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光明寺里学童惊魂

　　万寿宫前傻瓜叹美

　　书中有黄金的说法，按时髦的语言解释就是：知识就是力量；有了知识就有了一切；知识能改变人的一生；知识能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早在一百多年前，著名的法国作家左拉就这样说过：“只有知识……才能构成巨大的财富源泉，即使土地获得丰收，又使文化繁荣昌盛。愚昧从来没有给人带来幸福；幸福的根源在于知识；知识会使精神和物质的硗薄的原野成肥沃的土地，每年它的产品将以十倍的增长率，给我们带来财富。”

　　区政府的文教助理员神秘地抄走那首打油诗后，袁老师几天来闷闷不乐，而我们这些幼雅的学生相互取闹时还给对方念这首打油诗。袁老师发现后严厉制止，同学们都不知道是怎么会事。直到一九五七年我还是不敢断言谁写的，却成了袁老师的祸根。

　　当时，打油诗并没有引起什么风波，光明寺里传出了一条桃色新闻：袁老师和土改工作组的芳梅勾搭成奸，被人抓双了，传的有声有色。俗话说的好“好话不出门，坏话一溜风”，婶婶将信将疑。

　　方梅，天津人。白净的面孔上镶嵌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齐耳的卷发头，身着灰色制服，肩挎一个草绿色的小背包，显的英姿飒爽，也十分引人注目，她是兰州一所大学的青年教师。

　　方梅住在光明寺里，在依靠对像家里吃饭。在新闻传出的第二天，方梅轮到在我家吃饭。一大早方梅来到我家，婶婶用惊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个年青美貌的女子。聪明的方梅从婶婶的眼神里发现了异常。便说：“嫂子！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婶婶吞吞吐吐，欲言又不敢作声，方梅看出了她的疑虑，紧逼到：“你看你这人，有啥不敢对我说的，是丈量土地的事，还是分配胜利果实的事？”婶婶说：“不是！都不是。” 方梅说：“那还有什么事，你放心说，天塌不下来。好话坏话我都能听。”婶婶还是不敢说，方梅表情严肃了起来。看到她那着急的样子，处于悯爱之心开了口：“我说了你也不要在意，有人说你的坏话，说你和袁老师……”

　　方梅听了这话，面有愠色地迸出“卑鄙”二字，而后慢慢地平静下来说：“怪不得我给袁老师讲数学时，有人在窗前晃来晃去。”

　　袁老师是一个好学上进的人，学历层次比方梅低，虽然受过初等师范教育，尽管在语文程度上能说得过去，但在自然科学知识上还缺乏功底。他想抓住方梅这个大学教师在身旁的机会多掌握一些数学方面的知识，有空闲时间就到方梅处求教，有时方梅也过来指点。一天晚上袁老师到方梅处学习没有多长时间，突然方梅宿舍的煤油灯断油了，袁老师出门到自己的办公室找油时遇上了文教助理员。第二天就传出了那条新闻。

　　站的正不怕影子邪。方梅未被这流言蜚语吓倒，在吃晚饭的时候，她和袁老师大大方方地并排走出了光明寺。在那个封建思想还重的年代，新关街上青年男女并排走在一起的十分罕见，何况这有桃色传闻的一对同行，不免背后有人指指点点。方梅和袁老师对街谈巷议的评头论足不屑一顾，悠然无事地来到了我家。

　　在吃晚饭的时候，方梅告诉婶婶明天要开批斗恶霸地主韩十七的大会，并问袁老师通知你们了没有。袁老师说通知了，全校同学都参加。方梅说；会上定的只让三四年级参加，怎么又变了。袁老师说；我那里知道，是听助理员通知的。

　　第二天早上，全校集合，袁老师把准备好的五色小旗发给了同学，每个小旗上都写着口号，有“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共产党万岁！”“人民要翻身，地主要打倒！”“保卫土改胜果实”等。此时方梅和文教助理员陪赵区委从队例前走过，发现我在队例中，就问袁老师：“不是一二年级不参加吗？”助理员赶忙解说：我和袁老师商量也让一二年的学生受受教育，接受阶级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不行就让他们回家吧！“赵区委说：‘既然来了，那就都去吧！”

　　那是一个深秋季节，各种庄稼都收光了。批斗会的会场设在五里东沟一个广阔的农田里，主席台是用三辆卡车临时搭起来的，参加批斗会的学生都被安排在主席台的前面。

　　批斗会宣布开始，恶霸地主韩十七戴着一顶纸糊的高帽，胸前挂着一个大牌被押上了主席台，“打倒恶霸地主韩十七”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紧接着苦大仇深的农民愤愤上来诉苦，其中有一个讲到他家交不起地租，韩十七逼死了他的父亲，抢走了他的姐姐，霸占了他的母亲。另有一个揭露了韩十七放高利放贷，利用天主教的活动欺骗盘剥乡邻，奸污妇女的罪行。

