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子是在河子考上大学那年辍学的，当时他已经16岁了，却只上到小学四年级。兰儿说，治子学习上不去，是因为他两岁的时候得了乙型脑膜炎造成的。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经济困难，人得了病一般是打听一些单方、偏方，弄些草药进行治疗，很少进大医院，好多人就被这样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不治之症，耽搁了治疗时间。大人强些，小孩子尤其危险，抵抗力弱，得病后又不能及时有效治疗，往往死掉了。天花和乙型脑膜炎就是两种非常厉害的病，小孩子只要得上了很难能逃脱的，活下来的十个不到一二个。村子左边有一条沟，村里人叫死娃子沟，就是乡亲们埋葬死去孩子的地方。即便侥幸活了下来，也要留下残疾。出天花又叫出痘子，活下来的人一般都要破相，变成麻子，脸上身上坑坑洼洼的，没一处平展的地方；得乙型脑膜炎的人主要是发高烧，要是存活下来，脑子一般都被烧坏了，不是耳聋就是反应迟钝。
江子和治子两个人小时侯就得的是乙型脑膜炎，他们还算命大，都活了下来，却都落下了残疾。江子双耳听力不好，时好时坏的，厉害的时候嘴对着他的耳朵大喊，他也含含糊糊的不明白你说的是啥，而且走路不稳当，二十多岁的人了走起路来跌跌撞撞的，好象才学会走路的孩子。治子脑子就被烧坏了，也许是受到江子和河子上大学的影响，学习出奇的努力，可是成绩出奇的差劲，背诵一篇课文别人只须读三四遍，而他读十遍二十遍也不见得能背得下来，小学上了快十年了，连三位数加减法还老是算错。
按照王旺原先的说法，治子是早该退学回家的，可是兰儿可怜治子，不想让他过早退学，最起码也要初中毕业，这样他以后外出打工的时候，给家里写封信、算一些工价啥的也不太为难，况且弟兄几个都进了中学的门，有两个还混上了端公家的轻松饭碗，要是让治子退学回来，心里怎么过得去。治子也知道笨鸟先飞的道理，没明没夜的学习，背诵课文，爬在桌子上演算作业，效果就是不大，他在兰儿的庇护下，在小学里上了一年又一年，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地留级，直到老师找上门来，向王旺和兰儿委婉地劝说让治子退学，他自己也感到实在不好意思了，才不得不退学。退学的时候，治子伤心地哭了，他是兄弟四个中唯一一个把课本和作业本保存下来的人，有空的时候把装在纸箱里课本翻出来看看，情不自禁地出声诵读一篇课文，陶醉在课文优美的意境中。
治子回来后头几年，跟着海子一起四处流浪打工，每年都一无所获，空手而归，连路费钱都搭了进去。后来大家分析，他们挣不到钱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没有手艺，出力不挣钱；另一方面也怪他们自己，海子身体健壮，可是性子疲塌，在一个地方呆不久长，一年要挪好几个地方，挣的钱全都扔在车轱辘上了；治子才出社会，在外头分不清东南西北，海子到哪就跟到哪，加上身子弱，没有劲，重活干不动，轻活轮不上他，挣得钱比海子更少。有好多次，两人混到没有路费回家，不得已把带出去的铺盖卖了才勉强回来。
后来，治子看到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觉得走一处不如守一处，就不再跟着海子到处跑，而是跟兵子在一起找活干。活路轻的就多干些，重的话就少干些，反正他们出来就是靠体力挣钱的，不朝脸看只朝钱看，只要身体承受的了，就尽力而为，钱谁不愿多挣呀，可也不能不要命，把身子累跨了咋办，他们现在还年轻着呢，往后的路长着呢。
河子上大二的那年四月，收了一封莫名其妙的信，信写在烟盒纸的背面，两张，字有小指头大，总共有一百二三十个字。信开头称呼是三哥，落尾却没有写信人的名字，大致内容是他在西安找到活干了，一天有不少收入，要是三哥手头紧张的话，找他就行了。河子拿不准这信是谁写的，估计极有可能是治子写的，不过不管是谁，人家写信来是一片好意，也不能置之不理，何况自己现在正是缺钱的时候，只要顺着信封上的地址找过去，就能知道谁是写信人。于是和在咸阳读书的江子联系，江子也赞成河子去看看，反正学校里管的也松。
正好到了五一，学校放三天假，河子揣着那封信去找那个人。河子学校在一个小镇上，那地方有两所大学、三所中专、五所研究所，全镇四万多人，仅学生、老师和科研人员就占了三万两千多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学城。镇子虽小，交通却极为方便，每天有十几趟列车在此停靠。对河子他们这样的学生来说，最重要的火车站太小了，围墙只是做个样子，不买票很容易进站，他们能坐免费车。要是从西安进站，就买一张站台票，到镇上下车随便一钻就出了站，要是在镇上进站，下车后顺着铁路一直走，最后也能出来。在火车上要是遇到列车员查票，她们从东边来，你就往西边走，她们从西边来，你就往东边走，实在混不过去了，干脆钻进厕所里，把门一关，等列车员走了才出来，一般很少出篓子。大家都知道这个法子，镇上的学生大多是这样混票坐车的。
河子来到西安，上了一辆电车，买了一张两毛钱的车票，吐点痰贴在嘴唇上，这样从起点站坐到终点站也不需要买第二次票。河子倒了两次车，按着信封上的地址来到城郊的一个村子里，看到整个村子都是烧砖的，光砖场就是十好几家，晒砖场、砖窑、压砖机占了上千亩的好地。河子费了半天时间，问了好几个人，才打听到治子做工的砖场。
治子是和兵子一同来的，正月十五一过就来到这里，已经做了将近三个来月。这里的活路苦是苦点，可是工钱开的很利索，每月初五准时开上个月的工资，要是哪个家里有困难的话，还可以打张条子从老板手里借个百儿八十的救救急，以后再从工钱里扣。这点让大家很满足，觉得老板有人情味，不象有些人那样想方设法克扣工人工资，甚至故意拖欠以致把工钱黄了，是一大家子的指望。他们每个月领到十几张大团结，沾着唾沫一张张数着，美滋滋的，个个脸上都笑开了花。活累点怕啥，黑里睡一觉第二天照样精力充沛，饭里油水轻点怕啥，伙食费低呀。再说都是在农村长大的人，吃苦受累是家常便饭的事，不足为奇，要是实在累的慌，就歇一晌子，蒙着被子好好睡一觉。
治子对河子的突然到来非常意外，从工地上迎出来的时候，张开大嘴竟然说不出一句话。
“三哥，你咋来了？”愣怔了半天，治子嘴里才蹦出一句话。
河子一愣，这是自己年朝夕相处的弟弟吗，怎么觉得两人之间有了距离。人还是要出来闯荡呀，以前兄弟几个在家里的时候，相互之间都是大呼小叫，直呼其名的，从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现在来到外地，治子竟然喊自己三哥，觉得新鲜，还有点别扭，没有叫名字来的随便、亲切。
“要不是你的那封信，我咋能找到这里。”河子说，“你咋那么马虎，写信连自己的名字也忘了写，要是换了别人，谁能猜出那是你写的。”
“我，我是才学着写的。”治子红了脸，说话来有点结巴。
“其实也没什么，以后注意以下就行了。”河子宽慰道。“现在天也快黑了，明儿我们进城去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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