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爷轶事

大爷轶事

　　大爷并非祖辈，是我的大叔。元氏家族不知从何时起，也不知是什么原因，称叔辈和别的家族称祖辈差不多。

　　元氏家族也不是川中靠近川北一带的土著川人。是张献忠剿四川后，老祖宗在“湖广填四川”时，从湖北麻城县迁过来的。据说，还有人到湖北去认过祖。他们和绝大部分四川人一样，称方便为“解手”。

　　大爷叫元宣庭，是长房长孙。只因长房不旺丁，上两辈都是单传，且成家较迟，因此二房、三房的子孙起来后辈分都较低。在院子里，呼大爷为大公的要占百分之四十。

　　大爷的轶事不少，称得上元氏家族的传奇人物。

　　跳大神

　　大爷姊妹六个，他是老四。但在男丁中他是老大。公公（爷爷）得他时已是快五十岁的人了。因此，爱他如掌上明珠。

　　大爷天资聪慧，读过三年私塾。这在元氏家族中已是很了不起的事了。据说，元氏家族的老祖宗到四川时是两弟兄。哥哥在香山元家坝，弟弟到了天宫山大磨砣。这大磨砣一房传下来有三兄弟，大爷是长房长孙。元氏家族念过书的人很少，大爷是大磨砣元家第一个念过书的人。

　　不知是什么原因，三十多岁学手艺，挣到钱后才娶妻生子并有着木匠手艺的公没继续让大爷多读几年书，或是让他子承父业学木匠，而是让他去学了“端公”——跳大神。

　　于是大爷有了一个绰号——元端公。

　　大爷学端公是跟本家（香山元家坝）一个叔伯弟兄学的，这个人叫元宣和，只念过一年私塾，年纪比大爷长十岁。

　　大爷的师傅在这一带名声很响。他会驱邪，书符，画水，还有看屋基和阴宅。这一带有个三病两痛总是先找他去驱邪治病。据说那个时候，鬼真有，有人看到过，有人还跟鬼同行过，还有人被鬼纠缠过，说得神乎其神。让人听了毛骨悚然。

　　因此大爷师傅的生意极好。大爷跟他学时，还是由公带着礼物去拜见本房族公，由族公做介绍人，行了跪拜的师徒之礼，摆了八桌酒席才成为徒弟的。

　　大爷悟性极高，对师傅的所谓手艺只半年就学成了。同时，可能因为是书比师傅读得多的缘故，在跳大神的时候，他发挥的比师傅还好，因此在一年左右的时间也开始小有名气了。为此，他也没少受师傅的嫉妒和同门师兄第的捉弄。

　　流传最广的，莫过于大爷在我们院子头跳大神的事了。

　　院子头三房的长曾孙元海，是三房的命根子。因为在此之上已生了五个姑娘，自然这一个茶壶嘴嘴就金贵得很。

　　元海的父亲元宣永，当时是大磨沱元氏家族很有脸面的人物。他是“哥老会”的“红旗大管事”，在“七雄五霸林半街”的香山码头是一个吃得开的人物。

　　他儿子不知什么原因得了一种怪病，头肿得很大，说话虚妄。请过县城里的大夫来诊治，就是不见好转。远近的医生都医治了，病还是时好时坏。为此，“红旗大管事”夫妇急得睡不好觉，吃不好饭。

　　有人提议让元宣和来看看，看是不是遇上什么邪魔妖怪了。元宣和来了，是坐着滑竿来的。

　　大爷也跟着师傅来了，他给师傅拿水烟袋，纸媒子和打火石。可能因为辈分相同，加之在院子里大爷师傅把他呼前呼后，俨然使唤奴仆，让大爷觉得在院子里很没面子，大爷开始跟师傅唱反调了。

　　大爷跟公说，那个跳大神没什么了不起。他能一人跳大神为元海驱邪，帮他从鬼门关把命要回来。

　　这可让公感到太高兴了，一时嘴不稳把话泄了出去。

　　元海的病已让大爷的师傅道出了渊缘，是前世冤家结下了仇，冤家在阎王面前苦苦索要他的命。阎王要他头疼而死。

　　解救的方法是做一个法事：要猪三口，鸡三只，木头脑袋一个。由端公背着元海“过刀山”来赎罪。时间是八月十五晚上。

　　公泄漏出去的话传到师傅的耳朵里，师傅决定要出出大爷的洋相。

　　大爷那时人年轻，不过十八岁，还是个跳跳神，不懂得里头的道道的人。

　　八月十五那天，“红旗大管事”三爷备好了三牲及各种祭品。请来了“哥老会”大小堂口的大小管事，在他家的院坝里摆上了七七四十九桌席。一则会友赏月，二则为驱邪压阵，冲煞气。

　　说实话，“哥老会”的大小堂口的大小管事是为了一睹元宣和背人“过刀山”的把戏。

　　可就在这一天上午十时左右，元宣和派他的侄儿来说出了令“红旗大管事”震惊而又无奈的消息：元宣和上午八点临起身时突然感到身子不适，现在连路都没法走，他的原准备跟他一起来的三个徒弟也没法来了，要给他驱鬼和在床前伺候汤药，跳大神就由二徒弟来主持。并当面交付了司刀、令牌等一应法器。

　　用妈妈的话来说，这是要大爷出洋相。

　　当时大爷正在“红旗大管事”三爷的堂屋中帮忙添茶水。一听说了这件事，马上脸不红筋不炸的一口答应了。

　　这可吓坏了公，他意识到了可能是自己泄漏出去的话给儿子惹来了麻烦。他悄悄地把大爷叫到一边，问他有没有把握，若没有，公愿意去请求大管事三爷延期做法事。

　　大爷牛起来了，对公说：“爸爸，不要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早迟我都是要独立跳大神的。”

　　这让公及一家人都很为大爷暗暗捏了一把汗。

　　那天晚上，“红旗大管事”三爷院坝被围了个水泄不通。各路“袍哥”，亲友，本家及附近几里的人家都早早地各自或坐或站，要一睹难得一见的“过刀山”的驱邪把戏。

　　那天晚上月亮很明，升上得比较早，加上桐油，清油大灯，把个偌大的院坝照得如同白昼。

　　这“过刀山”要的是真本事。十二把磨得雪亮的大马刀，刀口缠两层红绸，固定在一块长约两丈，宽约一尺的厚木板或方木上，刀口向上，每把刀的刀把和刀尾也就是方木两边各站着一个彪形大汉。跳大神的端公要背着生病的人光着脚，手扶着这二十四人的肩，从上面来回走三趟。如果端公的脚没有被刀口划破口子，这个病孩子才可能被救活，见血就不吉利。

　　大爷是怎样走过来的，我那时还没出生，没亲见那一幕。但他走过来了。

　　据说那天晚上亥时一刻，大爷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人先拜祭了祖师爷，后拜祭了祖宗，再拜祭了各路天神、地将、当方土地，反正诸路神道他整整求了半个时辰。同时他还一个人又唱又跳，又敲法器，把本该由五人做的事一个人全揽了，直跳得连头发都湿透了。最后在子时三刻，背上已十二岁的元海，从刀口向上的马刀上光着脚，手扶着二十四个人的肩走了三个来回，直把一向自称是武功高强的香山码头“袍哥”大爷——文魁武看得倒抽冷气，当场亲自赏大爷二十块银圆。

