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激情黄河大合唱

　　伴友夜渡石门河

　　冬至当日就开始数九了，武威人的数九歌是：“头九二九关门闭手，三九四九冻破碴口；五九六九光屁股娃娃拍手，七九八九犁铧套上耙走；九九加一九犁铧遍地走。”熬过寒冬的人最能感受到太阳的温暖，光屁股的娃娃迎来了一九六一年早春六九，大年初一的红日，总算有了盼头。这一年甘肃已被列为了全国的重灾区，张掖地区是重中之重，抢救人命的工作大面积的开始了，被群众称为“老鼠窝”的公共食堂彻底解散了，政府的救济粮、供应粮有各种品种，发放、分配到了社员手中，我家最早分到的是东北炸过油的豆饼，后来分到了新疆的玉米，澳大利亚的燕麦，尽管分到的粮食不多，但至少能维持生存。当时伊拉克密枣在武威也有销售，价格很高，一般的人家买不起；一些干部职工还能分到几袋一种名叫“康复散”代食品，疗救自己和家人。春天来了，饱受了饥饿的人们和大自然的万物一样有了生机。

　　新疆之行我找工作的梦又一次破灭了，还差点抛尸戈壁，总算活着回来了。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躺在床上，和饿魔进行斗争，想着自己的过去，也想着同桌，死神和爱神在我脑子里交替出现。家人千方百计的救护，同桌身影的召唤，我终于摆脱了饿魔的威胁，认真地思考起未来；如果就此辍学，就像婶婶说的那样捋牛尾巴、拾大粪、在家种地，把户口迁回来在生产队里挣工分，或者自学中医当个郎中；出去工作，再到那里去？谁能帮助我？谁能要我？这也是一连串的问题。想来想去还是继续上学，进行最后的冲刺，这条路上也许会有光明的前途。

　　我到校后我的同桌见我面容憔悴、委靡不振，问我是否病了，我想隐瞒事实，但她还是从我的眼神里发现了破绽，我只好把去新疆的事告诉了她，也讲述了在汽车站候车室的梦魇，她不相信梦中和我吵架。我时常猜疑那个梦预示着什么。有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人说：梦是过去的行为活动在大脑皮层中的一种反思现像；有人说：梦是人的情绪的转移；有人说梦是大脑皮层表现出的幻觉。我看过释梦的书，更多的相信梦是人的一种潜意识现像。人在孤立无救的时候，乞求天助神佑；人在痛苦不堪的时候，呼天喊地；人在哀伤之极的时候喊爹叫娘；人在生命垂危的时候还是留恋着亲人和心爱的人；这都是人的潜意识中最深沉、最真挚的感情。在危难的时刻亲情和爱情能挽救人的生命，在那中情况下，她在我的梦中出现，是一种本能的自我呼唤。但那个梦也警告着我，有时爱情也会像激情燃烧的烟花爆竹，那震天的轰鸣和美丽的花环会在瞬间消失。梦归梦，现实还是现实，实际我们从来没有吵过架，这以后我们还是做着比翼双飞的梦如愿地踏入了大学的门槛。所谓如愿，我报考的专业是政治教育，动机和梦想是初萌于两个伟人“治愚比治病更重的”故事。说实在的当时的情况下我只是想民院的待遇不错，生活有保障，毕业后到少数民族地区去，那也是一份工作，有了工作再也不会为缺吃少穿发愁。

　　有一位作家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人年轻的时候。”此时我生命的车轮划上了三乘七的符号，考入大学是我实现的第一梦想，也是我人生道路上迈出的最关键的一步，从此我的命运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大学生活是我一生中最愉快、最活泼、最浪漫、最激情的时期，虽然年华荏苒、青春不能永驻，但那段岁月给我的一生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

　　一九六一年九月，我接到了西北民族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着装粗布纳衣，穿着补帮锥底的鞋，背着一捆破旧的被褥进了民院的大门，开始了我的新生活。

　　民院的大门，红柱金瓦，迎面生辉，通往校院的大道上穿戴民族服饰的男女青年欢歌笑语；大道两侧，古典式的楼台亭榭齐放异彩；松柏森森、鸟声啾啾；小桥卧坡、曲往通幽；牵牛吹唱、梨枝低垂，倒槐作态、妙趣横生；芳草萎妻、碧茵茸茸、花团锦蔟、落英缤纷，美不胜收；仿佛进了《红楼梦》的大观园。

