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劳教所的第一间住房,是大队分给我的大队办公室平房中的一间。平房是红砖的,一长排,中间有个门洞,门洞里两边是黑板报,用粉笔写着通知之类的字。房子里没有自来水,南北两个窗户,北边的坏了一块玻璃,连吹了几天冷风,晚上风可以吹到身上来,因为房子太小,躲不开。几天以后,我想法设法,才临时将它堵住了。
天花板是一块块纸板钉起来的,年久失修,有一块纸板的钉子掉了,纸板就垂下来,露出黑漆漆的一处口子。天花板上面是老鼠的王国,不论白天、夜晚,老鼠们都会一齐奔跑,“咚咚咚”敲鼓似的,速度极快,从长长平房的这头跑到那一头,或从那一头越过我头顶,到另一个那头去了。
这是2000年1月,异乡寒冷又潮湿,我独自远离生长的城市,来到这所省直属、但离小县城也有20里距离的名叫“烈苦烈”的偏僻劳动教养管理所,成为一名劳教人民警察。
房间里白炽灯泡昏暗,什么家具也没有,只有单位上给的一张单人床,冰凉凉的,一点也不像住了一个活人。我没带什么书来,只有几本九几年的《诗歌报月刊》,翻几页,无心看书。
多数时候我脱掉裤子,穿着衣服坐在床上发呆,一只手伸在外面,夹着香烟,这只手冻得不行了,又换只手夹烟。
我经常看见老鼠从天花板里探出头来,我和它四目相对,它并不怕我,看我一阵,然后就大大方方地从墙壁上溜下来。一只、两只,或者三四只。周星驰的电影《长江七号》中,为了描述主人公住处的困窘,拍了好多蟑螂,周星驰的蟑螂没有我的老鼠多。我是个从小不敢看杀鸡的男人,一般情况下,也拒绝毁灭其他生命,可是老鼠的确让我不安心。有一天我看见从那个破天花板处出来一只,顺着电线跳到床上,令我极为反感,我想要是夜里睡着了,它这么一跳,跳到我脸上怎么办?我决定非要给老鼠一点颜色瞧瞧。
听同事说,有一种粘老鼠的纸板好用,还没正式确定岗位的几天里,我到县城买生活用品,就买了几张这样的“粘鼠板”。晚上临睡前,我在老鼠经常走的一条道路上,连续放了几块这样的东西,当天就发挥了作用。也不知是夜里几点钟,一只老鼠被粘住了。
被粘住的老鼠发出呲牙裂嘴的叫声,它拼命挣扎,把板子都弄得翻起来了。夜里很冷,房子像浸在水里一样,要是平常,我不能忍受有个濒死的东西在旁边呼救,但冷啊,太冷了,我连灯都不想开,在老鼠渐渐微弱的呻吟中又睡着了。
早上一看,床边不远的它个头并不大,肚子瘪瘪的。它的一边脸被胶死死粘住,另一边脸倒显得比较平静,四肢撑得笔直。在它旁边的胶上,散乱地粘着一些毛发,从中可以看出昨夜战况的激烈。它努力过了,奋斗过了,事实如此,它僵硬地接受了。我捏着板子一角,走到门外,手起刀落般,把它仍到了马路对面的荒草丛中。
经过这次的捕鼠,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可能是这只老鼠临死前的撕心裂肺,震住了我头顶上的邻居,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些灰衣使者都没有在我意料的时候出现。也有时候听见它们的动静,抬头一看,又四目相对,但它们马上缩回去了。
平房中间的门洞,把这栋房子分成左右对称的两半,左边是大队办公室,右边第一间住着万鹏——万鹏是和我一批来的,不到二十岁,年轻就气盛,他的旁边住着我。从我开始再往右,其余的房间全部空着,但门上粉笔写了一个个的名字。后来才知道,就在我和万鹏分来这里的前一个月,即1999年11月,“烈苦烈”劳教所进行了大的改革动作,西边的一个大队撤消了,和我们二大队合并成了一个大队。门上的这些名字,是被撤消的大队的年轻民警们的名字。他们应该住过来了,上下班也方便,但他们不愿过来,他们在那边住的是家属套间,到这边只能住办公室,所以不愿意。大队在会上催了几次,应者寥寥,于是在一段时间内,这里只住了我和万鹏两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