　　从此“元端公”一名远播剑南道上，许多有脸面的人家有人得了病都来请大爷，而不是请他的师傅了。

　　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元海在这以后竟奇迹般的头不痛了，肿也慢慢消了，说话也不结巴了，成了一个没有病痛的好人。

　　我十岁那年，追问过大爷是怎样走过去的，他把嘴凑近我的耳朵上说：“这连你公都不晓得，老子在学端公前，偷偷跟人学过轻功。”

　　原来如此。

　　这让大爷的师傅感到很没面子，本来是出大爷洋相的，想不到大爷却因此成名，还抢了他的许多生意，差点没把他肚子气爆了。

　　三年后，大爷学艺的时间满了，该出师了。大爷又跟师傅唱了一次反调。

　　据说那天公请族公出面，又办了八桌酒席，来答谢大爷的师傅。

　　谢师仪式由“红旗大管事”三爷主持。三爷自从大爷跳大神救了他的儿子，很是感激公和大爷，只要公有什么事，他都要来帮忙，以示谢意。

　　先焚香烧纸拜祭了祖宗，各路神仙。大爷的师傅坐上了太师椅，受了大爷的跪拜，然后发话了：

　　“徒弟，你如今满师了，可以独立行事了。今天，我在祖宗神位面前当着族公，三弟（三爷）还有大爷（公）及各位亲戚贵客的面，送你几句话，你要照念照办。我说一句，你说一句，不能乱说。”

　　“徒弟听着，你说吧！”大爷跪在地上，头也没抬。

　　“瞒了天来天不肯。”

　　“瞒了天来天不肯。”大爷复述。

　　“瞒了地来草不生”。

　　“瞒了地来草不生”。

　　“瞒了父母遭雷打”。

　　“瞒了父母遭雷打”。

　　“瞒了师傅法不灵”。

　　“瞒了师傅但球腾。”（但球腾——俗语是说没什么了不起的）

　　在场的人听了大爷最后一句忤逆师傅的话，都忍不住笑出了声。

　　这可让大爷师傅下不了台，脸顿时涨红了，虽没有马上发作，但双眼已瞪圆了。

　　族公一听，手中的拐杖“啪”一声打在了大爷身上：

　　“这是谢师，不能开玩笑。”

　　“你今天胀憨了，打胡乱说。”公接过族公的拐杖，也着实打了大爷一下。听说，公自大爷出世，还从没戳过大爷一指头。

　　“重新说一遍！”公显然生气了。

　　的确，当着叔伯亲友众人的面，大爷忤逆师傅，情理不容。大爷可能也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赶紧给师傅磕了个头，嘴里直念：

　　“法不灵，法不灵。”

　　从此，这个故事在远近传开了。有佩服大爷，说他有胆量的；有指责大爷，说他没有老少，没有家教的；也有斥责大爷，说他不懂事，没出息的。反正这以后大爷又得了个绰号“谈豁子。”（当地人称做事不牢靠的人为“谈豁子”）

　　大爷于是干上了跳大神这一行。但自从这个诨号传出去后，来请他的人没有原来多了。

　　逃壮丁

　　公在有了大爷后，接连又生下两个男丁，就是我爸和幺爷。

　　时间到了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和共产党交战接连吃败仗，长江以北的大片土地控制在了共产党手中。蒋介石就抓紧了在江南各地抽壮丁以补充兵员。“三丁抽一，五丁抽二，”“联保联甲”制让江南许多家庭苦不堪言。

　　公膝下有三个儿子，自然就该抽一个去。

　　那时三爷还年幼。爸刚娶了我娘，生怕断了香炉脚脚的公便决定让已结婚十来年尚未有一男半女的大爷去当兵，让爸爸来继承香火。

　　大爷去了。香山码头的“袍哥”老大没能帮大爷走通后门，大爷被送到了潼川新十六师。

　　那年，大爷已三十五岁了。

　　他是那年六月被送到新十六师的。当时天气炎热，新十六师正闹“拉痢疾”，大爷去了没过一个月，也拉起了痢疾，打起了摆子。

　　大爷在私塾念书时除了读过《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声律启蒙》等传统蒙书，还念过《药性简要》，背过《汤头歌诀》，看过《伤寒论》，稍微懂得一些中医知识。他给自己处了方，托在外面帮助伙食团买菜的丘八兄弟从药铺抓回了药，煎了来喝，七八副药服下去，竟好了。跟他一起喝了药的丘八，也一个个康复了。

　　这让大爷在新十六师成了丘八们心中的华佗。他被抽调到连卫生队，专门负责痢疾的治疗和预防。他开了处方，和人到大药房去抓来药，用大铁锅煎好后分给新十六师的丘八们服用，治好了很多拉痢疾的士兵，救了好些人的命，为此他受到了团长的接见。

　　新十六师的团长姓赵，叫赵尚东，是新城人，老家距离大磨砣不远。当他听说有一个元华佗治好了他的许多士兵，很是奇怪和佩服。他把大爷传到团部，亲自接见和询问。得知大爷和他是家乡人后，立即升任大爷为团直属的征稽队副队长，负责倒卖私盐。

　　那时射洪的武东，广兴都有盐井，但政府对盐的管制很严。新十六师借口采买军需物资，大量从这些地方采购盐巴，然后派士兵穿便衣在潼川附近的秋林、中新、向阳、香山、百顷等场镇和码头出售，以中饱私囊。

　　有一次，大爷和征稽队的队长带了几个弟兄到武东买盐，和盐厂的一名收银员发生了口角，征稽队的队长仗势欺人，叫随行的士兵把收银员架出去毙了。大爷看不惯这种行为，借口他去执行，把这名收银员放了。从此跟征稽队队长结下了怨，回去后让这位队长给关了禁闭。

　　在关禁闭的第二天，大爷发现禁闭室的砖墙由于年代久远，一些地方的砖头砖缝风化严重，就试着用一颗旧铁钉掏挖，竟不多一会工夫就取掉了一块砖。他又用同样的方法趁人不备很快扩大成了一个可以钻出去的墙洞，然后趁着黑夜逃跑了。

　　这一次，他还没跑回家，就被队长派来的人给抓回去了。他吃了三十军棍，关了七天禁闭。

　　大爷没在征稽队干了，又给下放到连队。

　　他看不惯新十六师祸害百姓，仍在寻找机会逃跑。一次，他所在的三团派一个排的人到高山乡去押解征来的粮食，他又逮住机会。

　　高山到潼川有六十里地，全是山路，道路崎岖，三分之一的路程全是羊肠小道。押着挑夫，赶一天的路是难以到达潼川的。

　　那天晚上约九点钟，他们来到了离潼川有约二十里地的大旗山。大爷把枪交给了同来押送粮夫的另一个士兵，扯谎说是去解手，趁着茫茫夜幕，飞快地向重庆方向跑了。

　　听大爷说是准备去投华莹山游击队的。因为他跳大神时，一次曾听一个在重庆下边做生意的本家说起过。华莹山有一支游击队，不抢老百姓，专跟土豪、财主和官员过不去。重庆驻军都去剿过几次，但没有剿灭。

　　不幸的是，大爷跑了两天两夜，自以为跑出了保安三团的防区。但在一个叫卡防湾的地方过关卡时，被守在那里的三团的排副认了出来，他又被抓了回去。

　　这一次查点掉脑袋。挨了五十军棍，关了十天禁闭，家里还花了五十个大洋。

　　第三次跑成功了。

　　那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成都当时已被解放军控制，国民党残部正迅速向广西、云南和海南退却。潼川已能听到隆隆的炮声。

