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辉还剩一个多月的教期,有天他说:“余队,给我个组长当当吧,就要走了,我还没干过组长呢。”由于产量整体上升,质检马再新根本忙不过来了,梅辉的话提醒了我。但是增加一个非生产人员,要得吗?这是凭空减少了生产人员啊,何况梅辉是高手,缺一个高手,对产量的影响是明显的。
现在想起来,其他干部不用高手当班组长,他们的理由是有道理的。作为一个班组长,需要考虑他诸多方面的能力,决不是简单的一个产量问题就能够解决的。而且高手不只一个,用了这一个,也会引起其他高手的不满。
我一直在用不用梅辉这件事上犹豫着,犹豫了好几天,正好要开一个全分队劳教人员大会,在会上讲着讲着,突然我就宣布梅辉为质检人员。以后梅辉告诉我,那天开会突然点他的名,把他吓了一跳。他不相信我真会同意他的要求,散会后,他人都傻了。
说是质检忙,那是在集中交货的时候。劳教人员都不愿意浪费时间,平时舍不得把时间花在交货上,结果一到交货时,就你也交我也交,挤到一起了。针对这种情况,我规定成品要分散交,分散验,问题就解决了。平素时间,班组长是没多少事情的。
班组长都没事了,当然我更没事,没事就要想办法打发时间。我叫他们弄了一付象棋放在分队,和梅辉下棋——在劳教所有个特点,从前我不知道,有次我私人要买一把锁,准备出去一趟,正好碰到赵川。他问我这样的小事为什么不对班组长们讲?要他们搞一把来就是了。劳教人员待在院子里,上哪里去弄把锁呢?我不理解。赵川跟我说:“你不要管他们到哪里去弄,也不要管他们怎么弄,你只要告诉他们你要什么,他们自己会想办法的。你一把锁他们都搞不来,那这班组长可以撤销了,分队长的事情,一点忙都帮不上嘛,有个屁用啊?”
照着赵川的方法,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对刘小林说了一声,结果第二天我一上班,他就拿了把锁给我,问我这样子的要得不?后来我知道了,中队院子、大队院子哪里没门?有门就有锁。而且中队劳教人员私人物品储藏室,一排排的箱子,哪个箱子不上锁?既然锁有这么多的来源,那么弄一把,当然是小菜一碟。这回我要下棋,只对梅辉把意思透露了一下,梅辉转告刘小林,刘小林就不知从哪里把棋弄来了。
我下棋的水平一般,与梅辉差不多,互有输赢。我们一边下棋,一边聊天,其乐可以说是融融。下棋的地点就在车间,离门最远的一个角落里。每当我往那里一坐,喊一声:“梅辉!”,梅辉就嬉皮笑脸地跑过来。靠外面走廊的窗户那边,就有人笑着把窗帘一拉,门口那里,不是刘福财,就是邓卷生他们,马上搬张小板凳,靠门框坐着,头不时地往中队办公室的方向瞭望。如果中队两位头来了,或者上级部门有人进来,就立刻会有人向我报告。我马上随便站到哪个劳教人员身边,装作看他们干活的样子。梅辉则把棋盘一翻,棋子藏在被子下面,棋盘靠墙竖在地上。
梅辉歌唱得好,据他说,他曾经在歌厅跑过场子,除此之外,别无长处。他马上要走,我为他出去以后的生活不放心,常常跟他说要本本分分做人,靠自己的劳动生活。他是一名吸毒人员,这个时候,我对这一类人还不太了解,从同事们的口中,听到的都是绝望。没有人相信吸毒人员,他们说,这些人别看是在劳教,实际上是被判了死刑的。我还不信,跟他们辩解:霍元甲被日本人陷害染上毒瘾,电视里不是戒了吗?同事说那是身体上戒了,每一个吸毒人员,进劳教所之前不是在看守所里,就是在戒毒所里待了几个月,几个月里毒瘾已经断了。但在劳教所一年两年三年,心里的瘾却没戒。他们没吸,是因为劳教所无毒,出去以后呢?社会上到处有,一个电话,就有人送货上门,怎么戒?其实吸过毒的都知道毒品的危害,都痛恨毒品,在劳教所立志戒毒的,解教后远走他乡,根本不会自己家的都有。他就是怕一回去,那些毒友们又找上门来。但出去还是不行,哪里都有这个东西啊。俗话说“物以类聚”,到了新的地方,又会交上新的毒友。除非是躲进深山老林,断绝人烟,看能不能戒毒。