　　民院不但环境优美，而且待遇和生活条件比起兰州的其它高校也是独一无二的，那时高校虽然都有助学待遇，因高校的类别不同，待遇也各有差异，师范院校实行的是基本生活费的统配制，其它高校按家庭经济情况分等级评定助学金，这些高校的课本费和其他学习用品都是自负自理。民族就比较特殊，少数民族学生的吃、穿、学习用品、基本的日常生活用品像毛巾、肥皂、牙膏、牙刷、刷牙缸等都由学校供给，而且每月还有零用钱补助。汉族学生，每人每月18元的生活补助费，其中，14元伙食费，集中在食堂统一用餐，这在当时高校中是最高的伙食标准；2元医疗费，由附设医院集中使用；1元卫生洗理费、学校制票使用，保证学生每周一次洗澡，每月一次理发；1元文化娱乐费，也是由学校集中使用，每周能看上两场电影或戏剧、有时是音乐舞会；课本、作业本和写字用具也由学校发给；此外每个季度还评发一次困难补助费。那时大学生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8斤，食油、蔬菜和其它副食的供应也少，民族常得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援助，牛羊肉、酥油食品、青海湖的黄鱼隔三间五的能在饭桌上出现，每周能吃到一次用酥油做的油饼，这种油饼很适合少数民族同学的口味，也培养了汉族学生毕业后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时的生活习惯。而兰州的其它高校的伙食常常是开水煮白菜，有的人借会友来到民院改善生活。

　　民院的伙食尽管不错，也有些花样，但主食定量，同学们还是摆脱不了饥饿的阴影，总感到肚子吃不饱，吃完上顿盼下顿。我高中时的一个回族同学和我是同班，他饭量很大，成天感到肚子饿，有时到我们的饭桌，看到剩下饭菜端起来就吃， 也就不讲究清真不清真了。一个勤工俭学日的晚饭后，班里派国琏、长喜和我到养猪场喂猪守夜。猪食的原料除了少量的麸糠尽是霉烂的土豆和蔬菜，猪食煮好后倒进槽里我们发现有些土豆还没有完全变坏，国琏抓出一块尝了一下说，人也能吃，只是怕别人知道了说我们偷吃猪食，受批评不说，名声不好听。我和长喜说，这里只有我们三人，你是班长，只要你不打小报告，谁能知道。于是三人先订了“共守同盟”，从猪食槽里捡出煮熟的烂土豆添补了肚中的空缺，这是我们三人初入大学后的第一顿饱食。那时候人们对粮食特别珍贵，只要能吃的东西不会轻易扔掉；现在的大学生有不少来自贫困家庭，贫困的情况和程度各有不同，但我敢肯定他们未曾受过饥饿的困扰和威胁，更不会把猪吃的东西拿来吃；据传媒所闻，有的大学生竟然把好好的馍馍随便仍了，使人痛心。

　　饥饿的时候在一起偷吃了一顿烂土豆就成了我们的“患难之交”，从此亲近有加，感情日笃，发展成了吃穿用不分你我他的好朋友，相互称兄道弟，国琏老大、长喜老二、我为老三。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三人的关系被民院的造反派视为“三家村”，长喜因留校工作受到了冲击，我和老大已离开学校没有受到连累。

　　那时我们三人穿的都很破烂，不了解我们的人真的把我们当成过要饭的，入校后的两个月，新疆石河子的舅舅给我寄了二十元钱，我们盘算着出去饱食一顿，进了张掖路口的天津包子馆，花了十元钱开了一笼包子票，把包子票放在餐桌上刚坐下，从后堂里走出一个服务员大声喊叫：“出去！出去！”我把包子票举给他看，他还是不相信，走到我跟前打量了一番，拿着包子票左看了右看才让我们坐下等着。

