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是一个下井矿工，无意中写了一首小诗，没想到居然在报纸上发表了。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找到编辑，编辑热情地与我谈心。从此，我接二连三地在当地报纸上发表文学作品。矿宣传科的王科长得知情况后，将我从井下调到机关搞宣传工作。这期间，我又与美丽善良的小学老师佳美喜结良缘，婚后不久，她怀上了小宝宝。就在事业蒸蒸日上，家庭美满幸福之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突然发生，接下来的事让我始料未及……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窗外的新柳吐着嫩芽，不时有鸟儿的欢叫声传来。压抑一冬的心情得到放纵，河流早已开始解冻，一切新的生命都开始活跃起来，北国大地孕育着勃勃生机。

　　妻子佳美挺着大肚子在厨房给我做饭，我却悠闲自得地躺在床上看书。厨房里不时传出“吱吱啦啦”的炒菜声和“呼呼”的抽油烟机的声音。

　　佳着突然大声喊起来：“哎呀！快来呀，快点！”

　　听到声音后，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赶紧跑到了厨房。妻子佳美站在厨房门口对我说：“快来摸摸！小家伙在踢我肚子。”说话间，佳美用手摸着自己的肚皮。

　　我走过去伸出手掌放在佳美高高鼓起的肚皮上，果然有痒痒的动静。“看来这小学伙等不急了。”我说。

　　“离临产还有一个月呢！”佳美回答。“会不会是早产？”我怀疑地说。

　　“哎呀！糟糕，菜糊了。”转眼间，厨房里弥漫着刺鼻的烟气，呛得我们直咳嗽。“快把窗户打开，放放烟。”我一边开窗一边喊着。

　　我对妻子佳美说：“以后，你就别给我做饭了，好好养好身体，家务活由我来干。差一个月就到产期了，万一出个什么乱子，我可是千古罪人呀！”

　　佳美回答：“没关系！这也就是在城里，要是在农村，我还不得照样下地干活。”

　　对于我这样一个穷酸小子来说，能娶上佳美这样的老婆算是我天大的福份，佳美善良，贤惠、勤快、而且还是个小学老师。我呢！我只是个普通的工人，而且是个矿工，我能娶到佳美，身边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不已。我比佳美大五岁，追她那阵子，我可是煞费苦心，现在总算爱情有了结果，我心里微微感到满足。

　　父亲突然病倒了，这出乎全家人的意料。父亲身材魁梧，今年60岁，平时连感冒都很少的他怎么会病倒呢！我决定去看看他。

　　我的住处离父亲的住处不过千余米，也就隔着几栋楼。当我进屋时，母亲一副垂头丧气没精打彩的样子。父亲躺在床上，脸色苍黄，看上去十分憔悴。见了我，父亲半天才愣过神来，眼珠子缓缓转到我脸上盯着我，他象是要说些什么，但没能开口。我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病床上这位有气无力的老人，就是前几日说话做事雷厉风行，身材魁梧充满阳刚的父亲。变了！一切都变了！变得太快了，这让我难以置信。

　　我蹲下身子趴在床边问：“爸！你感觉哪不舒服？”

　　父亲费了半天劲终于开口了：“肚子胀、浑身没劲。”说完就紧紧闭上了嘴唇，再也不愿意多吐出一个字。

　　母亲将我拉到一旁的小屋，她眼泪巴巴地对我说：“听医生讲，你爸得的是肝硬化，而且到了晚期，恐怕活不了多久了……”说着，母亲捂着嘴小声哭了起来。

　　我安慰着说：“不会的，这不可能，不能早下结论，只有进一步检查完了才能定结果。”

　　母亲说：“你哥哥在外地，姐姐又靠不住，我一个人忙不过来，能不能叫你丈母娘过来看着佳美？明天，你陪我送你父亲一起到医院做检查。”

　　我肯定地回答：“没问题！”