　　潼川西北方向响起了枪炮声。解放军打过来了，新十六师三团抵抗不到半小时就被打溃了。趁着混乱，大爷换上了老百姓的衣服，跑了。

　　这一次他没有回家。他在外躲了半年，直到家乡解放后，才回到了家。

　　卖蚊帐

　　回家后，家乡正闹土改。

　　由于他当过国民党的兵，成分划分为中农。家里的土地还被划出了两亩。

　　共产党破除迷信，大爷成了专政对象。幸亏因他当兵，这两年来未操此业，加之公一直在附近帮忙做木匠活人缘好，帮忙说好话的人多，工作组没有找大爷的麻烦。但被勒令从此不得再跳大神，搞封建迷信。

　　大爷从年轻时就很少摸过锄把，加之体质瘦弱，农活干起来非常吃力。他便干起了贩运布匹，蚊帐等生意活。

　　香山这一带祖辈就种植棉花，家家都会纺织。纺织的线或土布、蚊帐除了自己用，其余的就拿到街上去卖。

　　大爷就从别人家里赊来线、布、蚊帐等，自己挑或请人挑到附近的秋林、潼川、中坝、盐亭等地方去卖，赚取差价，卖了后他才付人家本钱。但因他买卖认真，从不占这些乡里乡亲的便宜，特别讲信用，所以附近的人家都乐意把线、布、蚊帐等纺织物赊给他。

　　大爷的无本生意就这样做起来了。但那时交通不便，只能肩挑背扛，大爷也只好小敲小打地做这个生意。

　　但大爷头脑灵活，他做生意不是做单边生意，而是做来回生意。

　　他把赊来的线、布、蚊帐等卖给不产棉花的地方的人或城里人，再从城里买来洋火（火柴）、针头、食盐等必需品卖给家乡附近的乡亲，这样几年下来，大爷也有了一点积蓄。

　　据说大爷做生意不是那么循规蹈矩，偷税的事偶有发生。

　　卖蚊帐、土布是要交税的。交税后由收税人在布或蚊帐上盖上印章，才可以拿到市场上公开交易。

　　大爷就在这章上动起了脑筋。

　　土布虽然粗糙，但织得好的布表面也很光滑，盖上印章字迹很容易辨认。蚊帐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它的网眼多，字迹难辨，只能看见一个红圆形或一个红印记。大爷就打起了蚊帐上印章的主意。

　　他从商店买回印泥，用和印章大小差不多的甘蔗节沾上印泥来仿盖在蚊帐上。这虽然让市管会的人员、工商所或局的人员怀疑过几次，但因大爷嘴会说，给掩盖过去了。

　　俗语说：“久走夜路，总要遇到鬼”，大爷犯事了。

　　那天他和往常一样，雇人挑着赊来的蚊帐来到离香山约两百来里的中坝。在交易市场上，工商所的人发现了大爷蚊帐上的印章有问题，把他带进了工商所。

　　“老实说，你这是在哪里交的税？”所里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一边抽着“大前门”香烟，一边凶巴巴的问道。

　　“潼川。”大爷也从口袋里掏出“什邡”香烟，抽出一支拿在手里回答。

　　“这印章都改成三角形的了，你这上面还是圆形的，是啷个回事？”

　　“我不晓得，是他们给我盖的。”大爷心知露馅了，但表面上还是装得很镇静。

　　“这个印章半个月前就变了，难道潼川没变？”

　　“最近变没变我不晓得，只晓得以前是这样的。”

　　“那你这个是……”

　　“是半个月以前盖的。当时我的货多，没有卖完，最近又忙，没有去卖，今天才请人帮我挑到你们中坝的。”

　　“没有扯谎吧！”干部模样的人说着拿起了身边的电话听筒。

　　“没有，没有，不信你可以调查。”

　　干部模样的人摇通了电话，但说的不是大爷的布、蚊帐的事，而好象是告诉丈母娘，中午他来不了，局里要开会。

　　大爷这一次是有惊无险，蒙混过关啦。但事后他给大娘摆：“差点没把老子的尿吓出来。”

　　第二次就没那么幸运了。

　　那天夜里，大爷又在家里“交税”了。他用肥皂刻成三角形的印章，在赊来的蚊帐上盖起了章，可盖着、盖着，印泥没有了，大爷又没有准备多的，他就临时把农村用来染土布的“红膏子”（一种染土布的红颜料）兑上开水来凑合着把剩下的蚊帐都盖完了。

　　这一次赶的是潼川。

　　潼川是川北的一个县城，位于涪江边，水陆都通。街道以大市市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中心，成十字形分成东、南、西、北四条街。除了靠近市中心的闹市区有儿幢钢筋水泥的四层建筑外，其余的各条街都是清一色的木头架子，篾板泥抹石灰面墙的小青瓦建筑，很是古朴而整齐。

　　潼川也是大爷在伪政府时被抓去当兵的地方，各条街都比较熟悉。他带着脚夫来到了位于后北街与西北街之间的九倒拐集市——时称富生市场。

　　这个市场比较大，卖鸡鸭鱼肉，葱姜，米面油盐的；卖猪牛骡马，猫狗鸟，海鲜特产的；卖金银首饰，锅碗盆瓢，布匹百货的，都成片或零散地自成格局。大爷就在这里熟悉的朱三油盐铺前放下了担子。

　　和朱三打过招呼，问候了身体、生意，大爷就将包蚊帐的油纸在阶沿下摆开了地摊。

　　象往常一样，大爷鼓动开他的如簧巧舌，把买者一个个说的眉开眼笑而去，只要是问他价格的人，很少有人不买的。这倒不是他估买估卖，是他有一套云山雾罩的“龙门阵”和灵活的处理方式。

　　说起他的“龙门阵”，那可还有一段故事呢。

　　家乡大磨砣产李子。不知是祖上那辈老祖先人看到这种果树的潜在价值，栽上了李子树。家乡的田边，地边，房前，房后都栽的是这种果树。

　　奇怪，除了元氏家族的土地上有这种果树，相邻的许氏家族，赵氏家族很少有人栽这种果实大如核桃，小如枇杷的果树。隔着小河的黄氏家族，谢氏家族连一棵都没有。

　　李子树中有一种特殊的李子树，从外形上看不出它与别的有啥区别，但它的叶片要细长些，结出的果实颜色到成熟时是紫红色的，味道始终是酸的、涩的、苦的，看起来诱人，吃起来难入口。当地人就称它药李子。本家二房的地边上就有五棵这样的李子树。

　　当地是很少有人喜欢吃这种李子的，除非是怀孕的妇女。所以这种李子在当地很难卖，往往是烂掉或是用来喂猪。

　　大爷看着怪可惜的，同时他也看到了这种李子在城里的潜在价值。

　　他贱价从本家兄弟元宣法那里买来，雇人挑到离家一百多里的潼川去卖。

　　这李子形如小鸭蛋，头大尖小，紫红新鲜，一放下就吸引了不少人。

　　“这是啥子东西啊？桃子不像桃子，杏子不像杏子。”

　　“嘿，奇怪呢！这东西看起来像小鸭蛋，紫红紫红的。”

　　“有点像李子。”

　　……

　　任凭别人议论，大爷就是不搭话。一边摇着纸扇，一边掏出汗巾擦汗。

　　“喂，你这是啥子东西哟？吃得不？”