　　紧接着难堪的事又发生了，在永昌路和白银路的交岔口，我见到了我同宗大伯的四儿子，这是我到兰州后见到的第一个熟人，真有点他乡遇故知的激动心情，我满心欢喜地跑上前去叫他四哥，他说不认识我，我听了非常吃惊，他怎么会不认识我呢？我说我是新关的，通报了姓名后他才说你到兰州来干啥？我说在民院上学。然后他告诉我他家住在永昌路18号就骑自行车走了。过了几天，我找到了永昌路18号，里面住着十几户人家，我挨家挨户找了就是没有姓朱的，自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奇怪的是我调到冶金厅工作后，他竟然能在我住的招待所里找到了我，来意是要帮他的儿子调动工作。我没有计较二十四年前的那一面，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我六十年代前期的生活中像这样六亲不认的难堪事还有许多，最有戏剧性的是一九六五年去酒泉搞四清时发生的一件事。这年的十月，省委组织部决定待分配大学生去参加“四清“运动，当时因我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组织上照顾我在兰治病或回家疗养，因武威有王八少、刘子和、杨衡武等许多名医，我决定回家，待病有好转后去酒泉参加“四清“运动，临走的时候组织部还给我开了一张介绍信。来到武威吃了刘子和的几副药，病情大大的好转，准备去酒泉，我同村小学时同学的父亲知道了我要去酒泉，来到我家告诉我他酒泉工作的儿子三年没有给他寄钱，也没有来信，要我到酒泉无论如何找到他的儿子，告诉他家里很困难叫他寄点钱来，并给了我他儿子前些年来过信的一个信封。这时天气已经寒冷了，一个漫天大雪的傍晚，我穿着一件补着补丁的粗布中式棉袄进了酒泉地委招待所的大门，门卫看我像一个农民，挡住不让我进去，我掏出介绍信让他看，他还是不太相信，这时进来一个穿着干部服装的看了我的介绍信，他二话没说把我领进了招待所的登记处，登记住宿后，还是这个人把我直接领到了招待所的食堂，花了四角钱吃了一顿两菜一汤的晚饭。

　　在火车上我一直惦记着那个同学的父亲说的话，晚饭后我按信封上的地址找到了那个同学的单位钟楼变电所，这个变电所的门面向大街，我敲窗户打问那个同学，巧的是打开窗户回话的正是他，好在他还认识我，他见我穿得破破烂烂，外面下着大雪，也没有说让我进去说话，站在窗口问我到这里来干啥，，我见他冷漠无情的样子，就给他撒谎说，今年武威的庄稼收成不好，粮食不够吃，生活困难的很，我来找你帮我找个工作。他一听，面孔又冷漠了许多，像打排球一样，把我推到了在酒泉工作的一个同族堂兄的那里。临走时我把他父亲的话告诉了他，他也没有出门送我。我到“四清”工作队后做秘书工作，常陪领导们到县上开会，此时组织部给我们配备了过冬的皮大衣、棉帽、棉皮鞋、还有棉手套，穿戴上这些还真有点气派，人大变了样子。一天酒泉县召开全县干部职工大会，我陪领导去参加会议，当吉普车停到县委门口时，我的这个同学也正好站在门口，我也从吉普车上下来，他看到我有些惊诧，不好意思的说我骗了他。

　　说起这些难堪的事，我想起一句“穷在街头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的古话，中国人处世常常以貌取人，很多人都知道这种世态炎凉。后来物质生活的状况逐渐好转，但在简朴生活中过来的我们这一代人也常常是不衫不履、不修边幅，还闹出过许多笑话。七十年代初我也已是多年的专职教师，工宣队的一位女同志以我的穿着把我当做工人教师，问我是那个车间的。八十年代初，我参加一个会议聚餐时，服务员把我当做农民堵在门口。九十年代我已成了处级干部，我的大女婿说我的形像是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回想那时，人们普遍都穷，对穿着打扮都无条件讲究，何况在困难时期，填包肚子是头等大事，人情礼仪就无暇四顾了。物盈则礼行、物亏则礼乏，也就不必厚非那些六亲不认的事情了。

