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那事

　　乡下老家捎来信说：“现在好了，农业税已经取消，不用再交公余粮了，日子越过越好”。读罢来信，我的记忆又穿越时空回到了那段难忘的岁月。

　　从我记事时起，交公余粮便是农人每年必修的功课。秋收以后父母便择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翻出堂屋楼上的稻谷晒干后，用麻布口袋分装成几袋，用背架背了去粮管所交公余粮，年幼的我们便也背上十多二十斤前去凑热闹。

　　在乡下，那年月我们能见到的最大的建筑物就要数粮管所了。宽敞的水泥场坝，高大的仓库，堆积如山的粮食，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收粮的杨胖子每年在这个时候总是摆一张办公桌在仓库门口，旁边放一把磅秤，无需召唤，农人们便蜂涌挤至桌前。那时交售公余粮检测粮食的干湿度没有仪器，全凭收粮人用手抓一把捏一捏，说声可以，农人悬着的心便落到了肚里，松了一口气将稻谷抬上磅秤；如若杨胖子皱一皱眉，说这谷子还有点湿，交粮人当天便不要想回家了，赶紧到场坝内找一块空地，将稻谷全部摊开翻来覆去的晒，直至杨胖子大手一挥叫抬上磅秤才能松口气。

　　于是每年交粮时，粮管所宽敞的场坝内总是东一堆、西一片地晒满谷子，引来无数叽叽喳喳的麻雀。由于粮管所的人权力特别大，一句话便可以让你忙活半天，于是收粮人的桌上总是摆满了抽不完的春耕烟，桌面前总是挤着一群汗流浃背的老农和一张张堆满笑容的黝黑的脸孔。在那时，我就立下志愿，长大后一定要到粮管所工作，挣春耕烟给父亲抽，让母亲交粮不再那么麻烦。

　　交完粮，农事就相对要清闲一些了。不知不觉，过年的气息便开始在腊月的空气里漫延开来。村子里渐渐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杀猪声。于是父母便早早起床慷慨地煮了一大桶猪食，直至那头不怎么胖的猪吃得肚皮滚圆，然后找一根柳树条赶了去食品组交任务。

　　食品组在乡街子的当头，每次去总能看见几个肥胖油腻的男人和女人，先用手摸摸猪的脊背，说你这猪太瘦了，赶回去再喂几天。父母便一个劲的说不算瘦了，去年正月间买的双月猪儿，都喂了一年了，先称一下嘛。于是父亲便使劲的推着猪屁股往秤上送，但那该死的猪老是不争气，总是在上磅秤之前痛痛快快地拉一大堆足有四五斤重的猪屎，再畅快淋漓地撒一泡足有两公升的尿，直让父母好一阵心疼。于是磅秤总是扬不起来，父母只有又一个劲地说好话，说家里那头比这头还要瘦，都是前一久没有粮食拖着了。好说歹说，最后还是父亲一口气装了好几支春耕烟才勉强把猪交脱。然后便兴高采烈的买上几包盐巴，顺便为我捎上几颗水果糖，匆匆赶回家宰年猪。

　　在那年头，真正要说对孩子们造成无限诱惑的，还是要算供销社的木制柜台了。每逢赶街天，我们便将小脑袋趴在柜台上，看着售货员抓一把水果糖放在柜台上，然后一双两双地数给顾客。那年月，水果糖1分钱可买两三颗，但我们身上却常常是连一分钱也没有的。家里的老母鸡下了蛋，母亲首先要考虑的是买几包盐巴打几斤煤油。

　　出于对糖果的诱惑，于是约上一个小伙伴，翻箱倒柜搜出所有的四五十本小人书，在赶街天来到街中心的大黄桷树下，将小人书整整齐齐地摆开，路人每看一本收3分钱，一天下来，想不到竟也赚到了6毛钱，一人一半，我也分到了3毛钱，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桶金。那年，我才10岁。于是花了2毛3分钱买回了我心仪已久的《铁道游击队》，用余下的7分钱买了一把水果糖和一根冰棍，平生第一次奢侈了一回。

　　随着岁月的流逝，那段难忘的时光渐渐消瘦成一张岁月的书签，夹进了我人生的记忆，没事的时候，我总会泡一杯清茶，轻轻翻阅、细细品味。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