　　“吃得，尝嘛！”大爷语气平易地说。

　　“不好吃不得估倒买嘛？”有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妇女凑上来了，艰难地弯下腰想去拈一个来尝尝。

　　“尽管尝，不买不怄气。”大爷还还是那么平易，脸上有了一些笑意。

　　“还可以。”大肚子妇女尝了一颗个头大的。

　　“哎呀，好酸。”另一个妇女刚咬了一口，就赶紧吐了出来，把手里剩下的一下子扔出了老远。

　　围拢来的人开始散去。

　　这时只见大爷把纸扇一放，在掌中“啪”的一拍，说道：

　　“各位刚才说得好，我今天卖的东西叫李子。它不是槐花沟的李子，也不是朱生寺的李子，而是大磨砣来的李子。

　　“大磨砣有三种李子。最早成熟的叫尖尖李，这种李子比各位看到的李子个头小，形状差不多，头大尾尖，酸中带甜，甜中带酸，这种李子树不易栽活，树子极少，往往还等不到成熟就被大人和娃娃摘光了。第二种李子叫圆疙瘩，它个头大的和核桃差不多，小的如枇杷，颜色是青中带黄，口味好，香甜可口。这种李子在当地好卖，各位想吃，我等天挑上来卖。这第三种李子叫药李子，就是各位看到的这种李子。

　　城里人最爱看热闹、稀奇。一个个听大爷说得是云里雾里，唾沫四溅，很快就围上来百十来人，连起先准备散去的人都重新围上来。

　　大爷从箩筐里随手拈了一颗小如枇杷的李子丢进了口，叽里咕噜的一阵海嚼，然后，一口吞了下去。

　　“有人说这李子酸，对，一百五十来里的路，你来走走看，看脚酸不酸？打空手走都很恼火，还莫说挑李子。不酸，不酸才怪呢？我说不仅酸，还苦。这种药李子，大磨砣总共只有五棵树，总共只结下这么几十斤李子……

　　大爷说到这里又停下来。弯腰从箩筐里拈起一颗个头大的李子递给了一个看起来眼馋的小娃儿，小娃儿三下两下就啃完了这颗李子。

　　“这几十斤李子是我们一家人轮流守护，好不容易才守出来的。结得少，河东河西的人都想吃呢。懂不，这李子可金贵呢？”

　　“冲壳子，这东西有啥稀奇？”人群中有人发话了。

　　“嘿！冲壳子，说出来把你惊一张。这李子专治女人的跌打损伤，男人的红崩白带。”

　　“哈、哈哈……”大爷还未说完，人群就爆发出一阵笑声。

　　“你笑？你还莫笑。这李子还治肚皮饿的饥渴症，肚子胀的胀鼓病，嘴巴馋的好吃病。打摆子的吃了不抖，拉秋痢的吃了不拉，聋子吃了听得见雷响，瞎子吃了看得见钱，跛子吃了撵得到小偷……”

　　人群又爆发出一片笑声。

　　“多少钱一斤？”人群中有人开始问价钱了。

　　“有缘的我可以奉送，无缘的我也只收五毛一斤。”说着，大爷从筐里捧出了一大捧李子，递到了大肚子女人手里。喜得大肚子女人眉毛都笑弯了，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连声说：“多谢，多谢！”

　　没有半个钟头，大爷一担李子七八十斤，卖了个精光。一数钱，整整赚了三十元。

　　三十元在今天是个小数目，可在那一斤米才卖四五毛，一只鸡蛋才卖一角钱的时候，可是个大数目啦！

　　从此，潼川有了药李子能治百病的说法，这种李子在潼川也好卖了。

　　这不，大爷这跟买土布的人吹上了：

　　“我这布来得远，来自遂州射洪县。射洪知道不，那个地方的女子多，人勤快、聪明、手巧，不光会种地，还会纺线、织布。我这布不是老婆婆织的，也不是生过娃儿的妇女织的，全是十六岁的黄花大闺女织的。十八岁织的我都没有要。不是冲壳子，这布穿着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可以染成各种颜色……”

　　“还可以裁成各种样式。”大爷正吹得得意时，市管会的人来了，其中一个四十左右的女人接上了大爷的话茬。

　　大爷情知不妙，但还是笑盈盈地应付。

　　市管会的人盘问了大爷线、布、蚊帐等的来历，接着仔细地检查上面的印章。

　　用“红膏子”染料做印泥的蚊帐露馅了，它的颜色与印泥的颜色怎么也不相同，特别是气味，稍微嗅一下，都会嗅出其中的碱味。

　　大爷被带到了市管会，继而被带到了派出所。但好在大爷嘴巴硬，无论怎样审问他始终咬定只有这一次，再加之三爷的女媳在派出所里有熟人，就大事化小，拘留了十天，处以罚金100万元（新中国旧人民币）了事。但这个罚款也让大爷倾家荡产了。

　　后来，开始打击投机倒把，大爷的生意就没法做了。

　　一进宫

　　这要从大爷的婚姻说起。

　　大爷的婚姻不是娃娃亲，也不是童养媳。是在大爷十八岁时由公给订下的。

　　也就是大爷给“红旗大管事”的三爷家做法事，过刀山把元海的病治好以后，大爷的名声远播。来请他驱邪治病的人可多了。

　　大爷就是在给人治病时，让大娘的爹看中了亲自上门来提亲，由公做主给订下的。

　　大爷那年十八岁，已长大成人。人长得虽不是很壮实，但身材高挑，脸上白净。常穿一件绸袍，摇一把折扇，看上去跟川戏里的白面书生差不多，很是让见过他的女子心跳不已。

　　那年，大爷的岳父许德成四肢无力，浑身浮肿，眼睛看东西模糊。托人来请大爷去给他瞧瞧。

　　大爷去了。在跟许德成的摆谈中，大爷知道了许家已有半年没吃过一次肉了，平时粮食不多，就靠青菜、野菜和红薯糊口，加上子女又多，很多时候都吃不饱，是饥饿体虚造成的浮肿。只要有粮食和少许荤腥就可以治好这病。

　　大爷还是装模做样的跳了一通大神，又是请神又是书符又是烧纸地驱了邪，分文不取地走了。

　　过了一天，大爷让人给许家送去了五十斤大米、五斤肉、两只仔鸡公，说是“药引子”，喜得许家老两口逢人就说大爷是菩萨心肠。

　　许德成的病好了。他亲自领着三个女儿上门来谢恩，并对公说，三个女子由他选，不管挑一个两个来做儿媳都可以，不要任何聘礼。

　　这自然喜得公合不拢嘴，但大爷坚决反对。理由是做人不能乘人之危来夺人之爱。

　　这送上门来的好事公当然不会放过，从许家的三个女儿中选定了二女儿来做儿媳。

　　许德成的三个女，是许家坪上出了名的三朵花。不仅人生得来五官端正，皮肤白皙，身材高挑，还都有一手好针线。尤其是二女子虽才十四岁，可绣得一手好花。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还是水头游的，她见啥绣啥，绣啥像啥，形神皆备，惟妙惟肖。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大爷不得不从。十九岁那年冬月初八，公用帮人积攒的钱遍请亲朋，摆了三十桌酒席，还请了唱戏的唱了两天戏，风风光光地把许氏二女娶了过来做儿媳。“红旗大管事”三爷把香山街上的各路码头大小管事三四十来人全都请来给大爷捧场，这让很多人羡慕得要死。

　　大娘的年龄虽才十五岁，但聪明，待人接物和气，处事亏己不亏人，很受家人和院子里叔伯的称赞。

　　大爷时不时地在外边帮人做法事，跳大神，多少有些银钱收入，加之公帮人做木工活多少也挣些钱，家里的伙食开得比较好。大娘娶过来两三年就出落得花朵一般，光彩照人。

　　这确实让大爷也心中暗喜，觉得很是体面。一天进进出出都是“肉锣鼓”打起，川剧哼起 .