　　自那时起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发展，没有多长时间又出现了倒退，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处在了崩溃的边缘，人们的生活又进入了全范围的票证时代，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国民经济才得到真正的恢复和发展，至今国民经济的总量比变革前翻了几番，人民生活得到大幅度的改善。如果以改革开放为界划分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在贫困线上挣扎和开始向小康社会迈进的两个时代。饥寒锻造出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世界是艰苦奋斗为荣，但不兴时尚也是一个很大的缺点。物质生活的丰富和精神生活的多彩，给人们创造了享受人生的条件。现如今人们越来越讲究吃穿，竞吃美味佳肴，竞穿名牌服装，比阔流行时尚，不仅是少数人显露财富，标榜身份的一种广告，而且是人们普遍的追求和向往。社会对消费的理念也在更新，刺激消费是发展经济的一大举措，但消费不等于浪费，节约何时都是一种良好的品德。不同时代的人们有不同的理念，但愿过去时代的悲剧不要重演。

　　大一的生活和全国的形势一样，也是困难的，但学院的文化生活是丰富的，全校性的文化娱乐每周有两次，系上、班里也不定期的举办各种活动，墙报、板报、故事会、演唱会、诗歌朗诵、舞会应有尽有。友谊舞是学院规定的政治任务，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学会，大家积极性很高，有同学在宿舍里抱着椅子练舞。此时宿舍里配有风琴、二胡、三玄、板琴等各种乐器供我们自学娱乐，我拉二胡就是从这时开始的。由于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同学们还是情绪饱满，激情满怀。民族学院的大礼堂富丽堂皇，伟巍壮观，那时是西北地区有名的建筑、西北局和省上一些重要的大型会议都在这里召开，班禅在这里和全院师生会过面，才丹卓玛也在这里展显过歌喉。当时甘肃省民族歌舞团直接受民院领导，住在礼堂后面的花果山上，歌舞团排练的节目常常在礼堂里预演，民院的师生先睹为快。我第一次听到歌舞团演出的《黄河大合唱》那激昂的歌声和音乐，比“浪涛风波自天涯”的气势还要壮美，写下了一篇《黄河向东流》的日记：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黄河是银河的支流。小时候听爷爷、奶奶们讲，黄河上有无数的英雄好汉，他们的个子很高，高得可以举手擎天；他们的力气很大，大得可以挥臂撼岳。他们迎着惊涛骇浪，冲破重重迷雾，经常到牵牛织女家里做客。

　　清晨，我登上了黄河堤岸，黄河水汹涌澎湃，扬着雄浑的歌喉，唱着拂晓的晨曲，声音是那么的宏亮、激昂。在朝霞的辉映下，白色的浪堆闪着金色的微尘，好像轻柔的彩帕里裹着朵朵牡丹，又像半红半黄的玫瑰花束，簇拥着舵手乘风破浪。渐渐地太阳的笑脸露出了金色的惟幔，驾着它的龙驹向黄河走来。此时的黄河两岸，鸟声唧唧喳喳，汽笛吼吼鸣叫，马达隆隆作响，人声嬉嘻笑笑，这一切由黄河领唱，演奏着时代的乐章。

　　黄河啊！我们伟大民族的摇篮，五千年的古国文明在你这里发源，多少英雄的故事在你身边上演，你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你是中华的脊梁；你是慈祥的母亲，用你那甘甜的乳汁养育着你的儿女，你是伟岸的父亲，用你的智慧和力量保护你的儿女。你伟大而崇高，理直而坚贞，永远忠于大海，永不回首地向东流着、流着！流着！流向太平洋，流向太阳升起的地方，去还接人类最美好的明天。

　　激情的时代，激情的岁月，激情的年华，激情的人群，在西北民族学院里，各族青年男女显示青春的活力，少数民族能歌善舞的天赋在这里得到了应有的发挥，尤其是那些从西藏农奴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强巴”们，总是张扬歌喉，表达着他们心中的喜悦。

　　当时，学院有一大批西藏来的青年，他们都是西藏选送培养的后备建设人才。我班所在教学楼里有一个预科班，这个班的学生全是翻身农奴之弟，每当课间休息时他们走上阳台，又唱又跳，其中有一个姑娘歌声特别粗野高昂，很引人注目。课间休息时我走出教室听她激情的歌声。她圆润的脸庞，淡黄且有些淡红淡黑的皮肤，两条粗短的辫子在歌喉的牵动下摇摇晃晃，张显着她青春的活力，那双黑宝石一样闪光的眼睛，更张显出她的聪明和机智。后来我通过另一个藏族姑娘达娃认识了她，她的名字叫扎西卓玛。