　　第二天，我和母亲搀扶着父亲来到“红星”医院。这是本市实力较强的一家医院，医院看病的人很多，父亲坐在门边的空椅上休息，我则加入排队的人群等待挂号。经过楼上楼下的一番折腾，父亲被我们搀着一会抽血，一会又去做B超，一会又是CT。

　　在几项结果出来后，一个号称是专家的老大夫，哆哆嗦嗦地告诉我：“你父亲得的是肝硬化，而且是晚期，病情已经十分严重，需要立即入院治疗。”听了大夫的话，我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母亲脸上显出更加难过的表情。

　　入住医院，仅押金就得五千，母亲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却还差了一千多。没法，我只好把家里留作妻子生孩子的钱拿出来先垫上，共两千块钱全交给了母亲。母亲又让我打电话给哥哥，问问他能不能拿出一部分钱。哥哥先是一番叫苦，说他的单位不景气，还说他目前也是负债累累。最后，他终于答应给钱，说是他再去向人借，不过没有说具体什么时候给。

　　姐姐一听钱的事立马就火了，尽管在电话里，她的嗓门也很大。她说：“我一个吃闲饭的，又没工作，全靠别人养活，到哪里去找钱？”火归火，她最终还是答应出伍百元，伍百元尽管微不足道，但有总比没有强。

　　一个人住院，全家人忙活，感觉好象天塌下来一样，谁都人心慌慌，一种恐怖的气氛笼罩在我心头。

　　父亲住院后，用的是一种叫白蛋白的药，这种药非常昂贵，仅一瓶售价就是三四百，每天要输两瓶。父亲肚子里出现了积水，肚子鼓得如同十月怀胎的孕妇，好在这种白蛋白的药帮他维持，否则，他将忍受巨大的痛苦。

　　佳美的反应一天天加巨，时常出现腹痛的症状。我就象个上岗的战士，随时准备冲锋陷阵。佳美让我把耳朵贴在她肚皮上听小家伙是男是女，我听了半天也听不出来，佳美问我：“张军！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我说：“男孩女孩都喜欢，只要是自己的，管他男孩女孩呢！”

　　佳美说：“要是生个女孩，你爸你妈肯定会不高兴的。你想想，你哥哥是个女孩，你姐姐生的也是个女孩，要是你再生个女孩，你们家不就断后了吗？”

　　我反驳说：“什么思想，太封建，太传统了。生个女孩，我把她嫁了还省事，又不考虑房子，又不考虑娶媳妇，省钱呀！”

　　父亲的病情一天天加重，饭量逐渐减少，有时几天都滴水未进，整个人看上去消瘦得如同一堆柴骨。母亲精心照料着他，日夜守护在他身旁，为此，母亲也瘦了一大圈。考虑到病情的严重性，姐姐也主动送饭到医院，她放弃了往日与家人纠葛的脸面，想多尽点当女儿的责任。

　　由于佳美有丈母娘暂时看护，我到医院陪父亲睡了一夜。半夜，医院透着一股沁人的凉气。我蹑手蹑脚地去上厕所，路过护士的门口，只见护士趴在桌上睡着了。在厕所里，我遇见了一个颤微微的病老头，哼哼叽叽的往外走，样子十分吃力与痛苦。病老头看了我一眼，像是阴朝地府的人一样，眼睛无神无光，白眼仁一般地瞧你。

　　夜里，父亲不停翻转着身体，并发出痛苦的呻呤。我也没了睡意，起来给他盖盖被子，倒杯开水让他喝。

　　不知什么时候，我竟然睡着了。天刚亮时，我听到了隐隐约约的哭泣声。我被吵醒后，断定那哭声是从隔壁的病房传来的。我走出去一看，只见隔壁病房里围着一大群人在哭。我这才知道，原来是昨夜在厕所与我相遇的那个老头死了，这个老头就是死于肝硬化。我不禁有点后怕起来，昨夜遇着的几乎是一个鬼啊！

