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的水瓢

　　“你他妈的碰我脑袋干啥？我没病，你才有病呢！”

　　“有能耐，你他妈过来。出点血算啥，你看老子有的是血！”

　　尽管三四个护士拉扯着他，他还是挣脱开去，边指着外科大夫大骂，边伸着血迹斑斑的脑袋狠命地撞向墙角。顿时，雪白的墙壁上留下了殷红的一片。

　　他叫兵儿，是我老屯里的孩子，26岁，一个精神病患者。

　　17年前，长得虎头虎脑的兵儿，在我任教的小学读三年级。村级小学，在校生很少。稍微留意些，就能对每个孩子的情况有所了解。兵儿家里穷，父母没多少文化，日子过得很紧巴。

　　兵儿不爱吱声，但蔫淘。郝老师（兵儿的班主任）不大喜欢这个成绩平平的孩子，把他安排在班级最后一排。

　　六月的一个中午，天气很热，几个孩子围在水桶边喝水。兵儿也渴了，有些等不及，伸手抢过另一个孩子手里的瓢，舀了水就喝。那孩子受了委屈，哭着去找老师告状。那天，郝老师和同事喝了点酒，听了孩子的哭诉马上来到了班级。教室里，兵儿扯着两只耳朵，伸着舌头正疯得起劲。郝老师见了，更加生气，想也没想，拎了那只铁水瓢照着冰儿的脑袋就是狠狠的一下。一下，就是这一下，彻底改写了兵儿的一生。

　　兵儿当场就被击晕了，喝水的瓢滴落着鲜红的液体。醒来后，没头的苍蝇一样四处乱窜，一会哭一会笑，看见老师就瞪大了眼睛惊恐万分地喊：打死人了！打死人了！

　　兵儿没法上学了。一贫如洗的父母哪来那么多的钱带他外出治病呢，他们只会哄，一味的顺着兵儿，乳儿般呵护着他。

　　兵儿的病时好时坏，受不得任何刺激。这也不是办法，好心人出主意，找郝老师去，不是他那一瓢，咱孩子能这样？

　　找？谈何容易！

　　事发后，郝老师携妻带子兔儿般逃离了家乡，消失得无影无踪。民办教师，少得可怜的工资收入，放弃又能怎样？

　　找不到郝老师，兵儿的父母就去教委办。可有关领导说，人都没了，你让我们咋办？想处理都抓不着个人影儿。

　　走投无路的兵儿父母只能认命，提心吊胆地看着疯疯癫癫的儿子一天天长大。

　　草甸子上的铃兰开花了，兵儿可以赶着牛羊放牧了。田里涌起金黄的麦浪，兵儿的同学骑着自行车上中学了。

　　时常看见兵儿。有时，他会远远的打招呼：老师，忙哪？更多的时候是他一个人孤零零的，目光呆滞，若有所思的边走边自言自语：咋回事？咋回事？水瓢咋成红色的了？

　　林子里的鸟儿飞去又飞回。兵儿也长成小伙子了。儿时的伙伴读大学了，昔日的同学订婚了。“噼啪噼啪”喜庆的爆竹为别人燃放，大红的喜字贴在邻家的门上。没人给他介绍对象，更没有哪家的姑娘能走进他破败的家。

　　98年的时候，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最后一批有证的民办教师可以免试转为公办。兵儿的父母听说，郝老师托关系走后门竟然转正了，还办了停薪留职，继续做他的买卖——人家现在有钱了，简直可以富甲一方了。

　　只是没人告诉老实巴交的兵儿父母，郝老师到底在哪发财。兵儿的家依旧贫穷。

　　2003年，失踪了近十二年的郝老师竟然现身了——国家取消了停薪留职政策。他必须上班才能保留公职，才会享受离退休待遇。

　　郝老师又回到了村小学，继续执教。

　　西装革履出手阔绰的郝老师让兵儿的父母看到了一线希望。十二年了，该有个说法了吧。他们去找，这次郝老师不再回避：说我给打傻的，有什么凭据？现在告状得有真凭实据，你有证人吗？你有证物吗？啥也没有，那叫诬陷！懂不懂？——

　　兵儿的父母懵了，证人？十几年了，当初的孩子如今都已长大，各奔东西，还有谁肯来作证？证物？那瓢！简直——？村小学两次搬迁，土房变砖房，砖房变瓦房，十二年里换了五六任校长，谁会关心一只水瓢的命运！

　　罢！罢！罢！认命吧——

　　兵儿的病依旧反复无常。

　　今早，就因为年近六十的老父亲随口说了句，以后你少干点活，啥活我还能干。冰儿就赌气喝了一斤多散装的白酒。酒后精神错乱的他拿了把菜刀砍向自己的脑袋——十几公分的大口子，肉皮外翻，鲜血直流。

　　癫狂的兵儿拒绝为他缝合。走廊上，病房里，他挣了命的乱跑，一身的血渍。护士和大夫的白大褂上也被他抓的血迹斑斑。

　　兵儿妈跟在院长后面哀求，给他打一针吧，让他消停消停。院长无奈的摇摇头，我建议你去大庆的三医院（精神病医院）看看。咱这条件有限，也没有治疗精神病的专用药，不好随便打针的。

　　大颗大颗的泪水噼哩啪啦滚出了兵儿妈的眼眶，拽了衣袖去擦，袖口上的血弄花了那张苍老而瘦弱的脸。

　　“来时家里就二百块钱，都带来了。要去大庆，只够车费的，咋看病呀？唉——”同来的邻居摊开了双手。

　　院长往兵儿家里打电话：你是当爸的，你不来，一个女人家哪能行？再说，你也得张罗点钱给孩子看病不是？

　　电话那端始终沉默着。

　　兵儿爸一直没露面，更没人捎钱来。从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兵儿终于跑累了，喊够了，病床上一倒，睡着了。

　　医院雪白的墙壁上，留下了一幅又一幅血色的泼墨，让人看着心寒——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