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在西北大地的血性文人

崛起在西北大地的血性文人

　　他是心灵紧紧贴在大西北苍茫大地上的血性文人，他的作品总是唤醒人们最遥远的记忆，唤醒人们内心最深处的良知。在秦岭的作品中，令人感受到的不仅仅是酣畅淋漓的阅读快感，更是精神的洗礼和灵魂的颤动。

　　关键词：生活阅历

　　每个能写出精彩、厚实故事的作者都有着丰富的阅历，生活阅历的沉淀让他们的内心斑斓多姿，让他们的文字震撼人心，秦岭便是这样一位作者。不论是农村淳朴的生活，还是官场复杂的经历，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源源动力。

　　达拉依迦：您是农村走出来的人吗？对于农村中的人和事印象是什么？如果你是乡村走出来的，那在抵达城市之前你心中的城市又是怎么样的呢？

　　秦岭：我是从天水农村走出来的，参加工作后到了更为偏远的农村。我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多次表明了自己对农村的感情，我骨子里热爱大自然的色彩，热爱乡村生活，热爱原生态的一如故乡民歌的那种民间倾诉和风情，我始终为自己生在贫瘠但不乏苍美的西部农村而感到幸运和自豪。我近年来的创作的《绣花鞋垫》《弃婴》《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皇粮》《不娶你娶谁》《父亲之死》《烧水做饭的女人》等系列小说，都取材于农村生活。在我看来，农民只是缺少城市居民拥有的知识结构，他们不乏情爱，不乏情调，不乏情缘，他们还有城市居民难以匹敌的绝对优势，因为他们拥有山川河流，拥有更多的阳光和风。正因如此，农村的故事比城市故事更富有色彩、富有张力、富有新意。城市的生活被可悲得程式化了，而农村不是，农民的生活是放射性的，为了生存和生活，所有的体验和经历都是新的。

　　关于我抵达城市之前对心中城市的构画，是欧洲的那种，至少也是北京、上海的那种，因为儿时在山村看连环画时，这些城市的信息经常以画面的形式出现，所以误以为城市就应该是那样的。前些年去了欧洲许多地方，竟奇迹般地与儿时的记忆对接上了。我真正抵达的第一个城市是天水，城市虽然不大，但却是人文始祖伏羲和女娲故里，属于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到处都有史前文明的印记。我在那里读书、工作、生活了10多年，它厚重的历史文化和饱满的人文精神，使我对它的爱超过了生活过的任何一个城市。

　　达拉依迦：您涉足官场多年，在这个世界里您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呢，对于官场的感触是否就像《断裂》中表达的那样？

　　秦岭：我涉足官场是在1991年，起初是在政府领导身边当所谓的“笔杆子”。之前在甘肃天水秦城区一个叫西口的偏远农村中学当教书匠。清贫、淡泊的农村生活和所接受的中等、高等教育，成全了我对官场的立体化观察、透析和理解，四年以后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一年以后又破格调到了天津市的党政机关，先后在人事、文秘、督查、文化等行业任职。10多年来，协调服务、调查研究、钻研理论、分析课题、出谋划策成为我工作的全部意义。《断裂》作为小说，它首先是虚构的，但它离不开我的生活积累，涉及的官场部分，本身就是官场在我笔下的投影。有些评论家把《断裂》看作社会问题小说，我认为是比较准确的，官场只是其中的一个背景。就这个问题本身而言，我笔下官场中人与人之间惟妙惟肖的相处、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无处不在的权力、金钱、美色对人们价值观、伦理观的影响，在现实官场中是存在的，这似乎已经无须来论证，在中国，大概连最低智商的公民都知道官场是怎么会事。

　　关键词：成就

　　初识秦岭，内心无比震撼。读着众多声明显赫的人为《断裂》或他其他文章写的书评，感受他不菲的成绩，为这位出众的作者惊呼。秦岭的众多头衔、《断裂》一书的火热，都彰显着他写作的成功，然而面对自己的成就他谦逊而不动声色。

　　达拉依迦：您现在的成绩是斐然的，不论是自身在写作这条路上所取得，还是《断裂》这本书取得的，面对众多的荣誉和褒扬，您有怎样的想法？

　　秦岭：现在谈成就，有点羞于启齿的，只不过发表了一些东西，只不过获了一些奖励，天津作协在我和其他两位作家的研讨会上，还给我封了个“三剑客”的殊荣。我对自己的创作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荣誉和褒扬固然让人感到赏心悦目，但是本质上是个虚无的东西，只是证明了它与我创作的某种关联。我清楚我的差距，需要努力的方面很多。