　　没几天，医院交的押金花完了。主治医生是一个四十岁的女人，主治医生将我和姐姐叫到她的办公室，她将门闭上与我们面对面地坐着。主治医生对我们说：“叫你俩来，主要是给你们交代一下。你父亲的病情十分严重，每天他的腹腔内部都有积水，天天都要抽水，医疗费一天就得好几百，你们已经欠医院三千多了。”

　　主治医生说话十分轻松，但我们却显得非常紧张和严肃，主治医生问：“你们做儿女的是什么态度？”

　　姐姐开口了：“医生，我父亲的病能治好吗？”

　　主治医生说：“从医学的角度讲，肝硬化晚期出现了腹水，就相当于肝癌，这几乎是绝症，要完全治好是不可能的，只能让他多活一段时间。”

　　姐姐迫不及待地问：“要是治疗，最多还能活多久？”

　　主治大夫说：“好的话两三个月，说不定也有奇迹出现。”

　　我听后才知道，父亲的病情是如此严重，他的生命几近枯竭，我不禁有些难过起来。

　　为了给父亲筹钱看病，全家人都行动了起来，哥哥托人带过来的两千块钱终于拿到了手，这无疑是一笔雪中送碳的钱。母亲找到父亲单位的领导，领导答应借一笔钱给父亲看病。我一方面要为父亲的医疗费分忧解难，一方面要为孩子的降生准备些资金。毕竟，我们刚结婚，买房还是贷款，家里根本没有存款。眼看日子有了好转，没想到父亲又病倒，真是祸从天降，搞得我晕头转向的，我得想方设法借些钱来。

　　提到借钱，我首先想到了我最要好的朋友刚子。刚子是我从小玩大的，我们打小住一个院里，那时都是平房，俩人经常一起追逐打闹，上学也同路，谁家要是做好吃的了，就把对方叫上。

　　来到刚子家，刚子倒是挺热情，又是倒茶又是递烟。刚子三十岁，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几岁，只因他干建筑工作，风吹日晒的人显得黑而老成。刚子盘腿坐在沙发上对我说：“张军兄！你好久也不来看我，我都快想死你了。”

　　我说：“是嘛？想我也不打个电话。”

　　刚子说：“最近忙得一塌糊涂，人都快忙死了，老哥过来一定是有什么喜事吧？”

　　我一脸的不悦说道：“唉！什么喜事，家里出了一大堆麻烦，这不过来找你帮忙。”

　　刚子看我一脸沮丧，正了正身子坐直了说：“哥哥！你说帮忙，只要用得着，兄弟我一定尽力。”

　　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到底该问他借多少，正在为难之时，刚子的媳妇从屋外走了进来。刚子的媳妇见了我就问：“唉呀！大兄弟，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好久没见你影了，可是稀客呀！”我笑了笑称自己很忙，但这笑很勉强。

　　刚子的媳妇进里屋洗菜去了，刚子说：“哥哥！你说，上刀山下火海，由你挑。”

　　我说：“没那么邪乎，主要是我最近手头紧张，想找你借笔钱救救急。”

　　刚子一听钱的事有点为难了，脸上立刻失去了刚才轻松自然的表情，刚子咂了咂嘴为难地说：“不知借多少？这个问题还得和老婆商量。”

　　我想，既然开口了，就不后悔，要借就多借点，我说：“五千吧！”

　　刚子一听，吓得耸了耸肩，然后立刻皱起了眉头说：“这么多？”

　　我说：“三千也行，救个急，等事情过去了我就还你。”

　　谁知刚子的老婆早就在偷听我们的谈话，刚子老婆听说我要借钱的事，立马从里屋钻出来说：“唉呀！大兄弟，我们家可是一穷二白呀！刚子一年四季风吹雨淋的，挣那两个钱还不够我们的生活费。我下岗两年，在家吃闲饭，日子都快揭不开锅了。”

　　听了刚子老婆的话，我的脸又烧又辣，不知该怎么回答好。

　　刚子看出了我的尴尬，他对老婆说：“你一个妇道人家少多嘴，张军是我最好的朋友，他的事就是我的事，他有难处就是我有难处，他现在有难了，我不帮他帮谁？”

