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分配到五中队,报到后,中队长陈留要我先休息几天,一是缺什么生活用品,跑到城里去添;二是熟悉熟悉中队环境。由于刚刚大队合并,人事多,生产项目又调整,他很忙。五中队在院子外面还有三个猪舍,陈留带我去其中的两个看了看,小猪舍太远,就没去。
我是个对现实中的人和事反应比较迟钝的家伙。几天结束后,当我来到中队办公室,陈留给我安排岗位时,一听说是去五猪舍,我的脸马上就沉下来了,将一脸失望表现无遗。
虽然我来自劳教系统,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劳教系统子弟,但我从未接触过劳教工作,不知道什么岗位好,什么岗位不好,但是喂猪——这样的伤害,这样的打击,实在太大了。我之前还打过电话给家里,告诉母亲今天将分配工作,我哪里有脸告诉我的娘,我要去喂猪呢?
万鹏也在五中队,陈留给他的岗位是在院内和另一名叫李胜的民警一起带班。
我跟的民警叫徐宁。
分配完工作,陈留把徐宁和李胜叫来。万鹏和李胜在这几天里已经成为朋友了,两个人高高兴兴地出去了。到猪舍去的劳教人员徐宁已经叫他们准备好了,站在中队铁门内排成一队,正等着走。我隔着办公室的窗户看见这些劳教人员,尽管对工作十分失望,但终于要第一次和劳教人员打交道了,心里还是又紧张,又兴奋。
徐宁说:“陈队,没什么事了吧?那我们就走了。”
陈留说:“好啊。”看我一眼,又说:“余队长。徐队长虽然年纪比你小点,但他在这里工作四五年了,经验比较丰富。你是劳教系统的子弟,对劳教工作应该也不陌生。先在猪舍好好干吧,遇到事情不要随便拿主意,多听徐队长的。”
我和徐宁跟在这队劳教人员身后从中队出来,过了大队铁门,来到外面。徐宁在铁门对面的单车棚里推出他的自行车,见我没车,他叫我跟在后面,他骑到队伍前面去了。
从大队到猪舍,超过一公里,路是一条简易的水泥路,宽度刚好可以过一辆货车。路打得薄,多处路面被压烂了,水泥块凹陷下去,形成一个个的坑。路两边是与路同行的灌木丛,左边的灌木后面,有一条河,他们叫它“哑河”。河已被切割成一块块的鱼塘,鱼塘那边,是老百姓的地盘。徐宁说,这条河本来是劳教所和当地农村共有的,分界线就是河的中心线。某年某月,劳教所领导和乡政府领导喝得高兴,乡政府领导提出要劳教所把这条河都给了乡里算了,就给了。于是本来是作为隔离带、防范劳教人员逃跑的哑河,变成了一口口鱼塘。鱼塘的堤坝从对面插过来,形成了一条又一条的小路。右边灌木后面,有很大一块桔园,走了好久,都还是桔园。
常常可以看见,不管左右,密密麻麻绵延不绝的灌木丛中间突然断开,灌木被砍伐、踩压,挤出一条路来。徐宁骑车快些,他总是停下来等队伍,等到队伍跟上来他和我走上一段,又一个人到前面去。我问他这些灌木好好的,为什么要开出一条条的路。他说这是对河的农民过来偷东西时走的。
“偷东西?偷什么?”其实我惊讶的不是偷什么,我们是劳教所,是执法单位,怎么有人敢偷执法单位的东西吗?
“什么都偷。桔子熟时偷桔子,棉花熟时偷棉花,我们有什么他们偷什么。现在好了,以后不搞外劳了,全部改成室内加工,他们没什么可以偷了。”徐宁很平静,看得出,他习惯了那边的人过来偷东西。
走到全身发热,猪舍到了。这个猪舍是劳教所的种猪场,陈留前两天带我来看过。我们先进杀毒室,在紫外线房里待几分钟,劳教人员换鞋子,地上摆了许多双解放鞋。临进去,每人都把脚上穿着的鞋,平端着,一只脚站好,一只脚探进消毒池里,将鞋底消毒。
这时里面出来个人,叫道:“徐队长,这么晚才来,猪叫了半天了。”徐宁将头向我一偏,说:“来了新干部,老陈交代事情来着。猪叫了半天又不是你老婆叫了半天,哈哈哈。”徐宁向我介绍:“刘场长,猪舍场长。刘场长,这是我们中队来的新干部,余士柔,余队长。”
一边聊天,一边进了猪舍。徐宁到猪舍办公室里面去了,我到办公室转转就出来了,站在外面,看七名劳教人员有条不紊地各自走向自己的工作场地:有的去仓库拉饲料,有的去猪舍打扫卫生。一个劳教人员组长,从办公室里搬了两把椅子出来,请我坐,又进去帮徐宁倒了一杯热茶。他见我没有杯子,问刘场长要了个,也倒了杯水给我。他说:“余队长,还是自己准备个杯子好,这是公家的东西,没那么干净。”
短短几句话,很受用,主要是那种语气,清楚地表明了我和他身份的差异。我一直是个小人物,从没领导过别人,只被别人领导。他的态度使我隐隐感到,命运确实是不同了。
他叫范文斌,衡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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