　　可“福无双至”，命运总是捉弄人。大爷和大娘尽管恩爱有加，如胶似漆，可六七年过去了，大娘就是没怀过一次孕。

　　为此大爷没少受人奚落。但大爷那时也不过二十三四，他不跟人计较，总是一笑置之。他相信“命里有儿终归有，命里无儿莫强求”这句古话。

　　又过了四五年，大娘还是没有怀上孕，这可给原本和谐的婚姻蒙上了阴影。有人说是大爷的问题，给人驱邪治病，得罪了鬼神，鬼神不饶他，要让他绝后；有人说是大娘的问题，是个石女，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反正在那医学不发达的旧社会，一个从未找过任何妇科医生检查过的女人，这是有口也不知如何分辩，或者根本就不会分辩的。因为人们谈论“性”这个话题，都觉得是肮脏龌龊的事。

　　由于公平时要出门帮人做木工活，大爷有时要去给人跳大神，家里在农忙时就需要请人帮忙。

　　大磨砣这个地方，地处川北丘陵地带，土地都是梯地，干活不上坡就下坎。有的土地离住家的房屋有一两里路，像挑粪、收稻、收麦这样的重体力活没有壮劳力是不行的。

　　常帮助公干一些重体力活的是一个叫华莽子的年轻人。华莽子从小死了父母，靠帮人放牛放羊混碗饭吃。公可怜他，有时帮人也把他带上，让他帮着牵牵墨线，拉拉锯，或是打打下手用锛锄把木料上多余的挖去，也顺便让他学学木匠手艺，也好将来成个家，有碗饭吃。

　　华莽子当时对公也是感激涕零的，除了在跟公干木活时腿勤手快，逢农忙时也主动来帮助公干农活。久而久之公及一家人也没拿他当外人，俨然把他当成了家庭中的一个成员。

　　华莽子比大爷小十来岁，比大娘小四五岁，一晃都快三十了都还没有成家。尽管在跟公一起干木活时公也曾多次托人给他说媒，但女方父母一听他的家世，都婉言拒绝了。试想谁愿意把女儿来嫁给一个连茅草房都没有一间的人呢？

　　但后来华莽子时来运转了。

　　解放后，共产党领导人民分田分地搞土改，华莽子的成分定为了贫农。在这个没有雇农的川北山寨，像他这样从小死了爹娘，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人物是非常宝贵的人才了。土改工作队把他确定为培养对象，让他上了夜校，进了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提拔当了武工队队长。后来又发展入了党，成为了党的后备干部。

　　华莽子成家了，但女人一脸的大麻子，长相丑陋。这虽然也是他值得高兴的事，但每当他一看到漂亮的女人，他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后来入了高级社，乡里办起了织布厂，把全乡纺纱织布手艺高超的人集中到了一个叫罗家林的地方统一上工。每一个村派一名干部带队，每天早上去，自带中午饭，晚上回家吃住。

　　罗家林位于乡政府所在地杨家坝的坝中间。大磨砣距离罗家林有十里路远，要经过村寨下绕村而过的桃花河和流经杨家坝的涪江河。

　　桃花河是一条小溪，水不很深，人们在必经之处用大青石板搭起了简易石桥。涪江河是长江的支流，水深河面宽，要靠渡船才行。

　　大娘除了绣得一手好花，还纺得一手好线，织得一手好布。入了高级社，“男主内，女主外”的旧传统被彻底废除了。妇女能顶半边天，也要下地干活了。大娘被推选进了织布厂，在机房织布。

　　华莽子这时已经升任了大磨砣村高级社的主任。他负责带队，每天和推选出来的男女织工一起上下班。由于他从前曾经跟公的关系，公便托他帮忙关照大娘。

　　事情就坏在这上面。

　　这时的华莽子已不是从前的华莽子了。他几年来县上、区上、乡上开会，培训，吃得比一般社员好，耍得比一般社员好，已经长得是圆头大脸，白白胖胖，比起小伙子时候还要成熟标致得多了。

　　他对大娘的美貌早就垂涎，只是一直没有机会。现在机会来了，他怎能放过。他总是找工作上的借口留大娘晚些走，有时实在晚了渡口收了渡，没法过河，大娘就只好跟他住在厂里临时搭的地铺上，对外就说是加夜班。也不知他用了什么手段，把大娘的身子玷污了。

　　风言风语慢慢地传到了大爷的耳朵里。大爷五尺汉子，那咽得下这口气。他不好找华莽子生事，只好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大娘身上。

　　大娘也是一个把脸面看得很重的人，她不愿忍气吞声地活下去。在一次和大爷拌嘴后，一念之差寻了短见，悬梁自尽了。

　　大活人一个，说死就死了，许家的人也不依不饶。许家的内亲外戚来了十多人，把大爷用麻绳五花大绑起来，要他说逼死人命的原因。

　　大爷承认是自己的过错，也说了大娘二十多年没有开怀产子，后来逼急了，说到了大娘不守妇道。参与解决这件事的华莽子怕大爷抖露出来于己不利，就奉劝许家人，看在大爷当年曾救过许家老太爷的命的份上，救活人不救死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算了。大爷给许家所有来的人都磕头谢罪，这事才不了了之。

　　大娘死后刚两年，本家一个石匠魏宣政老死了，留下了一个再嫁过来的四十多岁的妻子和一个十四五岁的姑娘。经人撮合，大爷和她重新组成了新家庭。

　　两三年过后，大爷的这个养女已经十六七岁，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虽说不是亲生，但大爷待她也如同己出，胜似亲生。

　　五八年大跃进，社里成立了伙食团，把各家各户的锅瓢碗铲都砸烂了大炼钢铁，铺盖蚊帐都归公了重新分配，大爷前些年的积蓄也全部被共产了。现在看到女儿要出嫁了连一床新棉絮都没有，心里不免有些凄然。

　　他从小在各处走动，心眼自然不很老实。他打起了社里棉花的主意。

　　晚上，他趁别人都熟睡之后，偷偷地起床到社里的棉花地里去偷棉花，希望积攒起来给养女置办一床棉絮。

　　也是活该有事，就在一天晚上他正在棉花地里剥棉花桃子偷棉花时，恰好被乡里派到村里来驻村的干部朱成仁抓了个现形。

　　那天晚上是大月亮，一两百米内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大爷和往常一样，胸前揣上个红布缝制的口袋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社里的棉花地里，他家养的大黄狗也摇头摆尾地跟去了。

　　事情就坏在这条大黄狗上。

　　那天晚上，驻村干部朱成仁从乡里开完电话会议喊醒渡工过河来已经十二点多了。他一路紧走慢走走到大磨砣村的时候，已是夜里一点多了。当他要走近大爷正在摘棉花的地边上时，大黄狗不识时务地狂吠开了，这不仅没有起到提醒大爷有人来了的作用，反而把正在埋头干事的大爷给暴露了。

　　那时正是六十年代初期，国家刚刚从大跃进的浩劫中走过来，物资紧张，尤其是战备物资。大爷第二天就被基干民兵押到了乡上，然后递解到了县上，连同伪造公章，投机倒把等被判刑三年。