　　刚子的老婆狠狠瞪了他一眼回里屋去了。刚子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张军！你别多心，我媳妇是刀子嘴豆腐心，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实不相瞒，我家里也紧张，不过我会想办法帮你的。”

　　从刚子家出来，我一脸的不悦，初次借钱就吃了个闭门羹，这是我没想到的。连自己最好的朋友都借不上钱，往下不知该去找谁。我慢慢地在街上走着，脚步越显沉重，内心更加矛盾。不行！无论如何我得借上钱，否则，父亲的病，孩子出生的问题，都将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接下来，我又想到了我的高中同学大方。大方在上高中时和我关系较为密切，人也挺大方的。高中毕业大方进了工厂，我们时不时还联系过几回。我拔通大方的电话说：“大方吗？你好啊！我是张军。”

　　大方一听回答：“噢！是你呀！是不是想聚聚？我请客。”

　　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想找你办点事。”

　　大方直言不讳地说：“你说吧！什么事？”

　　我说：“我现在有急事，想找你借点钱。”

　　大方说：“噢！这事，简单，借一百还是二百，你开口。”

　　我说：“一百二百哪能行，最少三千，我有急用，完后就还你。”

　　大方说：“那我就帮不了你，一百二百还行，多了，我也没辙，你还是找别人吧！”

　　放下电话，我的心又一次沉重起来，借钱连续碰壁，这是一种打击。没想到这年头的人都这么不信任别人，这让我感到了世态炎凉。无论如何，我要放下男子汉的尊严，硬着头皮往下闯，借不到钱，以后的事没法开展，无法向家人交代，尽不到一家之主的责任。

　　下一个该找谁借呢？我左思右想着。对了，我想起了我的同事李大款，都说李大款有钱，彩票中了大奖，买了车还买了大房子。对了！我去找他试试，说不定能有好运。

　　我鼓起勇气敲响了李大款的家门，李大款见我上门拜访，感到十分惊讶。李大款开门，让我进屋。我边走边打量他家的房子说：“豁！好大的房子，够气派的，收拾得跟宫殿一样。”

　　李大款皮笑肉不笑地让我坐到沙发上，然后抽出一支“大中华”香烟递给我说：“我说，你怎么有空来窜门，真是没想到呀！”

　　我推辞着递过来的烟说：“我是被逼无奈，实在没办法了，想过来找你帮个忙。”

　　一听帮忙二字，李大款就感世情不妙，表情立马严肃起来。我还没提钱的事，李大款就好象猜出来了。李大款先念起了紧箍咒：“我说，我又是买车又是买房的，手里的那点钱全折腾光了，现在真后悔呀！有两个钱就烧得非要花光，还欠了一屁股债。”

　　听到李大款的话，我再也不敢提借钱的事。我装模作样地说：“大款，你放心吧，我不是问你借钱来的，我是过来看看你的新房，向你表示祝贺。”

　　李大款这才松了口气说：“谢谢你呀！还是你有人情味，班上那几个人，就知道眼红老子的那两个钱，搬了新房，连句问候的话都没有。”

　　从李大款家出来，我的心情更加沉重起来。没想到借钱这么难，没钱的人叫穷，有钱的人更无情。

　　借钱碰了一鼻子灰，我已没有勇气再借下去了，我只好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到家。回到家，佳美正在为未出生的小宝宝缝制衣服。看到我一脸的不悦，佳美问：“怎么了？一脸不高兴，是不是有什么不顺心。”

　　我说：“没什么。”然后回到了自己卧室。我躺在床上，心里并不轻松，老是在为钱的事发愁。

　　第二天，我打算到亲戚家碰碰运气。说是亲戚，其实全是佳美的亲戚，我的亲戚都远在千里之外，而且多年都未联系。亲戚当中，我第一个想到了佳美的姨父，佳美的姨父是个包工头，这几年干工程发了，他拥有私人小车。

