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那三个警察又争执了一番,最后还是和其他人一样,无奈地交了钱,才走出了派出所。夜已经很深了,街上静悄悄的,我低着头,急匆匆地向家里赶去,一路上一直想:“歆儿肯定在家里等得很着急了,我必须加快脚步。”
走到村口,忽然一个人影向我撞来,一头扑到了我的怀里,紧紧抱住了我,我一看,是歆儿!而且脸已经被冻得通红,手也冰凉冰凉的。
“都什么时间了,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抱住歆儿,担心的说。
“他们把你拉走后,我一直在这里等你。不见你回来,我心里好着急,好害怕!”歆儿哭着说。
“傻瓜,我不是回来了吗?”我心里一热,紧紧抱着歆儿,笑着安慰说。
“他们没有打你吗?”歆儿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说。
“没有,只是让我办了两张暂住证。”我笑着说。
“怎么会有两张呢?”歆儿问。
“他们怕我下次又不办,所以把明年的都给我办了。”我说。
“哦!他们想得还很周到。”歆儿说。
“傻瓜,我在骗你呢?他们哪里会为你考虑呢?二百元办证费,二百元罚款,不交钱就不让走人,我交了钱,就回来了。”看着歆儿可爱的样子,我笑着说。
“回来了就好,赶快回家吧,我很冷,还有点恶心。”歆儿说。
“你怎么了,要不要看一看医生呢?”我抱紧歆儿说。
“都快一点了,哪儿还有医生呢?没什么,最近经常是这样,过会就好了。” 歆儿说。
“经常是这样!你怎么不早点说呢?等星期天我陪你看看医生。”我责怪地说,但看着歆儿可怜的样子,我又亲了歆儿一下说,“好了,赶紧回家吧,我也很冷。”
此后几天,歆儿又有两次提到自己吃饭时感到恶心,有时候乘车还晕车,上班也感到很累。星期天,我陪歆儿去了一趟附近的电力医院,医生检查后很轻松的说,
“没什么,只是一点咽炎,我给你们开点药,回去以后多喝水,注意保护自己的嗓子。”
从医院出来,我还有点不太放心,对歆儿说,“和建强住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大夫,也姓张,原来是航天研究所医院的,现在退休了,在街上开了家诊所,看病看得挺好的,我们再去他那里看看吧。”
“不用了吧,我以前经常这样的。”歆儿说。
“再去看看吧,那样我才放心。”我说。
于是我们又来到张大夫那里,张大夫问了歆儿的基本状况,又翻看了看她的眼睛,有点忧心的对我们说:“是有咽炎,但我劝你们最好作一下肝功检查,我看她的症状有点像乙肝。”
“半年前我们园里做过一次体检,我的乙肝五项都是正常的。”歆儿说。
“是的大夫,我见过她的化验单,乙肝五项都是正常的。”我也有点不太相信的说。
“你们再去医院查一查肠胃功能,我还觉得好像是消化系统的问题。”张大夫说。
下午我们又去医学院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作了一番检查,医生说好像有肠胃炎,给歆儿开几盒中药和一些西药,嘱咐我们按时回家吃药,饮食注意不要吃生冷。
“这下你放心了吗?”从医院出来,歆儿对我说。
“这下放心了,不过以后还是要多注意,不要乱吃东西,我发现你现在比以前瘦多了,等你病好了,我就给你买许多好吃的,把你吃得白白胖胖。”我说。
“你不怕把我吃得像小猪一样,你不喜欢了吗?”歆儿说。
“我就是要把你吃成一头小猪,一头会说话的小猪。”我说。
“你又骂我了。”歆儿噘着小嘴,我摆出一幅生气的样子。
“好好,我说错了,说错了。”我向歆儿讨饶。
我们就这样说说笑笑,来到公交车站,挤上了回去的无人售票车,刚好司机后边就有一个座位,我让歆儿坐了下来,我站在旁边。车到下一站,上来了四五个民工,看样子有三十岁左右,穿着旧衣裳,每人背了一个行李袋,里边好像装的是衣服被褥之类,一上车,有人就把行李袋放在车上坐在了上边。
“你们把钱投够了吗?”年轻的司机忽然向着走在后边的民工大声喊叫了起来。
“够了够了,我们一共五个人,给你投了五块钱。”最先上车的那个年龄较大点的民工急忙说。
“我知道你们投了五块钱,还得再投五块。”司机喊道。
“为什么要再投五块钱?”那个年龄较大点的民工说。
“你们的背包占了地方,每个人的背包还得再投一块钱。”司机说。
“可我们坐上一辆车的时候没有让投钱呀。”那个民工说。
“是的,我们坐上一辆车的时候就没让我们投钱。”其他几个民工也跟着说。
“怎么了,你们什么意思,投钱,不投钱就下去。”司机停下车,打开车门,从座位上唰地站了起来,恶狠狠的说。
但那几个民工还是不投钱,也没有人下车。
“你们就再投五块钱吧。”旁边的一位中年妇女说。
“我们坐上一辆车的时候只投了五块钱,为什么这辆车就要再投钱呢?难道一个公交公司有两样规定吗?”旁边的民工回答道。
中年妇女立刻像遇见怪物一样,露出不懈的眼神,直向车里挤去。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对那个司机说:“你让他们投钱,有什么依据没有,如果公司有规定的话,你就让他们看看,要不然别人怎么会再投钱?”