　　这些翻身的“强巴”，解放了的思想像脱疆的野马，不分民族性别，在学院里广交朋友，扎西卓玛的活跃程度远远超过达娃，她不仅有藏族朋友，还交了汉族、回族、蒙古族和哈萨克族的朋友，她的这些朋友后来也成了我的朋友，和他们在学习上互相交流，生活上相互帮助。那时民院的本科生都不学外语，藏族学生集中的班级学习汉语，汉族本科生按培养目标和去向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我们班学习的是藏文和藏语中的安多语言。我和这些“强巴”们在交往中也学会了一些拉萨语言，对安多语的学习也有帮助。这些“强巴”们对朋友特别纯朴敦厚、十分热情忠诚，谁有困难他们都尽力帮助，天气冷了，我的那件破棉袄实在不像样子了，次多送了我一件棉衣，巴桑送了我一顶藏式毡帽。我和这些朋友在思想上和感情上的交流更多，感受到了他们对新生活的渴望，使我的精神也更加充实，同时也拓展了我开朗，直爽的性格。

　　青春的激情是各民族青年共有的现像，不同的民族虽然有不同的语言、生活习惯和方式，但都有情感交流的共同欲望，少数民族同学在与汉族同学的情感交流上常常表现出执著和爽朗，但也显示出他们的单纯。比我高两级，同专业的一个回族朋友，在临毕业的时候偷偷地爱上了同班的一个女同学，他表达爱心的方式是源于在火车上听到的一个故事。一次在回家的路上听到一个乘客讲：土改时我是乡长，我的通讯员偷偷地爱上了一个土改工作组的女青年，给女青年写了一封求爱信，女青年刚刚进了扫盲班，对他的信看不懂，但又不敢叫别人念给她听，把信放在了一边，也没有过问通讯员给他写信是什么意思，和他往来还是和平常一样，有说有笑，通讯员看女青年对他没有反感，误认为对他有了意思。于是去问女青年对他有没有意见，女青年说我俩都不是好好的么，我怎么会对你有意见呢。通讯员听了以为女青年爱上了他，欣喜不已，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把他的秘密告诉了乡上的文书。文书也以为他们的恋爱是真的，又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当时我们正在进行反封建包办买卖婚姻，提倡婚姻自主，男女恋爱自由的宣传教育，我一听这是我们进行宣传教育的典型，应该帮助和爱护，抓紧促成他们的婚姻，推动宣传教育的深入开展，于是告诉文书，帮他们抓紧把这事办了，哪知文书那么性急，来了新事快办，第二天就把他们的铺盖搬到了一起，布置了新房，还请我去主婚。好在女青年思想解放，通情达理，一看乡政府对他这么重视，再加上她对通信员也有好感，就来了个顺水人情，进了洞房，要不然就会闹出大大的笑话。

　　我的这个回族同学头脑也有些简单，照搬了这个故事里的做法，先给他心爱的女同学写了一封情书，过了几天发现女同学对他没有异常，就去问女同学对他有没有意见，女同学说四年来我们从来没红过脖子粗过脸，那来的意见，听了这话他自以为吃了定心丸，也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把这事告诉班主任老师，请求毕业分配时把他俩分配到一起。当老师叫来那个女同学与他当面征求意见时，女同学怒气冲冲地从口里道出“卑鄙”二字就走了，像一击耳光狠狠地打在他脸上。然而这一耳光仍没有把他打醒，后来竟然写了一封血书，再次向那个女同学求爱，那个女同学对他还是无动于衷。离校前他给我讲了他的这段幼稚可笑的爱情故事，展开右手让我看了他滴过血的疤痕，并说女人的心有时比男人还硬，你们汉族女子的心思太难捉摸了。

　　词曰：“易挑锦妇机中字，难得玉人心下来事。”说的是古代女子的思维难以捉摸。其实，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女子的诱惑力就是来自她们捉摸不定的心思。不论是那个民族，这种惑水漂漂然似梦似幻，悠悠然长绵不断，九曲十八弯，时隐时现，直到折回她心底的尽头，才能知道花落谁家。在春暖花开的时候，老大因惑不能自拨。