　　来到姨父宽敞明亮的家里，姨父腆着大肚子四仰八叉地躺在沙发上。见我来了，姨父并没起身，而是说了声“坐吧”就继续看他的电视。电视里放的是秦腔，姨父边看边跟着电视里哼哼，一副得意忘形的样子，全然没把我放在眼里。这也许是有钱人的惯病吧！我想。

　　我坐在姨父旁边的沙发上，装模作样地也看着秦腔。至于电视里演的什么内容，我也全然不知。我轻声地问姨父：“姨父！你最近忙吗？”

　　姨父并没理我，而是继续哼他的秦腔，看到精彩处还“哈哈”笑几声。我感到十分尴尬，好象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老半天，姨父才想起我说的话问：“你刚才说什么来这？”

　　我说：“你最近忙不？”

　　姨父这才挪起他肥胖的身体坐起身说：“不忙，一天闲在家。”说话间，姨父胸前耷拉的两片肥肉坠到了滚圆的肚皮上，看上去活像一个弥勒佛。

　　我想好了，豁出去了，不管姨父是什么态度，我都要试试。我鼓起勇气大声地说：“姨父！我想找你办点事。”

　　姨父看了看我，显出一副轻蔑的样子说：“长话短说，我最不喜欢拐弯抹角了。”

　　我说：“最近，父亲病了，佳美又要生孩子，想找你借点钱。”

　　姨父看了看我，然后想了想说：“既然求上门来了，看在佳美的面子上就借给你点，多的没有，只能借一千，而且要把欠条打上。”

　　我心想，有钱人够抠门的，堂堂一个包工头，最多只给借一千，还要打借条，真不给面子。但又一想，一千就一千，眼下正是用钱的紧要关头，有一千是一千，总比没有强。我打了个借条，然后毕恭毕敬的把借条递到姨父手里，姨父这才从抽届里拿出一千块扔给我说：“拿去吧，数清，少了我可不负责。”

　　我怀着感激的态度连忙接过钱道：“谢谢姨父，谢谢！”

　　从姨父家出来，我感到很满足，尽管一千块钱不是个什么大数目，但却给了我心灵的一点安慰，至少我所有的努力没有全白费。我边走又边拿出钱来点了点，然后高兴地大步向前走去。

　　为了借钱，我又去了大哥家。大哥其实是佳美的堂哥，大哥在市政府上班，而且当着一个什么官，是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相信他办事不会太绝情。

　　来到大哥家，大哥正和他的一个客人谈天说地，俩人还哥长哥短地喝着酒。大哥见我来了，递给我一杯酒，还用官场上的话说：“张军啊！来，帮大哥干了这杯。”说话间体现了他一个国家干部的威严与命令的口吻。

　　我不好推辞，一口气把酒干了。大哥又倒了一杯说：“张军啊！你不容易来，这一杯是大哥敬你的。”

　　话说到这份上，人家又是国家干部，我更不好推辞，于是我又把这杯酒干了。大哥见我干了，又来了词：“张军啊！俗话说，好事不过三，这第三杯不能少。”大哥又给我倒了一杯。

　　我连忙推辞说：“大哥，我喝酒不行，再喝就醉了。”

　　大哥说：“醉不了，女人还三份酒量，你一个大小伙还不如一个女人吗？”

　　大哥三言两语地粘我，我是实在没法推脱，最后，我把第三杯酒也干了。喝完第三杯，就感觉到头晕眼花嗓子辣，心里烧得慌，浑身上下不舒服。

　　大哥和他的客人继续喝酒，两人不时窃窃私语，偶尔还“哈哈”大笑几声。我则成了一个陪客，一边给他们倒酒，一边还得跑来跑去地拿毛巾，端盘子。等了老半天，大哥的那位客人也不走，我自然不能提借钱的事。我实在坐不住了，起身跟大哥告辞，谁知大哥又端起酒杯要跟我喝道别酒。大哥端起酒杯说：“张军！来碰一杯，大哥今天没陪好你，向你表示同歉意。”没办法，我又不明不白地喝了一杯白酒。