　　在几个农民诉苦之后，临时法庭庭长宣判：霸恶地主韩十七，罪大恶级，磬竹难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立即执行枪决。会场顿时沸腾了起来，口号声、喧哗声连成一片。韩十七听到宣判后，像一条死狗被几个解放军拖到主席台后边不远的地方，砰的一声枪响，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此时会场失去了控制，人群像潮水般地向主席台涌来，坐在主席台前面的学生来不急躲避，有的被卷如了人群，有的被踩倒在脚下，我和我们班的程杰尚，还有其他几个同学被人群涌到刑场。我们都看到了韩十七被枪决的尸体，脑盖骨揭掉了，还在汩汩流血。此时有一个人从怀里掏出馒头剥成两半，去蘸韩七十的脑浆。

　　看到这一幕，我吓的掉头从人群中往外挤。此时婶婶也在慌乱的人群中找我，见到我一把拉住我的手走出了人群。婶婶说：“你胆子也真大，敢到那个地方去。”我说：“是人潮把我涌到那儿的。”并告诉婶婶看到有人拿馒头蘸脑浆的事，问她有啥用？婶婶说人的脑子能治咽食病，她知道那个人是谁，那人是拿人血馒头卖钱的，干这一次就够他一辈子吃的。在上中学的时候读了鲁迅的小说，里面有一个“人血馒头”的故事，才知道那是一个骗钱害人的愚昧举动。

　　一九九零年婶婶患了食道癌，她在病中回忆起那件“人血馒头”的事，说那个卖过“人血馒头”的人死了，他也是得的咽食病不治而亡的，伤天害理的事情干不得。

　　蹊跷的是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那人的儿子还在利用这种方式骗钱害人。有一年我回老家，此人得知我患了糖尿病，他鬼鬼祟祟地来找我，说他能治糖尿病，并且保证能治好。我问他你怎么个治法？他说吃一个小孩的牛牛就好了。我问：“这小孩的牛牛从哪里来？”他说：“这你就不能管了，只要肯花钱就行。”我问一个多少钱？他说：“要是旁人一个至少一万五千元，看你老哥的面子，出一万元就行了。”在这一问一答我回忆起婶婶说的“干这么一次就够他一辈子吃的”话是真的。我哈哈大笑：“小老弟，你真会开玩笑，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无数医学专家还没有研究出根治糖尿病的良方，你偏说能保证治好，还给了我那么大的面子，可惜我还没有那么愚蠢，你的‘妙方’不但治不了病，反而杀生害命，害人害己，花钱进班房真能想的出来。”

　　在这个世界上，一些人为了活着什么古而怪样的事都干的出来。坑蒙拐骗偷，假冒伪劣吹都是常见的事了；黑社会、蛇头、抢劫、绑票、贩毒、卖淫等犯罪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偷尸卖尸、剖尸卖器，甚至连贩卖活人脏器的事都能干出来。我的这个乡亲，“子承父业”也活到了和我同样大的年龄，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干过那种事，但我知道了人世残酷的一面。虽然没有买他的账，还是留他吃了饭，使他受到了应有的礼遇。

　　开完批斗会的下午，学校照常上课。在课间活动的时候，同学们围着那颗大槐树跑圈耍逗，突然间程杰尚昏倒在了大槐树低下，双眼圆瞪，脸色发紫，嘴唇抽动，说不出话来。袁老师很快地来到了事发现场，掐着人中急救，程杰尚还是醒不过来，就赶紧派了一个大同学去请在光明寺不远处开中药铺的韩七。

　　这韩七是韩十七同宗的一个侄儿，和韩十七年龄相仿，在当地也是一个大户人家。他懂些医道，在新关开着一个中药铺，还兼卖油盐酱醋、纸张杂货等；除了抓药，他还会号脉扎针；有人来看病抓药，他总是和颜悦色地问寒问暖，拉拉家常，把病人或顾客安慰一番，然后号脉处方抓药；看病的人苦是没有带钱，或是钱不够了，他总是客气地说：“先去吃药吧！等病好了再说。”实在没钱的人，他连看病和抓药的钱就全免了。

　　那时，一般的人家吃清油，不是像现在这样成斤成桶的买，而是用小油瓶一两二两的打。一个小漏斗对着油瓶口用提子往里灌油。人们在韩七那里打了油，刚要出店铺时韩七招手让回来，接过油瓶再给你滴几滴，买盐买醋也都是这样，把人招回来再添一点。我也常去秤盐打油，有时抓药，常被这小恩小惠感动。后来才听大人们说，这些“羊毛”都是出在羊身上。

