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曾是我们的家

草原曾是我们的家

　　那是一个并不遥远的梦。当迎接的马队和招展的红旗收起来时，生活便向大家敞开了艰辛的大门。在1968年5月一个明丽的上午，我们呼和浩特的5名男知青和5名女知青来到锡林郭勒盟西乌旗吉林郭勒公社牧业二队，分配在几顶蒙古包里。牧人散去，太阳西斜，望着荒芜的草甸，灰黯的远山，我们的女知青落泪了。她们才十六七岁。

　　学骑马是第一关。最勇敢的当数斯日古楞姑娘，多烈的马她也敢骑，摔下来再上去，骑术很快赶上了牧民青年。

　　为了与牧民打成一片，她们起早贪黑，找最苦最累的活儿干，主动帮助困难户放牧、剪羊毛、洗羊、灌药，还坚持第一年干活儿不要工分。就这样，她们熬过了最初的陌生、孤独，也像牧人那样，在蓝天白云下驰骋、歌唱了。

　　这年8月的一天，我们正在深山里打秋草，有个牧民骑马赶来，告诉我，说我妹妹从呼和浩特来了。我策马赶到公社，原来是我的妹妹王幼兰和她的好友郑奠军，她俩才是初一的学生。这样，知青点又多了两个女知青。

　　在恶劣的环境中，她们的脸渐渐变黑了，皮肤粗糙了，性格也豪爽了。一次她们回家探亲，在火车上，一个男人竟惊叫起来：“你们从哪里来？身上怎么有股酸气？”……

　　记得1970年的一天，公社通知我们，又分来个女知青，是北京的。我们都聚到队部迎接她。她名字叫周秉建，梳着辫子，脸上挂着稚气，一身绿军装十分精神。后来才如道，她是周总理的侄女。

　　周秉建也是1968年的老知青，以后参了军，周总理知道后，希望她离开部队，重返草原。小周正直、朴实、善良、倔强，她十分厌恶对她有特殊照顾，乐意和别的知青一样去劳动、学习。有一年冬天，队里开完会，她担心羊群没人照料，独自深夜往回赶，十几里风雪路，把脖子冻成重伤。

　　再往后，我们队又来了北京女知青徐春荣，呼和浩特女知青巴东胜、涛迅，锡林郭勒盟女知青刘桂梅、韩瑞芝、斯琴、乌云其木格等。北京知青小徐曾作为知青代表上过天安门，见过毛主席。

　　象那个时代千千万万的青年一样，我们队的女知青也充溢着狂热的激情和忘我牺牲精神。为了保护集体的羊群，她们追赶过饿狼。为了扑灭荒火，她们烧焦过头发和眉毛 .为了抢救蒙古族孕妇，她们献出过鲜血。为了改变牧区面貌，她们除了干牧业活儿，还驾驭着野性十足的生个子牛，垦出荒地；在一镐一个白点的隆冬的草原，挖出大井，开辟出小菜园和农场，使草原也长出了鲜嫩的黄瓜、茄子、豆角，收获了小麦、莜麦、荞麦。牧民们开玩笑，把女知青郑奠军、新生称作“老园头”。

　　当然，菜园和农场的劳动是十分繁重的。打场时已是滴水成冰的季节，凌晨三四点就要起来，晚上10点多才休息，每天都是小米饭、清茶、咸菜。

　　一次，在菜园干活儿的敖登高娃饥饿中吃了一根胡萝卜，引发了阑尾炎。一天后，在200里外的盟医院剖腹检查时，病灶已化了脓。出院后，她马上返回大队参加劳动。

　　还有一次，中央安置办公室来了一位干部，当他看到知青住在农场的粮仓里，用羊笆挡着进出口，一句话没说，扭头就走，而我们的知青却哈哈大笑起来……那时候，大家崇尚这种不怕苦的精神。后来，敖登高娃、茹拉玛当了“马背教师”；王列群、王幼兰、乌云其木格当了“赤脚医生”，她们和大家一起泥泥水水、脱坯打墙盖起一排“干打垒”中心校舍和合作医疗室，我们队的教育、卫生事业轰轰烈烈地搞起来，并成为全旗、全盟的先进单位。

　　每当闲暇，她们便一丝不苟地学习蒙文、蒙语，几乎人人能说一□好蒙话，老额吉（阿妈）都叫她们是“我们的好女儿”。她们给每个“女儿”都起了蒙文名字，几天不见谁就要念叨、落泪……

　　我们队女知青也有她们的痛苦和烦恼。她们中有些是“走资派”、“黑帮”、“臭老九”子女，因而不能入党入团，不能当基干民兵，每次外宾来参观还要受到限制等等。她们曾在漫漫长夜为自己爱情的归宿而不眠，她们也曾象男知青那样借酒浇愁，抱头痛哭。然而，即使这洋，她们也还是想着别人，

　　她们为困境中的男知青深情地唱过：“抬头望见北斗星……”同样孤独的外队知青，来到她们的蒙古包、菜园子、农场时，她们总热情地款待。她们互相鼓励，互相安慰，互相推让着招工、招生、招干的指标。她们还私下商议：“男知青岁数大，让他们先走。”硬是把难得的机遇一次次让出……

　　后来，她们相继离开了大队，留下了那难忘的青春和汗水，带走了草原的辽阔旷达和不屈不挠。30多年过去了，现在她们有的在北京工作，有的在呼和浩特市或锡林郭勒盟工作，有的已经退休。如今，仍在大专院校当教授、副教授的王列群、斯日古楞还奋战在教学一线，而在北京工作的周秉建则担任了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她们都开始发福了，有的头上出现了白发，有的牙齿开始脱落，然而，她们也正在跨上人生、事业和家庭生活的新台阶。

　　的确，我们队的女知青都是好样的，至今草原上的牧民还深深怀念着她们。而我们散居四海的男知青过去佩服她们，今天也仍然佩服着她们……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