　　当时政教系除了政教班，还有汉语言文学班和师范班。师范班的学生有男有女，大都来自省内的少数民族地区，有个从天祝来的藏族姑娘达兰丹珍，长的像野山的俊鸟，楚楚动人；两条长长的辫子，秀眉下一双大大的眼睛，鸭蛋型的脸庞，苹果似的脸蛋，高高的鼻子，小巧的嘴唇，宛若仙女。老大也是一标人才，高高的个头，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棱棱的鼻子上架着眼镜，文质彬彬仿佛很有学问。他俩虽然在教学楼里见过面，但从未有过交谈。

　　春暖的民族学院，到处花红柳绿，飘溢着沁人的芳香，早自习时不少同学到花丛中温习功课。一天达兰丹珍拿着书本，在樱桃花旁婷婷玉立，老大和我从她身边走过。红花隈在绿叶里相依更艳丽。也许是花伴人更美，老大突然驻足盯了达兰丹珍一眼，一瞬间达兰丹珍发现了老大异常的目光，离开了花丛。老大一见倾幕，从此摆脱不了樱桃花旁的那个倩影，患上了单相思。我班有个天祝来的藏族同学和老大要好，老大把他的心思告诉了这个同学，这个同学又把此事告诉了少数民族语言系藏文班的女同乡。不知是有意安排还是天有奇缘，老大在藏文班女同学的宿舍里认识了达兰丹珍，从此做起了甜美的梦。

　　老大的梦因不单来自于青春的激情和那个樱桃树旁的倩影，更重要的是来自他的理想和抱负。当时政教系开设了一门叫《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课程，课程的一些内容是讲世界大同和民族融合，从此老大树立了远大的理想，立志世界大同的事业，以青春赌明天，做民族融合的实践者，然而生活不是他想像的那样天真浪漫；满园的青枝绿叶，五颜六色，千姿百态的蝴蝶，甜蜜的微笑，似水的眼波塑造着明天。生活毕竟是现实的，“樱桃好吃树难栽”，就在他朝思暮想，穷追不舍，表达他爱意的时候，达兰丹珍给她出了个难题：

　　达兰丹珍说：我小时侯跟阿爸放羊的时候在山沟里差点被狼吃了，一个阿叔路过救了我，阿爸感激他对我的救命之恩，从那时起把我暗许给了阿叔的儿子，直到我来这里上学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去年寒假回到家中，阿爸告诉了我事情的缘由，并决定在寒假定婚。我也非常感激他阿爸对我的救命之恩，听阿爸说他现在是个医生，还不知道长的什么样子，也和他没有建立过什么感情，我来民院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它是多么美好，也常思考过自己的婚姻大事，渴望着找一个汉族青年与他结伴终身，在外面的世界里建立我们的小家庭，离开哪个落后寒冷的山沟。我拒绝了阿爸的决定，阿爸说我忘恩负义，念了几天书就不知道天高地厚，非让我嫁给他不可。我和阿爸发生了争吵，气得阿爸火上浇油，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顿，于是我就病到了。

　　几天来我不吃不喝，卧床不起，阿爸心疼我，把他请来给我看病，这是我长大后第一次和他见面。他头戴狐皮帽，身穿嵌绣花边的皮袄，一只袖子空垂在外边，反毛雪白的皮领子由左肩斜到右肋骨，腰里还系着红绸腰带，这身打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藏族模样。我们那个地方是半农半牧区，语言和生活习惯基本上都汉化了，除了老人会说藏语，平时也不经常说，年轻人都说汉话，穿戴上平时和汉民一模一样，只有在喜庆的日子才穿戴藏服，他的这穿身打扮来的真实意图是和我相面，这也许是阿爸的精心安排，也对他的仪表有些欣赏，不过我还是对他有些歧见，啥时代了一个医生还是这种打扮，太不入时了。我的心情非常矛盾，几天来想来想去还是要阿爸和他解约，我在学校里另找一个称心如意的。