　　二进宫

　　大爷从监狱里出来时正是六十年代中期。

　　此时的大爷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续弦的大娘已经把大爷的养女简单地嫁出去了。大爷膝下无子，按旧俗把二哥收养了来继承香火。

　　那时的房子还是茅草房，两家七口人挤在三间茅草屋里，实在是拥挤不堪。妈妈和爸爸决定修瓦房。

　　说起修房子，大爷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那是五七年，公用帮人做木工活积攒的钱购买了一些木料，加上从自家自留山上砍划的木头，准备修建一幢木头结构的瓦房。

　　备齐了料，公和爸爸利用农闲时候自己打好了梁柱上的榫头眼子，锯刨好了装板和木楼板，做好了门窗上的雕花镌刻，备好了木楔子等一应东西，只等择日把房架立起来，“伙食团”开始了。

　　“伙食团”公共食堂把各家各户的粮食集中到了一起，统一吃住。把认为是多余的房屋拆了，付之食堂灶洞。我家那还未立起来的房料理所当然的成了公共食堂灶洞里的上等燃料。那时我还未出生，听说烧了一个星期，才把房料全部烧完。

　　这事大爷一直耿耿于怀。大鸣大放时大爷说了实话，成了他二进宫的一条罪状。

　　六十年代中期修建木头结构的房屋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公共食堂和大炼钢铁已经把坡上原本长得密不透风的松树、柏树全砍划来塞进了灶洞和炉洞，后来连手杆粗细的树木也未能幸免，到处光秃秃的。修砖房也不可能，用什么做燃料来烧制砖呢？聪明的人们终于想出了办法，那就是用木板来做成墙板，往里填土，然后用旧时舂米的木杆把土夯紧一层层地夯上去，建成土墙房子。

　　经过了很多的磨难，七拼八凑好不容易总算是把房屋修建好了。勒紧裤腰带还了四年的帐，一家人总算有了一个安身的地方。

　　此时已是六十年代的末期，正是文化大革命深入人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

　　大集体时人们每天都有事干。天晴时人们每天早出晚归在生产队出工，下雨天就集中在生产队的保管室开会，学报纸，学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男工妇女照记工分。有时也要叫人们讨论讨论，发表自己对学习，对集体事务的意见。大爷管不住自己的言行，惹祸了。

　　先是跳“忠字舞”。生产队先派了几个小青年集中到公社去学习，然后把全生产队的男工妇女都集中到生产队的打谷场上进行教学，按学习的快慢和跳的好坏来评定工分。大爷早年学过跳端公，对这跳法比较简单的“忠字舞”自然是一学就会。他的工分自然评的也较高。

　　这对于他这样一个没有多少体力干活的小老头子无疑是好事。他学会后成为了积极分子，被大队派到其他生产队去交流指导。这应该是他人生中最为得意的时候。

　　可是好景不长，他在交流跳舞的心得时说错话了。他说这学跳忠字舞跟学跳端公差不多，就是嘴里一边念唱，手脚就跟着节拍跳，念毛主席万寿无疆就跟请神时念各路天神地将驱邪差不多。他这话广大的贫下中农倒没有听出什么，只是大家觉得他说得风趣，一阵哈哈了事。但让公社下派的驻村干部听出了话里的阶级斗争新动向，说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诬蔑敬忠毛主席。大会小会批判了十多次，成了牛鬼蛇神，戴上高帽子游村示众，交群众监督劳动。

　　从此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大爷都是专政对象，大会小会大爷不是挨斗就是陪斗。很多次挨批斗遭受基干民兵和积极分子的毒打，大爷的身上是伤痕累累，好几次被打得下不得床，解大小便都要人搀扶。

　　那时我还小，只依稀记得一些事。

　　记得是一次大爷挨了批斗，被打得遍体鳞伤，让大哥和二哥抬了回来。我从学校放学后到床前去看他，他让我扶他去小便，只见他浑身是血口子，解出来的小便里有血。家里又不敢请医生来给他医治，只好由他白天黑夜地呻吟。好在他自己懂得一些中医知识，叫我屙尿给他喝，叫二哥上山去挖来草药，给他煎服和敷用，将养了一个多月才能下地走动。

　　那次我还记得，被派驻到村上的工作队下来了一个年轻的退伍军人到家来看望了大爷。他查看了大爷的伤情，还亲自搀扶大爷到便桶上小便。说了一些要大爷好好反省，好好养伤之类的安慰话，让大爷感动得痛哭流涕。

　　这让大爷很是有些记恨已升任为大队支部书记的华莽子。他觉得斗他批他跟华莽子有关系。这个曾受过公的大恩却忘恩负义的小人，听那个好心的驻村干部说，华书记在批斗会前说是听群众反映，说元端公这个牛鬼蛇神不是规规矩矩，而是乱说乱动，很不老实。

　　大爷在挨了批斗养伤呻吟的时候，有时悲从中来，愤从心起，免不了要咒骂华莽子，他那高亢的男高音让屋后就是大路的过路人也不免听见了。对此，有说他自作自受，死不悔改，罪该万死的；有说他铁骨铮铮，有男子汉刚气的；也有说他执迷不悟，不识时务的。

　　老天爷真有开玩笑的时候。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华莽子因为和大队妇女主任的关系扯不情，群众反映很大，上面派来了工作队。经过调查核实，确有其事，被免了职，成了“五类分子”。他也免不了享受了当时的流行做法——游村示众。那天，大爷作为陪游，也在此列。那天，大爷是自告奋勇，充当打锣的领头人。他一路打锣一路喊道：“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牛鬼蛇神跑不了。元端公我跑不了，华莽子他也跑不了。”他每喊一声，就打一下锣，那高亢的男中音喊得是有板有眼，抑扬顿挫。惹得一群小孩子跟在后边，跑遍了全村，喊遍了全村。这一段顺口溜也让全村的小孩子作为上学放学的儿歌，喊唱改编了好一阵。

　　大爷的二进宫确跟他不识时务分不开。

　　那时，我们生产队有一个地主分子叫谢怀富。他本不是我们大队的人，是邻近公社彭湾寺谢家的子孙。听他自己私下给人说，他的祖上曾是前清的举人，做过两任的潼川县令，家道确实很富裕。但到了他父亲手上的时候，由于抽大烟，活生生把家业抽败了。他结婚那时家境都还是很富有，他的岳父是四川省参议员，陪嫁的东西抬了二十四抬，还陪嫁了四个丫头子。临近解放的时候，加上他也抽大烟，家业基本上没有了，陪嫁的丫头子到后来也不得不卖掉来做了烟资。再到后来他的妻子跟他分手了，去了潼川府一个有点来头的人家里做了保姆，直到解放都没有再回到他身边。他的父亲在解放前夕听从在省参议院做议员的亲家的话，把一些财产送给了祠堂中的人和附近的穷人，所以解放后他家就成了破落地主。周围的很多人都得了他家的许多恩惠，所以没有人在土改时站出来揭发他们，给定了个光荣地主，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