“这肯定是公司的规定。”司机不容置疑的说。
“那就拿出来让他们看看呀。” 我冷笑着说,“我们只知道一米二以上的儿童乘车要买票,还没听说过带背包也要买票!为什么他们坐上一辆车不用买票,这一辆就要买?大家都是平等的,谁也不能歧视别人,再说,只要投币上了车,你就必须把乘客拉到目的地,你有什么权力让乘客下车呢?”
“快点开车吧,在这里吵什么呢?不要耽搁我们的时间了。”车上又有人说。
“好!好!我今天不跟你们说。”司机说着坐回原位,发动了汽车。那个年龄较大的民工向我投来感激的一瞥,我也向他笑了笑,等车又过了几站,和歆儿下了车。
几天后,中午快下班时,王总让我到工地上去取一份材料,当我赶到工地时,工人已经吃中午饭了,我找到工地负责人,拿到那份材料正准备离开,忽然听见后边有人喊我,我回头一看,竟然是那天在公交车上遇见的那个民工,他端了一碗米饭,正站在我的后边。
“你怎么会在这里?”我笑着问道。
“我就在这里打工,你来这里检查工作吗?”他说。
“检查什么工作呢?我和你们一样,也是这里打工的。”我说。
“怎么可能呢?看你是大学生吧,怎么会和我们这些下苦的人在一起呢?”他笑着说。
“我就在这个公司打工,在办公室工作。”我说。
“我就知道你和我们不一样,是管事的,不过你比他们好,那天真谢谢你了,你在这里等等,我给你打份饭去。”他说。
“不用了,不用了,我来拿一份材料,马上就要走了,那边还等着我呢,我经常来这边,下次我们还会见面的。”我笑着挡住了他,离开了工地。
此后又有几次,我来工地上都见到他,他每次都很热情地向我打招呼,时间长了,我也知道他叫海红,是从宝鸡凤县来的,我们还算半个老乡,于是大家就变得更加亲近起来了,而且我和他周围的其他民工也熟悉了起来。
“你家里其他人做什么呢?”有一次在民工宿舍里,我问海红道。
“媳妇在家里种地,带着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还不到一岁,媳妇和我妈合不来,我和父母分开过。”说到老婆孩子,海红高兴得笑着。
“他就整天想着老婆孩子。”旁边一个民工说,引得其他人都哄笑起来。
“哈哈,你多大了?就有两个孩子。”我也笑着说,其实看海红的样子也有三十多了。
“都二十八了,农村人结婚早,我结婚都快五六年了。”海红憨厚地笑着说。
“原来只比我大三岁,现在都已经承担家庭责任,给他们挣钱了。” 我说。
“哪里,哪里,我哪里能和你们比呢?你们是大学生,懂得的知识和道理要比我们多多了,我初中没毕业就不念书了,现在什么也干不了,只能在这里给人下苦了,去年家里刚盖了房,还要还一些帐,家里还有个妹子在上大学,每月还要给他一点钱,负担重得很。”海红说。
听了这话,我感到又惭愧又苦涩,惭愧的是海红只是比我大三岁,就已经承担起家庭责任好几年了,而我念了这么多年书,有时候连自己也养不起,苦涩的是我只在他们身边才能找回一点自信,就这样,我结束了这次谈话。
不过最近这几次从工地转下来,我却发现了许多很不安全的现象,工地管理显然不够严格,有些工人在施工时不戴安全帽,工地上材料堆放的很乱,有时候甚至墙边都放着东西,下雨很容易积水,最糟糕的是工地上的线路很不安全,有些电线都已经老化了,铜线都裸露在了外边,有的接线盒连盖子都没有,操作时不小心就会触电。
回来后,我担心地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刘总,刘总满意的点点头说知道了,下去让项目上改进一下,看刘总很高兴,我拿出上次写给王经理的建议书,交给了刘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