　　达拉依迦：不知道您的写作之路是一帆风顺还是经历了风雨见彩虹的，一路走来，您的心境又是怎样的呢？您怎么看待其中的胜利与失败？在这条路上走着，您最大的动力是什么？

　　秦岭：我的创作之路，应该属于经历了风雨的那种，现在是否就看到了彩虹，我还不好说，因为我心中的彩虹，真是美好无比。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前的80年代中期，我曾在天水读师范，那是一个文学狂热的时代，我义无返顾地成为百舸争流中的一叶激进地有些偏执的小舟，把别的同学用来早恋的时间用于练习写作。当时的少年创作，退稿和发表几乎是对等的，而发表带来的喜悦成为我最直接的动力，四年时间在《少年文艺》《当代中学生》《中学时代》《春笋报》等报刊上发表了70多篇小说、散文和诗歌，文学“资力”使我理所当然成为创建校园文学社、创办校报校刊的“先驱”之一。1989年到农村参加工作后，清贫的生活、理想的迷失、未来的无定和青春的躁动，瞬间就掐断了我文学的脆弱神经。当1999年我在天津某人事部门谋事的时候，枯燥乏味的工作和精神的极度空虚，使我再次想到了久违达10年的文学，对照喧嚣的文坛，发现了自己的差距，也发现了自己拥有丰富阅历的优势，后来的5年里，我以每年平均18万字的速度在文学的跑道上尽情地奔跑，我的大部分农村题材小说和官场题材小说，以系列和集束的形式，在《钟山》《长城》《北京文学》《上海文学》《长江文艺》等名刊大刊的崇山峻岭中走过。这种在艺术世界找到的精神愉悦，在官场上是没有的，它极大地填充了我在官场生活的许多心灵空白，特别是自己的小说在专家和读者那里受到关注的时候，我找到了能够安慰自己的东西，这也是我创作的重要动力之一。

　　关键词：《断裂》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杨显惠先生说：“《断裂》是一部有着自省意识和现实批判意义的书。《断裂》不单在讲述故事，它所承载的具有象征、寓言、批判意味的”干货‘’硬货“全部夹裹在故事的腠理和骨髓里，有些甚至隐蔽在矛盾的背后或者故事浓荫之中。这注定了它不是浮光掠影的，而是厚重深邃的；不是快餐式的，而是余味悠长的。这就激发了读者急于探求、寻觅的欲望，这是秦岭的创作一贯表现出来的”拿人“之处，他的招数往往使读者欲罢不能。”

　　达拉依迦：为什么写《断裂》呢？从书中可以感受到您的视角独特、善于观察生活，平时您最喜欢关注的是哪些人哪些事呢？

　　秦岭：其实，我创作的重点是农村题材，官场小说创作只是我艺术地解构另类生活的一种方式。近年来，我在《钟山》《长江文艺》等杂志发表了《难言之隐》《打字员盖春风的爱情史》等系列中篇官场小说，没想到引起了一些关注，评论家认为“作家秦岭用独特的视觉审视官场人物的心灵世界”，这使我产生了写《断裂》的欲望，我想把时代青年实现人生价值的形式放到权力背景下来解构，这样会有许多值得思考题东西。

　　平时最喜欢关注的人是国际、国内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最喜欢关注的事是影响社会的重大事件，这些人和事让我在更广阔的视野下感知到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秩序之中，它容易让我联想到芸芸众生卑贱的命运。

　　达拉依迦：《断裂》文中的人或事是否在您所能观察到的世界里有原型呢？

　　秦岭：我前面已经说过，《断裂》首先是虚构的，严格的说没有原型，但影子还在小说里绰绰有余地晃动着。2007年11月在北京参加全国青创会的时候，中国工人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约请我在一家酒店见面，他们问到原型的时候，我只给他们讲了两个官场故事。

　　其一，前几年，我曾因公往返北京和天津之间，在中央党校听到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因为腐败问题被拿下了，这位老革命的红后代、当年清华园的高才生、昔日的著名改革家和政坛明星一夜白头，不久就忧郁而死，当年被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各级干部退避三舍，初中学历的结发妻子幸灾乐祸。临死前，一直在身边陪伴他的，是一位真爱着他的中学女教师。在老百姓眼里，慕绥新无愧人生的事有两件，一是取得的不俗政绩，二是收获了真正的爱情。

　　其二，被誉为平民市长的海南省东方市市长戚火贵工作雷厉风行，一有时间就去农村下田劳动，后来因为腐败被判处死刑，办案人员在他家搜查出了几百万元的折子。他自己的表述大概可以提炼出这么一个意思，他是不缺这些钱的，但是如果按照规定把这些钱上缴纪检部门，将会有更多的干部被斩落马下，更多的开发商闻风而逃，东方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将会惨遭滑铁卢。同样是老百姓的话：戚市长死了，稻田里甭说有市长来插秧，连一般干部都没有……两个小故事中的主人公，当然不是我创作的原型，但至少说明现实官场可供我提炼成艺术形象的官人实在太多。

　　达拉依加：读《断裂》一文，我们能感觉到卞绍宗是一个始终或在矛盾中的人，他与自身矛盾、与所处环境矛盾、与周围人的矛盾，身处众多矛盾中，他苦恼，始终在寻求一个调和点。您又是怎么看待这些矛盾的呢，您觉得他的做法是妥协了还是另一种奋斗的方式？如果您是他，你也会这么做？