　　我从大哥家晕晕乎乎地出来，一肚子的牢骚和失落没处发泄，恰巧又与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相撞。我满肚子的火，正想好好将此人骂个狗血喷头。谁知，当我抬头时，此人竟是我多年前的师傅。师傅姓黄，年纪接近五十岁，头戴一顶草帽，身着深蓝色衣服。他两手紧紧握着他那心爱的“老二八”自行车，看上去活象一个不门不类的土八路。黄师傅原先和我在一个车间，后来由于人员变动，他被抽调到了别的车间。

　　见了师傅，我赶忙说：“黄师傅，原来是你呀！您老人家这是要到哪去？”

　　黄师傅见我摇摇晃晃的说：“张军！你小子干什么事还是毛毛躁躁的，我不是给你说做人要稳当吗？”

　　借助酒劲我说：“师傅！你那套早都过时了，现在都什么年月了，谁兴得理你那个。”

　　师傅生气地说：“不管什么年月，师傅永远是师傅。”

　　师傅又把我拉到他家去，并且给我讲了一大堆烂道理。师傅家住的是一楼，面积也就五十多平米，是单位以前分的老房子。房子没有装修过，加上一楼光线暗，屋里显得黑乎乎的，而且还有股刺鼻的酸菜味。师傅正直、节俭、什么时候都穿着一套的确蓝。自行车骑了二十年也一直没换，抽烟总是一块两毛钱的“黄河”，算是最便宜的烟了。

　　嗅到酸菜味，我便开玩笑说：“师傅！过会儿别忘了把你的酸菜给我捞上些。”

　　师傅说：“你小子，到哪都想捞一把，我家的酸菜你以前也没少吃。”

　　我说：“那是，谁让你是师傅呢！应该付出。”

　　我和师傅东一句西一句地聊了起来，师傅老是以师傅的口气教导我，一会让我多听领导的话，一会要多学习。借着酒兴，我一股脑地将心里的苦闷全倒了出来。我向师傅讲了家中的不幸，讲了父亲住院，讲了老婆要生孩子自己缺钱的事，以及借钱的苦闷。我说：“师傅啊！这年月人都变了，借个钱这么困难。”说话时我还唉声气地摇着头。

　　师傅对我的处境表示同情，他皱着眉头看着我，然后拍着茶矶说：“你小子，干事情就象无头的苍蝇到处乱撞，干嘛不找你师傅我呢！”

　　师傅说这话让我感到很惊讶，莫非他要借钱给我，我可是想都没想过呀！师傅想了一会说：“这事好办，我给你借四千，多的师傅也没有。不够，你再想别的办法。”

　　听了师傅的话，我感动得快要流眼泪了，差点没给他老人家跪下了。师傅数了一沓钱交给我，我坚持要给他打个欠条。师傅推我走，边走边说：“打什么欠条？师傅连你都信不过，还算是师傅吗？”

　　走到门边，师傅停住说：“等一会儿，我给你抓些酸菜。”说完转身钻进了厨房。

　　不一会，师傅拎着一个沉甸甸的塑料袋出来说：“把这拿上，这是给你的酸菜，吃完了再来抓。”

　　我拎着酸菜从师傅家出来，心里无比高兴。这下钱的问题解决了，再也不用为钱的事而愁得睡不着觉了。“天下还是有好人呀！”我感慨地说。

　　父亲的病情逐渐加重，吊针由开始的三瓶加到五瓶六瓶，一直到现在的八瓶。从早到晚不停地输液，头上脚上都扎得是针眼。由于胳膊上扎针过多，血管已模糊不清，血管壁出现硬化，所以只好在头上和脚上寻找扎针的地方。每天清晨，主治大夫都要在父亲的肚皮上敲敲打打，如同敲打一锣响鼓，不时发出“咚咚”的声音。父亲则挺着他的大肚子，时不时发出纠人的痛苦的呻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