　　那时他的年龄已经四十来岁了。以前从没有做过一天农活的地主少爷也不得不下地干活了。对此他没有怨言，也不敢有怨言。只是有一件事让他心里很是上火。

　　这就是他的两个儿子。尽管成分是光荣地主，但是是没有人家愿把姑娘来嫁给地主子女的。大娃子谢名能尽管人长得魁梧英俊，在集体干活也是一把好手，但三十多岁了就是没有人上门来提亲。自己托亲友帮忙说媒，都说娃儿是个好娃儿，就是家庭来不得。二娃子谢名义不愿象哥哥那样标标致致，能能干干却娶不上妻，就偷偷摸摸地溜到了平武大山里头给一个没有儿子的人家做了倒插门女婿。后来谢名能好不容易跟我们生产队的一个死了丈夫的寡妇合家，才有了一点做人的尊严。谢怀富在六十年代把父母先后送上了山后，身边没有了任何亲人，就到了我们生产队来请求落户。

　　谢名能不愿接纳他，媳妇更怕跟地主分子搭上关系，影响子女后来的成家立业。他便只好厚着脸皮去找到生产队长，主动提出帮生产队看守养猪场，得一个能遮风挡雨的栖身之所。希望是离儿子近一些，老来有个看顾。

　　养猪场坐落在接近天宫山山尖的一个坪上，那里有生产队的十多亩山地。

　　天宫山是当地一座最高大的山。生产队的人家祖祖辈辈都居住在山脚下的一个相对平缓一点的坪上，从下面往山上挑粪很是费工。生产队便因地制宜在接近山尖的坪上修建了养猪房，养有七八头母猪和青猪，积累猪的粪水来作这十多亩土地的肥料。

　　生产队以前守养猪场是按男劳力循环轮守的。有时晚上是一个人，有时晚上是两个人。养猪场偏僻荒凉，爬山下山要走四五里山路，行走很不方便，遇上吹风下雨，松柏呼啸，道路泥泞，又吓人又难走，所以大家都不乐意守。尽管每守一晚上还要记半天工分，愿意主动去守的人还是没有。

　　谢怀富愿主动去守养猪场，生产队的男工妇女都巴喜不得。队长召集社员开会讨论这件事时，基本上是没有一个人反对。

　　生产队专门派了一名妇女负责养猪。谢怀富有时看见这个妇女用手磨给猪磨玉米或豌豆浆很吃力便帮着推磨，这个妇女心里感激他，有时就在给猪煮熟食时先把锅洗刷干净，将就猪饲料玉米面或红薯给谢怀富先煮一点。谢怀富也不嫌弃，凑合着填饱肚子算事。

　　谢怀富就这样在队里的养猪场生活了四五年。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谢怀富已是六十来岁风烛残年的老人了。他一个人白天在生产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轻体力活，傍晚收工后一个人饿着肚子上山去守养猪场。有时凑合没有喂完的猪潲锅里的红薯吃三四根，有时实在累了困了就饿着肚子睡去。

　　“年怕中秋月怕半，人到老来怕孤单。”这个从解放后就一直过单身汉生活的地主分子不敢奢望能过什么幸福日子。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觉得每天上坡下坡走路是越来越吃力。

　　看到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老汉都有儿孙绕膝，都能享受天伦之乐，自己有儿有孙却孓然一身，孤单寂寞，形同绝户，常常忍不住辛酸落泪。大娃子谢名能跟人合家后接连生下了三个男孙，这在别人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事，但在他却成了伤心的事。大孙子七八岁了还从未喊过他一声爷爷，两个小孙孙也是如此。二孙孙曾经还和一帮小娃娃当面喊他“大地主，大恶霸，胡汉三，刘文彩。”他在心里虽然一次次地安慰自己说，这是小娃娃不懂事，但一个人独处时一想起不免凄然。

　　有时一个人无事时想起自己的父辈和自己，心里是怎么也想不通。要说对穷人压迫剥削，自他晓事起，他就知道农忙时家里每年是要临时雇请几个人帮忙收种，但每天雇工们的生活比自己这个所谓的少爷吃的都还要好，农活完工时也都按当时的工价根据雇工本人的意愿或付钱或用粮抵算工钱。遇着逃荒要饭的外来人或是家里遭了灾的邻居，家里是从来没有过不施舍或是不救济的。就说自己嘛，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生活那样紧张，自己也上顾老，下顾小，没有让两位老人饿死。想不到现在自己老了，走路都感到吃力了，儿孙就在身边，竟然还吃不上一口安乐茶饭。都说社会主义社会好，这优越性他是怎么也没享受到。

　　他要去找找生产队长，给他汇报一下自己的思想和目前的困难。生产队长五十多岁，是一个五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了，家里上有一位七十多岁的已有七八年没有下地干活的在家安享晚年的老汉，下有四个大大小小的儿女，大儿已经娶了媳妇。队长听完他的叙述还没来得及开口，这个头发胡子都已经全白了的队长老汉就发话了：

　　“地主富农曼不是你谢怀富作恶多端，剥削穷人挣的塞，这几年你下来我老汉看你也还是老实，说话做事也还是要得，大人娃儿没有得罪过哪个塞。这谢名能和他媳妇这样做就不对了，这样子做叫忤逆不孝，是要遭天打五雷劈的。他莫消把头带坏了，二天小的起来都学他的样子，那人养儿女还有啥想头？”

　　队长觉得老汉的话没错，留谢怀富在家吃过饭后就去找了谢名能。

　　谢名能两口子听了队长的意思，半天没有开口，最后说考虑考虑再说。隔了一两天队长喊住正在挑粪的谢名能，谢名能推口说这事他做不了主，要问他的女人。队长明白这里头的名堂，只好把实话告诉了谢怀富。谢怀富听完后好一阵唏嘘，只好作罢。

　　谢怀富一个人回到养猪场后躺在床上左想右想，展转反侧怎么也想不通。听着侧屋打着呼噜的猪儿，他觉得自己活人真是窝囊，连这些猪都不如。猪虽说长肥了要挨刀，但毕竟每顿还有人来喂潲。自己孤身一人，平时无人嘘寒问暖，就是生疮害病也没有人在床前问候一声。有几次得了感冒，要不是好心的饲养员找来紫苏，薄荷，加上生姜，桑白皮给他煎点药水，施舍一两包头痛粉吃了完事，他可能早就骨头敲得鼓响了。他真恨自己投错了胎，真应了“享童子福，背老来时” 这句古话。

　　他想来想去，觉得活人真是没啥意思，这活着遭罪，还不如死了算了。他迷迷糊糊不知是什么时候，起来摸到了饲养员背猪饲料背篼上的一根草绳，穿在屋檐的木方上想吊死算了。但一想到饲养员平时对自己的好处，怕死后因这根绳子给别人带来影响，便放下草绳用了自己的裤腰带把自己吊在了屋檐下。

　　也是他命不该绝，恰好哪天早上生产队出早工灌天宫山的玉米。有上来得早的的人发现了挂在屋檐下的他，赶忙把他放了下来。一摸心口都还在微微跳动，就掐的掐人中，灌的灌开水，一阵手忙脚乱把他救活了。

　　但这件事并未能唤醒谢名能两口子的天良，尽管生产队长再三上门做工作，他们始终以认了谢怀富要影响儿女的前途为由，不答应赡养谢怀富。

　　这激起了大爷的义愤。

　　大爷找到谢名能，质问他，你父亲是地主子女，你不供养他你就不是地主子孙了？你的四根骨棒不是他给你的你自己就把自己生出来了？你自己又生三个来干啥？你生不养死不葬有啥道理？你就不怕留下恶名？

　　无奈谢名能是王八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大爷于是就主动找到谢怀富，说愿意帮他写状子上告谢名能这个忤逆不孝的东西，请人民政府来为谢怀富做主。他说他就不相信共产党就支持不赡养老人的忤逆行为。