　　韩七很快被请来了，说程杰尚受了惊吓，阴阳失调而昏厥。先用银针扎了人中，然后让四个人用花椒粉同时搓手心和脚心，这叫“刮痧”，程杰尚慢慢地喘出了气来，不一会像好人般地站了起来。韩七的这一招，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上高中时我的一个同学也发生了同样的症状，我用这个方法抢救了那个同学。

　　对韩七的评价，众说不一。有人说他“悬壶济世，普救众生”；有人说他“忠厚善良，善解人意”；有人说他“棉里藏针，巧有心计”；有人说他“小恩小惠，拢罗人心”。还有人说他“老谋深算，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文教助理员得知韩七来过学校，不但没有肯定韩七抢救人命的积极措施，反而说韩七“散布谣言，别有用心。”而更使人丈二活尚摸不着头脑的是，富有的韩七被划了富裕中农，不久文教助理员和韩七的女儿结婚了。在四清运动中韩七被定为漏划地主。正是年少不晓机关多，老来方知人心深。

　　就在程杰尚起身后不久，有一个同学惊恐万状地叫喊着从厕所里跑了出来，说有一个血淋淋的人躺在厕所里，袁老师和韩七到厕所去看，却什么也没发现。这个同学的惊叫，本来被称作鬼魂之地的光明寺又添上了迷信的色彩，紧接着有几个同学也病倒了，引起了光明寺的闹鬼风波。

　　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鬼神传说：修建光明寺时，其高台下活埋了不少人，他们出来喊冤了；民国八年在光明寺聚众抗暴时被杀的人又揭杆起义了；惨死在光明寺的国民党士兵报仇了；韩十七贼心不死，躲在了光明寺。还有什么淹死鬼飞走水面，吊死鬼拖着丈二长的舌头，没头鬼提着脑袋，产死鬼抱着娃娃，想思鬼光着屁股。种种谣言传的活龙活现。一些家长不敢送孩子上学了，一些有病的同学家长请了巫婆神汉驱神捉鬼，一时迷信活动猖獗起来。

　　我在刑场也受了惊吓，几天来萎靡不振，韩十七的影子在我脑子忽隐忽现，在沉迷不醒中进入了梦乡：范爷那间泥草房里挂着一个小黑板，点着一个小油灯，我把“人手足刀尺”五个字写在小黑板上让没有上学的小伙伴们认读。突然范爷拿着一把刀，那刀上还淋着血，闯进来一反常态地乱砍我们，砍断了我的一个手指头，我握着被砍的手，惨叫着拼命地往外跑。我被奶奶唤醒后，原来是一个恶梦。

　　我的奶奶是一个迷信思想严重的人，说我做恶梦是身上不干净了，丢魂了。虽然没有请巫婆神汉降妖捉怪，还是用了一个出惊惊的办法给我逐邪招魂。她把一碗面粉用红布裹好，倒提着在我身上饶来饶去，口里不断地念着我的名字：“回来吧！回来吧！”饶了一阵，把红布打开，把碗正过来一看，那碗面粉少了月牙似的一小半，奶奶高兴地说我的灵魂回来了。闹鬼风波吓的不少同学不敢去学校上课，我也是其中之一，袁老师到各家走访，苦口婆心地开导和劝说，使学校终于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其实，袁老师根本没有要求让一二年级的同学参加批斗会，而是文教助理员自作主张。照他后来的解释，是让我们从小接受阶级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却事与愿违。我幼年时在范爷的熏陶下，在死人面前是胆大的人，也未经受住这种“考验”病了一场。

　　在我成年以后还遭受过一次死人的刺激。那是一九六四年，在甘南参加四清运动后期，我患了急性阑尾炎，工作队连夜把我送到校医院进行了手术。手术痊愈后，系领导决定我不再去甘南，仍留在医院，一面恢复身体，一面帮医护人员做一些勤杂服务工作。

　　那时组装矿石收音机比较盛行，校医院的一个中医自己组装了一台矿石收音机，一天晚上他想接电试听，把电源接在了一根户外的裸线上，瞬间就被电击倒了。院领导对这次事故非常重视，很快请来了兰医二院的胸腔科专家进行抢救。急救手术台就设在离触电不远的地方，我帮着围屏风、抬氧气瓶。我在手术台旁看着那个专家打开了胸腔，手捏住心脏，使劲按摩，没有见到效果，又直接在心脏上打了一针强心剂，心脏微微颤动一下，专家看了一下手术台旁边的血压表，说不行了，紧接着宣布了触电者的死亡。他这一宣布，我的脑袋轰的一下，剧烈地痛疼了起来，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一直是在恐慌，畏惧的痛苦中度过的。