　　过了几天，他身穿白大褂又来了。我想他是医生，是有文化的人，也是在新社会成长起来的，对婚姻自主，恋爱自由应该是明白的，我说我们解约吧！他听了非常吃惊，问我为什么？我说我们的事情是父母包办的，我要自己作主，婚姻法也是这么规定的；再说我学习很忙没有精力和时间和你谈这些事情，我在兰州，你在天祝，我们之间更缺乏了解，我有我的打算，你还是另找一个吧，像你这样的汉子会找到更好的藏家姑娘。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像一支怒放的箭，克制不了弓弦的弹力，怀着满腔的羞怒走了。但他还是没有把我放弃，回校后给我来了好几封信，一再表达他对我的忠心和爱恋，说我像无疵的玉从小就深藏在他的心坎上。我对他一点感情没有，没有给他回过一封信，我不同意，他不敢把我强拉回去做新娘，就是按藏家抢新娘的作法，他也不敢到兰州来抢我。只是我阿爸像藏族的其他老人一样，他们都很讲信义，说了话像板子上钉钉子一样，一成不变，非要我嫁给他不可，我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和他对抗。你是大学生，我很羡慕你，也希望融入你们汉族的生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若能打通阿爸的思想，放弃对他的许诺，我们就继续谈下去直到永远。如果你真心爱我，你就去做我阿爸的思想工作，当面向他求婚。我打算暑假回家，如果你要去我就在家里等你。老大像讲故事一样兴致勃勃地向我讲了达兰丹珍的表白，我说：“这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花，小心扎手。”但爱情的火焰在老大心中熊熊燃烧，他还是决定天祝一行，有我陪同他前往。

　　老大家乡在酒泉，暑假回家后，住了没有几天，就来到了我家，我把和老大去天祝的意图和打算告诉了婶婶，婶婶说：“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那里是少数民族地区，又不了解人家的风俗习惯，小伙子直接到姑娘家求婚，犯了人家的忌讳，把你们撵出来就算好的，说不定还会吃刀子吃棍。”老大说：“不要紧的，我已经和她说好了，他们不会把我们撵出来。”婶婶说：“你们心里有底就行，不过还是要小心，但不能空手进人家的门，家里正好有些白面，蒸上些馍馍拿上，这年头不论到谁家也是好礼物。”婶婶把蒸好的馍馍挑了十五个，每个馍馍上点了五个红点，当天晚上我们提着这唯一的礼物上了火车。

　　老大只记得达兰丹珍的家在石门沟里，但不知道应该在那个站下车。火车到岔口驿车站出了事故，据说要停好长时间，又听到这里离石门沟不远，我们就下了车向石门沟走去，在一个山坡上遇到了一个羊圈，牧羊人告诉我们大约还有二十多里的路程，我们按牧羊人指的路线继续往前走。山路弯弯，又绕过了一个山坡，遇上了一个破庙，此时已经到了后半夜、在寂静的山路上我们继续往前走，出了山口遇上了一条大河，这条河叫石门河。老大说，快到了，达兰丹珍给他说过，沿着河往上游走就是石门沟。但又不知道达兰丹珍的家在河东还是河西，在河边犹豫了一阵，老大突然想起达兰丹珍的家在河东，于是决定渡河。

　　这时正是石门河上游雪溶的季节，河水滔滔，我们也不知河水的深浅，也没有丢个石头试试水深，卷起裤腿就淌河，河水特别冰凉，一个浪头打过来湿透了我们卷起的裤腿，觉的再往前走会出危险，赶紧退了出来，又折回原路向破庙走来，打算在那里过夜，等天亮后再说。

　　老大的烟瘾很重，进了破庙就点了一支烟，在点烟的时候发现庙里堆有柴草。天祝有时六月份下雪，这里天气已经很冷了，湿透了的裤腿贴在腿上很是冰凉，于是我们点了一堆火，一边暖身一边烘烤裤腿。在大火的照射下我们发现庙堂里有一尊坐骑麒麟的佛像，那麒麟状如鹿、独角、全身鳞甲，显的十分森严可怕，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庙叫灵官庙。破庙没有门，山风呼啸，野狼嚎叫，我们一夜没敢睡觉。

