着一个大头,这个头大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总是觉得不顺眼,因为和身体太不协调了。吕红中的文化程度是大专,这样的文化在劳教人员中可是凤毛麟角,他是伪造票据,搞金融诈骗进来的。吕红中跟中队所有的干部关系都不错,其中特别是陈留。他也不是班组长,没下分队,留在中队帮陈留和张自远做事,整天游来游去的,奖分照拿。当时中队的劳教人员最羡慕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吕红中,另一个就是程强。他们说吕红中跟了中队长,吃香的喝辣的;程强跟了余队长,轻轻松松坐了这回牢。
9月份网灯生产结束后,大外劳开始,程强名分上还不是班组长,但我分队的人都把他当班组长看了。因为外劳时,普通劳教人员都要到地里去劳动,而班组长的职责是监督他们劳动,程强干的就是这个活儿。11月凉席生产开始了,凉席和网灯的生产模式完全不同,对所有的民警来说,又面临着一次痛苦的学习、探索过程。蒋韵一开头就想出了一个方案,重新分组,把分队的劳教人员分成了五组,每组配一个班组长。我不同意他的方案,但蒋韵执意如此,也没有办法,我只是坚持了一点,就是程强要做组长。
可程强哪里是管人的料儿?手下人都不买他的账。为了他能顺利开展工作,我又把人给他全换了,把老实听话的几个人,都分在他的组里,就这样,他才勉强能约束住。
也是11月,法院寄来了他老婆的离婚起诉书。他很伤心,找到我,希望我能帮他写个答辩状,我写了。搞得好多有头面的劳教人员都来找我,请我帮他们给父母、妻儿子女写信,我一一拒绝。
生产凉席时,分队的生产场地从中队内搬到了教育中心院子里面那栋二层楼的一楼,旁边不远处,就是万鹏当初给劳教人员送酒的地方。这里是大队的最外围了,一堵围墙之外,就是马路。那个月的外劳非常之多,蒋韵有一个月的时间,基本上都在外劳,分队就我一个人守着。我每天都从早上六点钟,工作到晚上十二点。为了安全,大队叫我指定一名信得过的劳教人员,守在车间外面值班,不允许车间的人私自出来。我选了程强。
12月就很冷了,北风一阵比一阵紧,夹杂着丝丝针似的雨。天一黑,程强就问我,要不要烤火啊?如果我答应了,他一转身就不见了,等我在车间里面转了一圈儿出来,他已经在干涸的水沟上架起了木柴。他把编织袋点燃,融化的编织袋带着一块块火,掉在木柴上,不一会儿,火就烧了起来。我们一边烤火,一边聊天儿。他无数次对我说过,等将来他出去了,要开辆车来接我到湘西去玩。他说漂流啊,溶洞啊,打猎啊,什么都是很好玩的。到了晚上,叫几个当地的小妞陪陪——她们都是小学毕业就不读书了,十几岁,一个个水灵灵的,像刚从树上摘下的桃儿,那个滋味儿,嘿!
2001年我停薪留职离开了烈苦烈,把程强托付给蒋韵。蒋韵一贯就不喜欢他,但看我是面子,没有为难过他。又后来程强被调到别的分队去了,在别的干部手下。蒋韵告诉我,原来程强不算什么,很怕打的,在那里一下子就给打服了,变得老老实实的,原来不过是又一个刘福财而已。
“真不晓得当时你哪根神经不对,居然会欣赏这样一个人啊。”蒋韵感慨地说:“我碰到他,他向我打招呼,问余队长。我告诉他你已经回来了,就在县城做生意。”
我沉默,闭上眼睛。
不知道程强是什么时候走出劳教所的铁门的,蒋韵说,他离开时一身都是病。我想起从前,他没烟抽,我常常给他一支烟。他不好意思接,转身跑开,我对着他的后背喊:“程强,拿去呀!”他不肯,头也不回地跑开。还有些时候,他没意识到,把烟都已经接过去了,但突然反映过来,赶忙又把烟还给我。
我刚刚离开五中队时,他到了蒋韵的手下。有天我去队上有点事儿,顺便送了条烟给他,那时候我刚离开不久,还有很多劳教人员认得我,他们瞠目结舌,不知道余队长和程强到底是什么关系?
——程强你死了没有?如果没死,改邪归正吧,人生的路还很长¬;——哪怕你只能像条狗一样过一生,也请你珍惜你的生命,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好好的生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