　　在人的一生中，未成年人，老年人、病人或久病后的人的心理和精神方面是比较脆弱的，年幼的儿童就更脆弱了。联系到这两次猛烈的刺激，那场闹鬼风波很好解释；其实都是文教助理员惹的祸，他一个“接受考验”把我们推向了招祸的现场，使幼小的心灵遭受了猛烈的刺激，产生了恐慌、畏惧的心理，精神和肌体发生了病变。在那个迷信思想严重的年代，人们把这些迷惑不解的现像与鬼神联系起来，以讹传讹，闹的沸沸扬扬。

　　鬼神是否客观存在，随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排除。但是把迷信鬼神的人都说成是愚昧落后，事情不是那么尽然。人有三大需求；物资生活的需求，生理方面的需求和精神生活的需求，这都是人的本能。人如果没有精神需求，其生活的本质和动物没有什么区别。迷信鬼神是人类最早最低级的精神现像，宗教的创立使人类的精神生活偶像化，对一些不信教的人来说，迷信习惯也是一种精神生活偶像化的表现形式。尽管这种形式是主观臆造的，但它还是添补着人们的精神空间，有着安慰人心的作用。光明寺里的闹鬼风波政府没有干预，而且给那些巫婆神汉划了一个“迷信职业者”的阶级成份，这个成份相当于贫民，现在看来是适当的。

　　在土改运动深入开展的同时，工作队又进行了戒烟运动的宣传，方梅和文教助理员编了一个名叫《王三保戒烟》的小眉户剧。剧情是一个搞的将要妻离子散的大烟鬼，在政府的帮助下，经过开荒种地的劳动改造戒了毒的故事。剧中有三个人物出场，一个是乡长，一个是吸毒者王三保，一个是王三保的儿子羊娃。乡长和吸毒者的角色有方梅和文教助理员扮演，羊娃的角色由我担任。至今我还记得剧中的两段唱词。

　　王三保唱：

　　王三保来我好生气，

　　乡长常常把我批。

　　背地里我把乡长怨，

　　为什么不让我抽大烟。

　　羊娃唱：

　　我爹抽烟要卖娘，

　　叫我给人去放羊。

　　从早到晚山里转，遇上狼来就想娘。

　　在找我扮演羊娃角色的那天，方梅、袁老师和文教助理员都来到我家。方梅对婶婶说：“你娃活泼，能演好这个角色。”袁老师说：“这个学生记性好，背台词没问题。”文教助理员面对婶婶说：“就让他拌羊娃吧！娃娃们从小接受锻炼才有出息，要叫他们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什么是阶级斗争。打倒地主恶霸是阶级斗争，戒烟运动是阶级斗争，闹鬼风波和迷信活动都是阶级斗争，我们演的这个戏表现的是阶级斗争，你是土改积极分子，要站稳立场，和这些看的见看不见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当时我年小不懂什么叫阶级斗争，就连婶婶也对这一连串的“斗争”糊涂。说：“你们看他行，也就让他去斗争吧！”

　　《王三保戒烟》排成后在光明寺里演出，那是一个欢送土改工作队的盛大晚会。操场上点着一堆篝火，光明寺里人山人海。随着篝火点起，秋歌队先开了进来，男青年头上裹着羊肚子毛巾，女青年腰里系着红色或绿色的绫带，变换着步伐，相对穿梭，扭来扭去，显示着自由和快乐，腰鼓队紧跟其后，更使晚会气氛热烈。

　　秧歌队和腰鼓的表扬结束后，各村的拉拉队开始拉歌，使晚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各村之间形成相互对垒的拉应双方，拉方先唱一支歌，然后用激励和挑逗的言词，想办法让对方唱歌。拉方刚唱完，应方领队高呼“唱的好不好！”应声而起“好”“再来一个要不要！”又是应声而起“要！”拉方群众情绪激昂：“该你唱，你就唱，扭扭捏捏不大方，不会唱，学着唱，唱的不好也鼓掌！ ”总之千方百计叫对方唱歌。拉应双方你挑我逗，歌声此起彼伏，晚会十分热闹。

　　有一个村的拉拉队歌声刚落，文教助理员向方梅发起了进攻；“方梅同志，来一个吆！”方梅大大方方地站起来，向前跨了两步，唱了一段《小二黑结婚》（清粼粼的水来蓝个莹莹的天）。方梅的唱音刚落，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紧接着工作队的人又把矛头指向了赵区委，赵区委亢调高歌，用他那纯正而豪放的陕北腔调唱起了《毛主席来了晴了天》。

