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中队几年,可以说是多事之年。
夏收时,天公不作美,阴雨多多,收上来的稻谷晒不干,没有办法,仓库里,监所里,办公室里、过道里摊满了稻谷。也难怪,林场的粮食配供有限,大部分口粮要靠自己解决。场部领导,大队领导都派人来六中队蹲点,为了“食为天”,不计成本了,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不算,最后动用了茶厂的烘干机,拿茶叶杀青的设备用来烘干稻谷了。
刚刚忙完夏收夏种,本以为可以息口气了,然滔滔洪水又来肆虐。连续阴雨,安吉县成立了抗洪指挥部,支队、大队也成立了抗洪指挥组织。六中队处在抗洪第一线,毫无疑问,进行了数次战前动员。骆指导的政治敏感性就是强,他亲自指挥,组织了服刑人员敢死队。那是一支以劳改积极分子为骨干的队伍,30几号人。随时服从地方上的调度,上大坝去抢险。
果不出所料,那天,真的动用了。中队部干部都有其他任务,这支敢死队就由我与两名青年干警带着上大坝去了。
我们一路奔袭,穿过远在中队部东边的村落,上了大坝。此时坝外水浪滔滔,水面上漂浮着上游冲下来的杂物,一阵阵波浪有节奏地拍打着堤岸,水流漫上坝顶。我们用草包装泥加高堤坝堵水。干着,干着,只听锣声响起,“当!当!当当!”“进水了”“大坝缺口了”“大家快转移”,“快逃”,喊爹的,叫娘的,此起彼伏。那锣声,就是“命令”,意味着我们再堵已经失去意义。当地的抢险人员全撤了,他们四散而行,因为他们熟悉地形。而我们这30几号人往哪里撤?我的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因为来路已经被水淹了,走不成了,而其他路,我们根本不清楚。若留在坝上,可能从抢险的主儿变成“被抢救”的主儿。二名青年干警,眼睛瞪着我,等着我这个“中队领导”下命令。也不知怎么?也许就是“急中生智”吧,我故作镇静的布置:我指着二名干警,说你们在前,跟着敲锣的人走,请他带一段;其他人一个接一个紧跟上,我断后(凭心而论,当时我只想把所有人员带出危险区,自己不能慌,让大家有信心,不乱。其他什么都没想,因为真的没把握,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撤!”我们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区域,绕过村落,淌过浅滩,走过田塍,来到丘陵的山坡。这下我安心了,但中队和大队的领导们还担心着,因为那时没有随身的通讯设备,他们只知我们去的地方已经淹了,人员去向无从所知,他们除了担心,只能担心。当我们在中队西边的高坡上出现时,南北湖的水已经涨得很高,通过湖中间的公路已经浸在水里,但这里我们熟悉,我们不怕。我们涉水回到中队,全员平安归来,大家这才放心。
此时,天已经黑了。
晚饭后,又开会了。开会,还是开会,还是部署抗洪。
“人定胜天!”那时,谁敢公开否定此豪言壮语。
此时上级的命令来了,除留下部分骨干留守继续抗洪外,其余服刑人员连夜撤出六中队,暂到五中队监所羁押。于是,层层布置,开始撤离,武警,干警全体行动,支队、大队的狱政干部也来了。服刑人员列队点名,宣布纪律要求。此时的南北湖水,比我们回来时又涨高了许多,从埂顶走,水深也已经齐腰了。大家打着手电和火把,用长绳作扶手和引导,一个接一个地往外转移。此时的南北湖水域上出现了一条长长的蜿蜒着前行的火龙,几百号人渡过了最危险的湖中段。服刑人员的转移工作安全完成后,我们搞生产的又回到六中队。
雨还在下,南北湖的水还在涨,“兜田”已成湖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