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父亲

难忘的父亲

　　2000年农历二月初二日黎明时分，中条山上的一个小镇。初春的寒风拍打着薄薄的窗纸，昏暗的灯光摇曳着痛苦的分离。一位病重的老人安详地闭上了眼睛，静静地走了。他就是我终生难忘的父亲……

　　父亲名叫卫涛学，是和母亲李代善“半招半娶”结婚的，生育了我们姊妹兄弟四人，男儿随父亲姓卫，女儿同母亲姓李。我出生的那年，“食堂饭”开始。“一夜亩产千斤粮”，各地为了大跃进、夺高产，到处都在虚报产量，欺瞒上级。没有粮食，集体食堂用玉米秆榨取淀粉做馒头，野菜烧汤、南瓜熬粥，吃得人人浮肿。那年月，粮食颗粒如金。有一次我家分到一个白馍馍，全家人舍不得吃，父亲就把馍馍小心地放在篮子里挂起来，留着让我饿了再吃，不料夜里被老鼠偷吃了。望着空篮子，父母都掉下了心酸的泪水。我家是贫农，“革命红色家庭”，父亲白天下田参加“生产大会战”，夜里同贫农代表一起守庄稼、看谷场，累出病来。没钱医治，又缺吃少穿。母亲就偷偷地给供销社纺麻绳，又怕人发现挨批斗，夜里堵严门窗，不敢露出一丝灯光，悄悄地在麻油灯下纺呀纺，手指都被麻线磨出了血，用换来的微薄的工钱给父亲看病买药。就这样在困境中一年又一年的煎熬着。

　　1966年我六岁时文化大革命开始，到处闹武斗打死人。有一天，有人诬告我外祖父李西平当年“骑过日本鬼子的东洋马，给鬼子干过事。”一群红卫兵闯进家里，摘掉了烈属牌，将外祖母李凤英抓去游斗。外祖父是延安抗大学生、共产党员，参加过抗日卫国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过运城、临汾、太原等许多地方，立下了许多赫赫战功。1950年在解放成都后不久牺牲，生前是解放军华北野战军62军553团干部处处长。1941年6月，为开辟党的地下抗日斗争新战线，中共平陆县委派遣了共产党员余子谦、李安定及从延安抗大学习回来的党员李西平等16名同志打入日伪内部，开展地下工作。李西平的公开身份是伪警备队员。后，为瓦解日军、打击敌人，经县委批准，李西平同段结仁、邓智、李铁铮分别担任了伪警备队4个小队队长，掌管了警备队的全部兵力，营救被捕同志、护送过往干部、提供日军机密、消灭驻地日军，为抗战做了大量工作。怎么能诬蔑外祖父“是汉奸”、不抗日呢？面对黑白颠倒的“大革命”，父亲困惑了好长时间，整天不说话，饭也不想吃。脸色苍白，郁闷不堪，似大病一场。他担心这场史无前例的“疯狂运动”，会不会像突然决堤的洪水猛兽，将这个贫苦的家庭摧毁。父亲的担心没有过分，不到一年，外祖母经过连续游斗、殴打和侮辱，突然精神失常，含冤死去。

　　进入人民公社时期，仍旧摆脱不了贫困。父亲带我几次到夏县姥姥家借点小米、玉谷糁儿回来熬汤喝。没有菜吃，每次雨后，父亲就从生产队的麦秸垛下扫回一些麦芽儿炒着吃。父母每天每天出工劳动，风雨无阻，累死累活到年底，一家五口人只能分到几十块钱、七百多斤粮食、三斤油。那天，秋雨连绵，我去生产队领油，回来的路上不慎滑倒，油瓶在石头上碰破，三斤油全洒在地上。我哭着跑回家去，母亲生气地打了我一下，父亲呆呆地坐在门坎上不说话。突然，父亲拿把铲子和小盆快步走了出去，回来后便在灶房里忙了起来。我怯生生的去看，原来是他将油瓶渗入的泥土全铲了回来，正放在锅里架火熬，不一会儿，就见锅底浮起了一层油。我高兴地笑了。父亲却摇了一下头，惋惜地说：“可惜，至少少了半斤油啊。”父母的责怪我能理解，因为那三斤油是我们全家五口人一年的食用油啊。那件事至今烙印在我的脑海里。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仍然惜油如金，每次油用完时，我就将油壶倒过来，让壶里的余油沥净了再丢。

　　冬天农闲时，父亲天不亮就和邻里乡亲去很远的山上打柴。我扫完院子，帮母亲洗了衣服，给父亲早早地打上洗脸水，就准备做饭。待我将一锅水烧开，母亲就将面条擀成了，尔后，她让我站在崖场的石碾上瞭望。天空很蓝，视野十分清晰，一眼就能望到几十里外的山峰。等呀，望呀，只要一看见那远远的山路上出现几个挑柴的人影，我就立刻叫母亲下面条煮饭。