　　《王三保戒烟》是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也赢得了掌声。第二天方梅又轮到在我家吃饭。那是她在我家吃的最后一顿晚饭。在吃的时候她向婶婶讲了她的身世。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在天津开着一个印染厂，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甘肃，刚好遇上土改运动，被派来接受锻炼。临走时她留下一顶灰色的棉军帽和一只口琴做纪念，正是这只口琴调动了我的音乐细胞，以后学会了吹笛子、拉二胡，还喜欢唱歌。更使我怀念的是我盲流新疆时巧遇了她的妹妹，此人救了我一命，这是后话。

　　土改时，含辛茹苦，饱经凌辱的尤妈在政府的安置下迁移到了碌碡，在那里分得了土地，有了自己的新生活；后来，长期在外地闯荡的大儿子回到了家中，当了大队的书记，海娃参了军，尤妈过上了杨眉吐气的日子。

　　黑万兴受戒烟运动的威慑，悄悄地溜进了东关，干起了打井的活计，后来惨死在了井下；黑玉龙因盗窃罪被判刑劳改，在越狱时被击毙；白寡妇带着虎娃和玉琼艰难度日，在三年困难时期被下放到了远离县城的青林公社，文化大革命后我见过虎娃，说落实政策后他家又搬回了县城，以打井为生计，我也告诉了他黑玉双的情况，他好像不以为然，自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院子里唯一的伙伴就剩下长娃了，他患了严重的风湿关节病，不能行走，迟迟未能上学。一天，我牵着毛驴，他骑在驴上，由他大哥扶着去东关一个叫“宋应海”的诊所治疗，宋应海抄着外地口音，和颜悦色地问了病史后，很快地在他的腿上和腰部扎了几根银针，可以说是手到病除，半个钟头后，长娃奇迹般地走出了诊所，再也没有骑毛驴回到家中。自后，神奇的针灸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像。上大学以后，在空闲的时间看了几本针灸方面的书，并在自己身上扎针，寻找穴位的感觉，后来也给别人扎针，也治好过一些疾病。

　　长娃病好后上了学，初中毕业后进了翻砂厂，不久参了军，一九六一年我上大学不久，他把积攒下来的微薄的军贴，给我寄了二十元，在那个时候，这些钱可谓是雪中送炭。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份情意深深地埋在我的心中。

　　长娃退伍后，几经周折，安置在了兰化工作，我们之间的联系就更多了。我们之间虽然叔侄相称，但更多的是朋友感情。二00三年十二月六日晚，就在我追忆这段往事时，突然传来了他去世的噩耗，享年六十二岁。我震惊不已，惋惜之至，他的音容联翩浮现，使我彻夜未眠。

　　土改运动结束，文教助理员当了乡长，袁老师仍在光明寺教书，他常到我家走访。一九五三年我初小毕业了，要再继续上学，就得报考城里的完全小学。奶奶说：“初小毕业也算是半个秀才了，眼睛也算睁开了，男儿八岁成丁哩，在家放驴拔草，在大些了到合作社里挣工分吧，还能减轻你爸爸、婶婶的负担；再说羊家坝河里的山水下来，你也过不去，学也就上不成了。”袁老师知道了奶奶不再让我上学的消息，到家里来做动员说服工作，婶婶也很支持，说：“他还小，身子也弱，下地干活人家不会要，他放学后放驴拔草，也是两不误。”这样奶奶同意了我去进城报考。

　　果然不出奶奶所料，在考试那天，羊家坝河猛然涨了齐腰深的水。早上我和同班好友张全站在河边，望着滔滔河水，心急如焚，此时，后面来了一辆马车，那赶车的人正好是李家干爹，他得知我们要进城考试，把手一摆，我们二人上了车，李家干爹站在车辕上扬鞭跃马，旋风般地把我们拉到了河的对面，我俩紧走忙跑，准时进入了考场，后来我和张全都被录取到了建国路小学。

　　建国路小学，旧时叫万寿宫，曾是武威城里一个有名的学堂，它地处东小南街的南尽头，往东斜对面二百米处就是东小南门。东小南门外是陈家花园。最初我们上学是过羊家坝河，经过东关，穿过东大街折转小南街到学校，这条路基本上是一个半园形，大约要走一个小时。

　　为了赶时间，每天早上奶奶或婶婶总是早早起来给我做拌面汤吃。拌面汤做起来很快捷，先把水烧上，等水开了把切好的土豆或菜下到锅里煮一会儿，在把干面粉撒到锅里，前后十几分钟饭就熟了。我三口两咽把饭吃完赶紧背上书包出门，就这样还经常迟到。有时来不及吃饭，就饿着肚皮去上学，中午放学回家时就头昏眼花。