我就很是为梅辉担心。我不是戒毒工作人员,我对毒品的知识一穷二白,要劝说他,也不知道从何入手。由此我对制度不满。我们的制度规定,对劳教人员有入所、出所两个教育,而我们是人刚到劳教所,就马不停蹄地立刻投入分队,争分夺秒地开始生产;人要离开了,制度规定要让他们了解社会,了解政策,以便他们能够更快地融入社会,可我们呢?明天就要走的人了,今天还有任务,今天还在忙碌地干活。
我与梅辉谈了很多很多。我不是个阅历丰富的人,我的人生经验谈不上深刻、老练,我只会一遍遍地老调重弹,跟他说劳动是世界上最宝贵的黄金,一定要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别人有钱,别人有势,别人灯红酒绿,别人美女如云,不要羡慕,更不要自卑,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钱少就少用,没钱就不用。要找个好姑娘,把婚结了,生儿育女。要孝顺父母,尊老爱幼,赚来的钱每个月多少都存点儿,预防生老疾病。
这样与他谈话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并不满足我所说的。他喜欢的是我和他谈话时的那种态度,他说不是别的干部没有这样说过,而是别的干部不会用这样的态度来说这样的话。他说余队长你是个好人,可惜啊,你是干部我是劳教,如果在社会上,我愿意和你这样的人做朋友。
——和劳教人员做朋友?
大概永远都不可能吧。我们之间身份的差异,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民警他就是民警,代表着政府,代表着法律、管理、教育;劳教人员他就是劳教人员,代表着被管理、被教育。
梅辉家里没来看过他,他走的那天,可能是刘小林他们凑了点儿钱给他,他买了包好烟,碰到每个干部都递一支。我没有和他说什么话,既不知道要说什么,也有点伤感。负责劳教人员解教的是大队的管教股,刘股长有事叫他等等,我也别的事儿去忙去了,等我忙完回来,他已经走了。
虽然我早已看过多次劳教人员解教,也接过几次新口子下队,但梅辉这一次,给我的震动很大。他走后的几天,我都情绪低沉。我站在院子中间,抬头仰望参天大树,梅辉到我分队来,好像还只是昨天的事。我正为胡家堂的离开而窃笑不已,也为这个“危难人员”的到来而隐隐担心,可一转眼,他已经解教了。我想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句话,它虽然是用来形容部队的,但对劳教所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
——心居然会为了一个劳教人员,而这样隐隐地痛,还不能告诉别人。
在劳教所流行这样一句话:“劳教人员是劳教几年,劳教民警是劳教一生”。劳教人员来了走,走了来,像一阵阵风,吹落树上的几片叶子,而恰好,有那么几片,曾不经意之中飘到我的心田,再难忘记。
2000年6月,我所教育科在全所搞了一个“个别谈话教育经验座谈会”。我一向对所里的政策、文件概莫能知,因为没有渠道可以看到。这次碰巧,张自远在办公室写这个东西被我看到了,于是自告奋勇接了过来。
题目都是已经规定好了的,我选了一个,写好稿子参加了演讲,得了第二名。教育科有人说,现场打分其实我是第一名,但第一名的获得者与头头的关系好,所以就哼哼哈哈。事后才知道,原来这个竞赛是全省性的,并且每个劳教所的优胜者,要参加全省的巡回演讲。我所有两个名额,分给了第一名和第三名。
我写的这篇稿子,讲的就是梅辉的事情。现在来看,比较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