　　天亮后，湿透的裤腿也烘干了，我们又踏上寻亲的路向石门沟走来，在一个背柴人的指引下，我们跨过一座桥来到了石门沟，达兰丹珍的家在石门沟旁边的山坡上，篱笆墙里有几间草房，我们快到门前时一个牛犊大的藏狗绷着缰绳向我们吼叫，达兰丹珍出门迎接我们。不一会儿她的母亲端来了酥油茶和炒面，紧接着她的哥哥也走了进来，热情地招待我们，并说：“我没有猜错的话，你们是阿兰的同学吧！”他的哥哥穿戴和我们一摸一样，说一口非常流利的汉话，不知道实情的人很难相信他是藏族。吃完酥油茶达兰丹珍把老大叫了出去，她的哥哥对我说：“你肯定是他的好朋友吧！”我说：“是的。”他又说：“有些话我不能对你的朋友当面说，怕伤了他的自尊，对谁也不好，事到如此，我只好给你说，请你劝劝你的朋友，一个大学生何愁找不上对像，非要缠着阿兰，她已经有主了，我们藏族人是说话算数的，阿爸听了她说你们要来，非常生气，把她狠狠抽了一顿皮鞭，至今阿兰的身上还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还说不再让她到兰州上学了。”达兰丹珍的哥哥说这些话，也给我狠狠的泼了一盆冷水，我为老大担忧，恐怕他一下子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但是老大和达兰丹珍从山坡回来后表情并没有异常，又抹去了我的杞人之忧。

　　在离开达兰丹珍家的路上，我问老大：“为什么没有见到达兰丹珍的阿爸？”。老大说：“达兰丹珍的阿爸在牧场，因母羊正在产羔，不能离开，所以没有来。”我又问老大：“达兰丹珍还对你说了些什么？”。老大说：“她说见了她母亲和哥哥，也是一样，她不会对我变心，至于她阿爸的态度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返校后会给我一个惊喜。”我见老大如此痴情乐观，就没有把达兰丹珍哥哥说的话告诉他。

　　应当说再后进的民族也有他们民族的智慧，聪明的达兰丹珍从未在我们面前流露出不愉快的表情，温情洋溢地把我们送过了石门河上的那座桥，在挥手后匆匆地向她家里跑去，那脚步下面的故事是忧是喜，老大和我谁也未能预料，只有达兰丹珍自己知道。

　　新学期达兰丹珍还是按时来到了学校，显得十分憔悴，一个星期她主动约老大出去旅游。老大满心欢喜。来到他们曾经漫步过的地方，上了民院的花果山，沿着蜿蜓奇曲的小道向五泉山走来，他多么希望她说出那个“惊喜”，达兰丹珍就是一字不提她家里发生的事情，下了五泉山，达兰丹珍给了他一封信，扬长而去，再也没有回头，老大万万没有想到，这封信就是他们恋情的终结。老大被这突然的打击弄的昏头转向，去了雁滩公园，独自一人在水面上划船；一连几天老大彻夜不眠，半夜里起来一根接一根的抽烟。我理解老大失恋的心情，因我也曾有过类似的伤痛。

　　老大和达兰丹珍最终告吹，他们酿成的那杯酒曾有过葡萄酒的甘甜和青稞酒的烈香，但此时是酸甜苦辣涩五味俱全。在当时的民族学院，像这样异族男女青年的热恋还是不多见的，他们敢于向旧习俗挑战，去冲击民族差异的偏见，追求新生活的精神和勇气是可贵的。第二年的七月达兰丹珍分配到了天祝，老大不忘旧情，在她临走的时候约我去送她，从此他俩再也没有见面。一九七二年我因工作需要去了天祝，想起了，这位天真浪漫多情的藏族姑娘，找到了她，时任小学教师。俊鸟归巢后，蓬松短发，红二团的脸蛋上略有皱纹，但风韵尚存，她给老大说的那个藏族青年名叫祝桑多吉，分配到天祝后不久他俩就结了婚，祝桑多吉早年毕业于西北民族学院医务科，我们相识了校友。

　　我大学生活是和老大，还有老二在相亲相爱、相濡以沫的感情中度过的，我们彼此之间息息相通。大学毕业后，老大怀着“雄关漫道正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心情要求发分配到了嘉峪关，在那里成了家，夫妻俩恩恩爱爱，生了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他比我早退休两年，晚年生活过的也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