　　一天我和张全都同时迟到了，在教室门口喊了几声报告，老师让我们进去站在讲台边，他在黑板上写了“次货”两字让我俩分别念了一遍，同学们都在偷偷地笑，我们感到是一种极大的耻辱。以后我们商量不再走经东关那条路了，而是从上河滩经过三十大院那条路，这条路基本上是一条直线，到学校也就是半个钟头。

　　上河滩是个乱坟岗。三十大院是回民集居的地方，它的背后是陈家花园，中间有个夹道，常有野狗、狼和其它野生动物出没，人们都都不敢行走。在夏天早上通过这里也不算什么，最多能见到暴露出的棺材板和死人骨头，有时还会碰上几只野狗。到冬天，我们通过这里时天还是黑咕隆咚的，从上河滩到小南门，一路上都能见到鬼火，起初真有点毛骨束然，后来习惯了也就不怕了。

　　有一天早上，我和张全走出上河滩，从身后跑来一条狗，我俩都有些惊慌失措，那狗可能臭到了什么 ，没有理我们，夹着尾巴径直的往前跑，不一会我们听到了狼嚎狗吠的声音，我俩都吓的不敢往前走了，只好掉头走原先走过的那条路，结果又迟到了。中午放学回家经过那里时发现有散乱的谷草和血迹，才明白狼和野狗在夺食。

　　自后，我俩还是壮着胆子走陈家南园那条路，逐渐地胆子大了起来，遇到抛尸露骨的情况也不在乎，鬼神之事在我们脑海里也没有概念。后来胆子越来越大。

　　这年秋天，武威在镇反运中一次枪毙了三十多个反革命分子，刑场就在小南门外的荒滩上，中午放学后路过这里，我们也窜进人群观看，解放军正在一个个地验尸，我胆大枉为，也扒着亡命者的脑袋看，解放军没有阻拦，还说这娃娃胆子真大。下午放学后我从东关经过，在“宋应海诊所”门口帖着一张枪毙反革命的布告，那上面有“宋应海”的名字，我很难相信这个给我留下慈善面孔的医生是反革命。一个看布告的老者叹道：“妙手为他人回春，居心使自字已丧命；真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在建国路小学上学，我和张全还不算是最辛苦的，我们同班还有几个家住在高坝儿的同学，他们起得更早，步行十几里来到学校，中午不回家，用干馍和炒面充饥。另有几个家在清源的同学，最初也是步行二十多里来上学，几乎每天迟到。后来几个人在学校周围租了一间房子居住，由房东给他们做饭吃，虽然不迟到了，也有了充裕的学习时间，但他们的生活十分艰辛，那房东克扣他们的口粮，使他们经常吃不饱，入冬后房子里没有热炕，也不生炉子，土炕上铺着厚厚的麦草，几个人挤在一起过夜，后来这几个同学接二连三的感冒发烧，实在熬不下去，多数人就辍学了。

　　新关和县城虽然一河之隔，但家在城里的同学还是把我和张全看做乡里娃，那些高坝儿和清源的同学，在他们眼里更是土疙瘩了。他们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乡里人”，我们这些“乡里人”很争气，也很团结，每当“城里娃”欺负“乡里娃”时，“乡里娃”一轰而上常常使“城里娃”难堪。好在老师把我们和“城里娃”同等看待，“乡里娃”大部分学习都好，班干部中“乡里娃”占多数，“乡里娃” 管起了“城里娃”。

　　进城上学后，我没有忘记对奶奶的承诺，每天把所有的功课在学校都做完，下午放学后放下书包去放驴或拔草。西瓜皮也是喂驴的好东西，每逢星期天，我用一根长长的木棍挑着两个小筐到河滩沿和东关去捡西瓜皮。

　　说到西瓜，那时马儿坝的西瓜在武威名气很大，它和武威其它几个特色农产品被人们编成顺口溜传颂：“马儿坝的西瓜，大柳树的靛，高坝儿的大葱，洪祥儿的蒜；海藏寺条麻如筘线。”这些特产高坝乡就占了两个，我们和城里娃耍逗时，以此引为骄傲。

　　高坝儿的大葱远近闻名，久经遐迩。直到七十年代，单位上知道我是高坝公社人，派我去拉大葱，在高坝儿遇到了一位种了一辈子大葱的老农，他给讲了有关大葱的一些知识。他说：葱有三性、三味。三性是；第一适应性，不论南方北方，春夏秋冬，只要把它栽在泥土里，就会生长；第二是纯洁性，它身在泥土中，躯干洁白，管叶粲翠，愿给美味相佐，不与烂菜为伍；第三是忍耐性，历秋霜，耐严寒、覆大地、、忍践踏，只要一息尚存，顽强地给大自然争色。葱的三味；一是辣味，这味使人啼笑皆非；二是甜味，使人舌润胃开；三是香味，淳馨通窍，使人臭觉灵敏。我时常想着这“三味三性”何尝不是一种人生哲学。