　　他亲自去到养猪场，用包裹挂面的面纸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好了状纸，自己掏钱用挂号寄给了县公安局长。这事后来公安局责成公社，公社又责成大队把它处理好。谢名能两口子迫于压力终于答应了供养谢怀富。

　　这本是一件令人拍手称快的事，但后来成了他二进宫的另一大罪状，说是他勾结地主分子，图谋不轨；同情“五类分子”，狼狈为奸。

　　大爷的二进宫还与一个人有关系。

　　这个人是一个驻村干部。这个人叫冯昌文，是县上下派到公社的批林批孔工作队的一名干部。他本是抗美援朝跨过江的复员军人。在“文革”时期由于参加“揪到底战斗队”斗争当权派很积极，被三结合进了当地的领导班子。这次县上要各个公社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由县上统一交换派往各个公社狠抓阶级斗争，他被派到了我们公社。后又被安排到了大磨砣村驻村。

　　他到了村上，主动要求下到生产队和群众同吃同住，以便于掌握阶级敌人的新动向。他一不在生产队长家吃住，二不在贫农家吃住，他要在工人家属家吃住。理由是工人是共产党最可依靠的对象。

　　村上把他派驻到了我们生产队，我们生产队只有一户工人家属。这家人的一个独子在雷波森工局当工人，家里只有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和一个三十来岁的媳妇带着三个小娃娃。他便驻到了这家人家里。

　　这个冯书记政治觉悟高。他一天除了到公社参加一些会议，就是到各个生产队走动，找人了解各个生产队的“五类分子”的接受改造的情况。他下来后，在我们生产队白天黑夜不定时地多次召开了“五类分子”批斗大会，让附近几个生产队的“五类分子”为之胆寒。“戴高帽子”，“穿黑褂褂”，“穿白褂褂”成为了人们吓唬夜里哭叫的小孩子的灵丹妙药。

　　这个冯书记平易近人，平时跟生产队的大人娃儿都合得来。有时到公社开了会回来，还要到供销社去买十几二十颗水果糖，到了生产队就见了小孩给一颗，很是让队里的妇女们说他好话。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当时猪肉紧张，冯书记隔三差五地总要提一斤两斤的猪肉回来，说是主人家中的老人年纪大了，不像年轻人遭得住螬，自己虽是干部，但吃住在别人家里，一天吃现成，心里过意不去，割点肉让一家人打打牙祭，表表心意。这让生产队的一些老年人暗地里感叹这家人的老汉前世修得好，儿子没在身边，竟有一个比儿子还要孝顺的国家干部来尽孝道。但稍有一点头脑的明眼人都知道，冯书记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果然没过多久，风言风语就传开了。这家人的老汉不敢明着跟冯书记斗，就变着法子不要孙儿跟自己睡，让孙儿们去和妈妈挤着睡。但这样还是无法彻底控制冯书记和儿媳妇的见不得人的勾当，只好暗地里恨得咬牙，又不便对人说。

　　老汉想到了大爷。他是清楚谢怀富是怎样让儿媳答应住到一起的。他拄着拐杖来到了大爷家，给大爷讲述了他不能忍受的事实。大爷同情这位老乡亲，义无返顾地向上级写了检举信。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上级要冯书记反省交代，他拒不承认。上级派人下来调查核实，老汉顾及儿子的脸面，矢口否认。最后查无实据，还是继续留在我们村驻村。

　　这位冯书记很是有头脑和度量。他回来后好象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他主动找大爷谈心，并总是把乡下人很少抽得起的“金沙江”香烟一支一支地往大爷手里塞，还亲自用打火机给大爷点燃火。称呼大爷也不是以前的直呼其名而是元大爷。并说自己以前在批斗大爷等人时也不是出于本意，是受形势所迫。

　　大爷心里虽然有些提防，但看见一个驻村干部这样小意地对待自己，慢慢地放松了应有的警惕。对这个冯书记的看法也慢慢地变了，对这个冯书记的要求是有求必应了。

　　冯书记说他家里有一位八十多岁的婆婆，这一两年时常说家里有鬼，有时候说鬼在床面前跳舞，把家里的大人娃儿吓得晚上睡不好觉。听人说元大爷年轻时学过端公，帮人驱邪治病有一整套，看能不能帮他治一治。还再三说请大爷帮他保密，免得别人知道了说他是国家干部还信封建迷信，砸了他的饭碗。

　　大爷信以为真，还以为是冯书记看得起自己。当即答应帮忙书一两道符让冯书记带回家去贴在婆婆的门上看看。冯书记亲自帮他磨墨，大爷净了手，找了一张裹面的麻黄纸裁得方方正正的，从我的书包里找出毛笔，在吃饭的小方桌上手不停笔地画了两道符。

　　隔了几天，冯书记从“老家”回来了。在工人家属家里吃了晚饭，就神神秘秘地打着手电到了大爷家，一进门就一边亲热地称呼“元大爷”，一边从兜里掏出半条“金沙江”，还掏出一个乡下人很少见的精致的防风打火机送给大爷，并说代表婆婆感谢元大法师，说自从在门上贴上了大爷书的符，就再也没有看见有鬼在床面前跳了。

　　末了冯书记说自己的老婆自从婆婆闹看见鬼后，不是腰杆疼就是心口疼，请元大爷再帮忙书几道符，把家里的鬼邪驱一驱。

　　大爷没有细想这位冯书记的话里究竟有没有什么名堂。他又按冯书记的要求给家里的大小门都书了符，念了咒语，让冯书记带回去。

　　又过了半个来月，冯书记又从“老家”回来了。也是晚上在工人家属家里吃了晚饭后打着手电就又神神迷迷地来到了大爷的家里。一进门也是在喧寒后就从腋下拿出一条“大前门”香烟，要大爷无论如何都要收下，并热情地问大爷打火机还用得不，用不得就把自己这个拿去将就用。

　　吹了一通大爷书的符是如何如何地灵验，接着道明了来意。听说大爷会打卦占卜吉凶，请元大爷帮忙卜一卦，看今年有没有机会提升，并吹自己在县里是如何如何地有关系。大爷鬼迷心窍，竟爬高上梯，把从不轻易示人的一对木蚌卦找了出来，净了手后当面给冯书记打了一卦。说今年很有希望，但要谨慎从事。冯书记临走时再三叮咛，要大爷千万不要对人讲起，免得事不成反倒丢官罢职。并说把大爷的卦具借给他用几天，他找人给大爷比着在做一套卦具。

　　大爷信了。但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冯书记做的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他为了报大爷帮忙写信检举他丑事的一箭之仇，竟然卑鄙地套取大爷搞封建迷信的证据，然后借助工作队向上反映情况的便利，利用批林批孔这个政治运动，把大爷以反对大跃进，诬蔑社会主义，勾结地富反坏右，搞封建迷信活动等罪名送进了监狱。

　　那年是公元一九七四年。召开公捕大会宣布他的罪状时的许多材料都是那个冯书记提供的，那天正是冬至。大爷时年六十九岁。

　　大爷的刑期是七年，可大爷在劳改地旺苍煤矿只活了三年，于一九七七年腊月死在了旺苍。享年七十三岁。

　　大爷死后，抱养给他的二哥没有路费钱去领回他的骨灰盒。他的骨灰盒就长留在了旺苍。

　　祝大爷在地下安息！

　　2006、7初稿

　　2207、7整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