　　有一年的冬天，生产队利用农闲组织一批青壮劳力去运城盐池运盐运硝搞副业。父亲他们两个人赶一辆胶轮马车，在盐池一干就是一个冬季。在那里住的是毡子房，吃的是干馍咸菜。有一次，父亲回家取馍，母亲被大队抽去晚上排练样板戏《红灯记》，父亲只好自己在家发酵蒸馍，馍一出笼，他拿着就走。天已下半夜，朔风呼啸，寒气砭骨。为赶上第二天一早在盐池上工，父亲就摸黑翻越中条山抄小路走，不料在一块山凹里迷失了方向，遇到“鬼打墙”似的，始终走不出来。摸索了两个多时辰，好不容易看见远处闪出一星灯火，顺灯寻去，方才走出山凹，来到一个地名叫刘家滑的小窝铺。在那里再三央求，为队里看牛棚的饲养员才勉强让父亲留到鸡叫下山。

　　父亲被群众选为生产队队长后就更忙了。他除过在家吃饭，很少回来，一天到晚忙生产队的事，连噪子都哑了。

　　我开始上初中，家里的生活还是没有多大的变化。当时，女孩子非常流行穿“红条绒”上衣，不到七元钱就能扯块布料做成一件。我做梦都想要。但父母没钱让我如愿，“红条绒”便成为我少女时期的一个遗憾。“望女成凤”。我是长女，父母视为掌上明珠，十分疼爱，每天省吃俭用给我做好饭吃，供我上学，期望我将来能出人头地。父亲在忙碌之余，常常关心我的学习情况和政治进步，一听说我加入了共青团，还当上了学校选拔的红色解说员，很是兴奋。

　　作为女儿，心中的至爱、心中的天堂、心中的挂念，只有娘家，只有父母。在高中上学时，只要过星期天，只要回到父母的身边，我都要站在门前那走过几代人的石头坡前留恋许久。因为它不仅保留有岁月的痕迹，也铭刻着悲惨的以往；它不仅拍摄有父亲艰辛的身影，也寄托着父亲对生活的向往。

　　1980年春，四十多岁的母亲不幸身患癌症。父亲含着眼泪四处为母亲求医治病，终未能将母亲留驻人间。母亲去世后，父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他咬住牙关生活，拼着生命劳动，含辛茹苦，硬是将我们姊妹几个抚养成人、拉扯成家。1985年，我和爱人马继行结婚后，父亲便到了行署所在地运城县第二医院看大门，从此与我们相居甚远。

　　父亲在医院从事门卫工作，同样是认真扎实，任劳任怨。他每天打扫卫生，清理垃圾，收发报纸，还额外替人干装卸工。夏卖冰糕，冬烧锅炉，一刻也不闲，为的是能给儿女多攒点钱。农忙时，还要赶回家里带着我们收割庄稼，呕心沥血呵护儿女。改革开放后，党的富民政策使群众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但老人还是格外节俭。雨伞破了，他补好再用；绳子断了，他重新接上；自行车坏了，他修好重骑。就连一件新衣服也舍不得穿，更不容说去花钱旅游了。每天打开那台十分破旧的、只有三个频道的14英寸黑白电视机，看一会儿电视，他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没想到，1999年夏天，无情的癌症降临在父亲的身上，一直到次年之春，医治均未见效。父亲带着对儿女子孙的无限牵挂，痛苦的离开了人间。老人一生没住过新房，他亲手盖起的六间新房，竟没有住过一天；老人一生没到过首都，我爱人特地从北京给他带回北京烤鸭，他也没有吃上几口。苦也，悲也。面对父亲溘然去世，我心如刀绞，悲痛欲绝。泪似长河，融入九泉……

　　从此之后，我们父女天各一方。在那块故土，再也聆听不到父亲的教诲，再也看不到父亲的笑容，再也寻觅不到他那艰辛的身影。只有无限的哀思和不尽的怀念，随着沧桑的风雨，永留在家乡，永留在记忆的长河里……

　　泪水一样的清明雨在无声的飘洒，报时的迎春花在父亲的坟头竞相开放。“爸，我们来看望您！”如今的社会不是您经历的那样。疯狂的人治岁月一去不返，时代文明，祖国富强；当今的生活不是您品尝的那样。人们安居乐业，共建和谐，小康社会初见曙光。您牵挂儿女，随着时代进步，我们姊妹四人个个发奋上进，家家生活一年好似一年；您关心子孙，长孙开办丰源饭店，小孙迈进高中学堂……

　　“安息吧，父亲。”

　　我们永远怀念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