　　小学生顽皮的性格，常给人起外号自娱。历史课上老师讲了“安史之乱”的故事后，把一个姓安的男同学叫做了“安禄山”，把一个姓杨的女同学叫做了“杨贵妃”。 “安禄山 ”个头壮实，黝黑的面孔上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看上去像一个异族少年；“杨贵妃”长的十分俊俏，在女同学中是品学最优的一个。安杨同住在一条街上，起初上学，回家同来同往，互相也没有什么猜疑，自从有了外号，“杨贵妃”总是躲着 “安禄山 ”，有时偶尔走到一起，两人都是羞羞答答。后来还引出了一段有趣的故事，那是我认识连傻以后的事。

　　在拾瓜皮的时候我认识了连傻，他愣头憨脑，喃喃嘶语，说话时嘴唇上下闪动，时不时地流着口水。他比我大两岁，也在挑着两个小筐在瓜市上转悠，趁机买几个便宜的瓜再到城里去卖，他时而像一个试瓜的行家，抱起瓜农的西瓜用手拍、用指头弹，有时还用双手把西瓜抱近耳朵旁使劲挤，听瓜里有没有响声。瓜农们见他有点憨傻，也不和他一般见识，就以最低的价格把西瓜卖给他。西瓜装满了两个小筐，连傻就挑进城里去卖，有时他还顺手牵羊，趁瓜农不注意时，偷两个西瓜放在小筐里，挑起担子就跑。有的瓜农也十分认真，见连傻偷了西瓜就追，连傻见势不妙，就把担子撂在地上躺在地上，打滚撒波，见到西瓜甩破了，反而抱住瓜农的腿要赔，常常弄的瓜农哭笑不得。

　　连傻卖瓜，事前也不报价，也不问人家现吃还是带走，很快就把西瓜打开，还说“你… 尝…尝…这 …是马儿坝的西瓜，好 …吃…的很。”城里人都知道他傻，当作买笑，按连傻的要价付了钱，把切开的西瓜拿走了之。后来我和连傻熟了，每逢星期天，他把人家吃剩下的瓜或瓜皮捡到筐里，见到我就给打招呼，让我吃他筐里的残瓜。那时的人都不太讲究，只要能吃的东西，抓起来就吃，我不至一次的吃过连傻收拾的残瓜，腾空他筐里的瓜皮。

　　一次在吃残瓜的时候，我给他讲了在学校发生的事情，并说起了外号叫“杨贵妃”的女同学。他听的津津有味。第二天中午上学时，我见他傻乎乎的在校门口转来转去，好像在寻觅着什么东西。当 “杨贵妃”走到校门口时，他抓住 “杨贵妃” 的手，仰头垂涎地说：“你… 你…长的好 …好 …漂亮！呦！”吓的“杨贵妃”拔手就跑。城里的同学大都认识连傻，不少人起哄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唯独“安禄山 ”挺身而出，打抱不平，上前把连傻踢了一脚，连傻也没有反抗摇头晃脑地走了。

　　连傻的故事，是我少年时期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我时常在想他怎么就能一眼认出“杨贵妃”，而且对她的美貌垂涎三尺。后来我看了《巴黎圣母院》的书和电影，才悟出一些道理；人性的善美和丑恶，往往从不同的侧面表面出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少年时期对美的欣赏，是人性的天真烂漫的流露。

　　我的大姑父家在城门口摆着一个瓜摊，除了星期天沿街拾瓜皮，星期一至星期六的中午上学时，我还把两个小筐放在姑父的摊子上，下午放学时把两筐瓜皮挑回来。上了初中，那两个小筐换成了两个大筐，在卖瓜的季节，每天往家里挑瓜皮，连续挑了几个夏秋，也锻炼出了挑胆子的力气和技巧。后来能挑一百多斤的担子。但因我是左肩挑担，行走时左肩要使劲，后来我的肩膀变成了左高右低，再也没有恢复到正常的样子，而且还有些驼背。

　　一九五三年的冬天，武威特别寒冷，冬至后的一天学校进行期末考试，头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雪，那雪至少有一尺厚，武威城乡银装素裹，是一幅鸟飞绝，人踪灭的景像。奶奶说：“这么大的雪，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今天就不去学校了。”我说：“今天要考试，不去怎么能行！”正说着张全戴着一顶毡帽，穿着一双毡靴进来，也说“今天不去是不行的。”但我没有张全那样的毡帽、毡靴防寒。婶婶急中生智把爸爸赶车时用过的皮窝子和裹腿找了出来，那皮窝子是用细皮条穿缩成鞋样的两张牛皮，婶婶在皮窝子里先垫了许多麦草，用细皮条把牛皮紧缩成鞋让我穿上，然后用裹腿从脚跟缠到膝盖处。给我戴上方梅留下的那顶灰色的棉军帽，我和张全出门了。