　　秦岭：这些矛盾客观存在于社会转型时期，既是必然的，也是不可调和的。当代青年一踏入这个社会，就存在一个理想抱负与物欲横流的现实世界残酷博弈的问题，当趋炎附势、权钱交易大行其道的时候，保持心灵的纯洁、思想的自由和人格独立几乎是不可能的，你即便不是知识分子，即便是个朴实对农民，你也摆脱不了基层政权强加给你的各种摊派和由此而带来的心灵创伤。主人公卞绍宗通过权力运作和自身的才华进入权力核心，本质上是另一种奋斗方式。在官场，事业被冠冕堂皇地罩上了为民服务的外衣，大多数官人的灵魂深处，实际上是把谋取高位当作事业的。而卞绍宗在不择手段攫去权力的同时，把权力用于为老百姓办实事，这是另外一种官员。如果我是他，我可能做的不如他好，因为我的理想不如他崇高。

　　达拉依迦：桥断裂后还能补救，灵魂断裂后除了受到惩罚也能被挽救吗？您觉得一个灵魂被补缝过的人是怎样的，能一如从前？

　　秦岭：《断裂》中桥的断裂，当然是一种隐喻，它是灵魂断裂的回应。在我看来，人们普遍把灵魂这个东西概念化了。灵魂其实像水一样，流动在人们血液里，因为是流质的，所以既容易断裂也容易补救，类似于抽刀断水。人本身就是真善美丑的综合体，人性本来就是多元、复杂的，何况灵魂还是可以救赎的。灵魂是自我的东西，不应该由旁人附加任何的标签。所以在我看来，一个人灵魂被缝补以后，照样可以有理由、有勇气、有资格保持原有的或者新的姿态。

　　达拉依迦：您觉得出轨是感情先行还是身体先行呢？怎么看待书中的卞绍宗和周筱兰的感情？这也是您对现实中外遇的看法吗？

　　秦岭：关于出轨是感情和身体那个先行的问题，我估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在我看来，肯定是感情先行的，情欲和肉欲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断裂》中卞绍宗和周筱兰之间的关系，就属于典型的感情先行，他们不是为了单纯的身体需要而走在一起，他们的彼此欣赏、喜欢、呵护、思念构成了他们感情的全部基础，然后才自然而然地蔓延到肉欲的释放和共享。周筱兰对卞绍宗的一切帮助，如果不是因为感情，那就无从谈起。在我看来，现实生活中的所有外遇，如果都像他们俩那样，就感情品质而言，算是高级的。

　　达拉依迦：在书中，多见您对乐器、书法的独到见解，主角本身也是擅长书法的，请问您是否在这方面也很精通呢？它们与文学给您带来的精神感触是一样的吗？

　　秦岭：我对传统的乐器、书法和绘画等艺术门类都有着浓厚的兴趣，譬如二胡、笛子、风琴等等，会操作，但都不精，也曾画过一些连环画什么的，都没有成气候，最终把发展方向定位在了文学上，但是，对其他门类的探究，使我对旋律、线条、画面十分敏感，而这几样东西使我在小说创作中对情节、叙事和描写充满了激情和活力，我认为，它们与文学给我带来的感触是异曲同工的。

　　达拉依迦：书中常见引用的古诗，请问您是否对古诗有着特别的钟爱，最喜欢哪位诗人的作品？觉得自己和这位诗人是否有相通之处？他的作品给您怎样的感觉？

　　秦岭：《断裂》中确引用了一些古典诗词，客观上是为了表现主人公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传统的文化因子。我喜欢中国古典诗词，我相信许多作家都有这个偏好。我惊讶的是我最喜欢的古代诗词家，譬如李煜、李商隐、王安石、范仲俺、苏轼、王维等，如果不是国家元首，那么必然是朝廷或者地方的文武重臣，他们既在为国家社稷谋事，同时又借助于文学述怀，他们丰厚的学养、精湛的技巧，特别是对情感的经典表达，真是叹为观止。作为一个曾经在基层官场舞台摸爬滚打的文学创作者，他们于我是有启发的，在他们的身上和作品中，我发现对于时局政治的判断、对于社会文化的认知，对于精神价值的追求，对于心灵原则的把握，或多或少可以找到近似或者完全相同的交叉点，我将继续在这个交叉点上汲取思想的、文化的、文学的营养。

　　作者寄语：

　　我首先得感谢小说阅读网对我的关注和采访，你们对文学精神的弘扬和传播，体现了某种责任和价值。我喜欢这个网站，建议在对作家作品关注的同时，也关注评论家、读者对作品的评价，这样不仅能够增加信息量，也能够为读者提供更为广阔的阅读、鉴赏空间。

　　编者寄语：这个世界从来都有太多令人感动的东西，它可以是一本书、一个人、一部电影，甚至是一个瞬间的眼神、一个细微的动作，然而感动之余人们的表现都过于漠然，因为有太多的感动没有触击心灵最柔软的一隅。在秦岭的书中，我们可以触摸到一种感动，它深深的镶嵌在每一个字眼中，它会让眼泪肆意的流淌，让灵魂久久的颤抖，它会是人们深陷其中不可自拔的迷恋。

　　采访／撰文编辑：达拉依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