　　临出门时奶奶告诉我们：“走路时千万不要低头看雪，要看前面的树呀！墙呀什么的，不然会伤眼睛的。”我俩按奶奶的嘱咐，昂首盯着三十大院的围墙往前走，每前进一步脚底下就会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留在后面的是一个个深深的脚印。那声音打破了寂静，那脚印踏破了雪野，使我们产生了勇气和力量，我俩团着雪球相互追逐，像两头小熊在雪地里撒野，其乐盈盈，忘记了寒冷，忘记了苦愁，不知不觉地到了学校。

　　在建国路小学，使我最难忘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五年级的第一学期，我加入了少先队。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红旗是用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入队那天我和其他新入队的同学一样，举着小拳头发出了“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誓言，引起了我对革命先烈的敬仰。那时有一个规定戴着红领巾在路上遇上老师或少先队员都要行队礼，放学回家与家长和长辈见面也要行队礼，少先队员们都把这种举动做为一种荣耀。

　　另一件事也是发生在五年级的第二学期，那时成郊农村使用一种名叫“解放”式水车提水灌溉，结束了祖祖辈辈用撬杠提水灌溉的历史，方便了农民，节省了不少劳力，提高生产效率，那水车采用的是平轮推立轮的机械转动原理，立轮处对接着长长的铁桶直到井底，铁桶内有一根带橡皮碗的铁链，上下移动就把水抽上来了，人畜的饮用也可以在它的出口接取。这种水车驴拉或人推都可以。

　　这一年的五月份，我鼻孔生了疮，并漫延到了上嘴唇，家里人没有留意，我也毫不在乎，照常去上学，下午回来照样去放驴拔草。一天下午放学回来，奶奶、婶婶还有几个长辈在我家门口乘凉，我给他们行了个队礼，放下书包，准备去放驴。婶婶说：“驴刚刚歇磨，正在吃草料，不去放了，拿个榔头去把山药地里的土块打了。”正说着我叔祖的二儿子过来了，他对婶婶说“他鼻子上的疮都成那样子了，不抓紧去看还叫打什么土块。听说水车上磨过的油能治鼻疮，快叫娃子到井上去抹油吧！”婶婶说：“那就去吧！”

　　我听了以后，转身就去了李家井上，一头驴正在拉水车，旁边没人，我看着水车找有油的地方，发现平轮和立轮交错的内侧有黑乎乎的油泥，于是伸出右手食指去蘸油，刚蘸到油时食指被齿轮咬住了，我惊慌失措，大声叫驴站住，那驴根本不听仍低着头往前走，我痛的钻心，惨叫着“来人哪！”，在远处浇水的李二爷听到赶紧跑过来把驴拉住，这时我的大半截食指已吃进了水车齿轮，李二爷把水车倒退了半圈，我才把右手拔出来，食指已碾成了肉索索，鲜血直流，我左手握住右手往家里跑。

　　此时，婶婶已经知道了我出事的消息，也赶紧往外跑，我俩在大门口迎面，她惊慌地看着我，什么话也没说，一把拉着我往城里走去，惶惶张张地到了县医院。

　　此时的县医院已经下班了，只有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值班。值班医生说：“手指的骨头都碾碎了。只有把碾碎的部分截掉，防止发生意外和其它病变。”就这样，我的右手落下了残指。

　　截指后，按照医生的嘱咐，我暂时没有去上学，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我借来了《西游记》，那是一套古本的线装书，其中有很多字我不认识，有时查字典，有时向人讨教，小时我听过《西游记》的故事，凭着印像，就这样啃啃巴巴地读完了《西游记》。一个月后，除了右手还有些麻木外，再没有其它不舒服的感觉，于是背着书包上学了。

　　复学后，右手还是不能写字，就用左手写字，写出的字七扭八歪，老师也不责怪，还表扬我意志坚强，就这样我度过了五年级的最后时光，如愿地升了六年级。

　　升入六年级后，我的伤基本上痊愈了，又开始用右手写字，一开始很不习惯，食指的惯性诱惑着持笔，笔杆常在残指上滑来滑去。后来我用残指尖顶住笔杆，用拇指和中指握笔，渐渐地习惯了。一次写毛笔字时，残指就顶不住笔杆，笔杆滑到无名指的内侧把毛笔垫了起来，写出了几个毛笔字，这次偶然的发现，我找到了断指后的理想的握笔姿势。

　　小学六年级，我是在用左手练习写字的过程中度过的，虽然字写的不是那么好看，但还是完成了学业，毕业后进入了武威二中，开始了我少年时期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