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食

　　过年逛超市，见有冰冻的蝉儿在卖，便很以为新鲜而且亲切。新鲜，是盛夏的尤物在冬季的难求，而且居然有，这缘于冷冻技术的发达，本不为奇。而亲切，则纯乎如久别逢故知的欣然与惊喜。更加上肚子里馋虫的作怪，那褐黄色的如冰弹样的虫子便很令人垂涎了。

　　蝉，就是“知了”，北方人这样称谓，但也不尽相同。山东人则叫“稍尖狗”，苏北人又唤做“唧了子”，而我的故乡是称做“蚂唧溜儿”。这些俗语里的字不知如何考证，只好音译。至于其他地方如何称谓，我是不甚了然。但有一样需要确切地解释，那就是，在超市里以足口腹之欲的并不是“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的鸣蝉，而是蝉的幼仔，还没有蜕去可以入中药的外壳，像丑陋的甲壳虫。因为它的外壳是褐黄色的，所以它也有个名字，叫做“金蝉”，正是“金蝉脱壳”里的金蝉，好象还有人叫它“金龟”，这和一种甲虫的名字有些混淆。而我更愿意叫它“蝉幼”。至于它应该被叫做什么，我仍是不甚了然。

　　这样一种美食对于故乡而言，同样是茫然，知道其不可怕，却也未必敢尝。于我则相反，那是足可以流下一尺长的口水的。然而看看价签，却也咋舌，最终还是忍住了馋的欲望，把银子留在了钱包里。但它带给我的一些旧日的记忆，却十分鲜活地浮到了大脑的表层，很有怀想一番的冲动和热情，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的缘起。

　　这当然是有关于吃的话题，但并非是正经的吃。坐在饭店的餐桌上吃流水的席面，固然可以尽享山珍海味，却也少了几许率真的乐趣，这种乐趣大多来自童年。我想，我们每个中国人的童年大概都有着很深的关乎吃的记忆，这和我们独有的美食文化似乎关系不大，甚至也不关乎饥饿和贫穷或者馋嘴与嗜欲。就像鲁迅先生在《社戏》里的偷吃罗汉豆，还有梁实秋先生在《雅舍谈吃》里的如数家珍，那似乎只是一种生活的味道，多少年后，才在慢悠悠的品味当中升华到了一种情怀。

　　至于我由“蝉幼”而生发出的回想，当然也是复合了诸多味道的童年乐趣，这里交待一二，也算是旧梦重温。又因为那些饕餮的对象有些生猛古怪，而且吃得也不大入流，所以不能叫“美食”，而一概称做“野食”了。不过，因吃而流露出的趣味，倒是不能不说其酣畅的。

　　因为是蝉引发出的话题，那么我们仍旧由蝉来说起。前面提到过，我出生的故乡是并不懂得蝉之美味的。虽然在盛夏的时候，小孩子们依然会捉了蝉或蝉幼来玩儿，但那只是玩儿而已，并不把它当做齿颊之惠而大快朵颐。当然也有偶尔的小吃，于我的印象也极深。记得童年玩伴之间对于蝉的品尝也只限于成虫，就是蜕了壳，生了翅膀，变得黑黑的，飞到高高的树梢上聒吵人耳朵的鸣蝉。用弹弓打下来，或是用裹了面筋的细长竹竿把蝉从树上粘下来，然后放到炉火上面烧，随着“嗞嗞啦啦”火燎的声音，一股浓而香的味道便使得所有绕炉的小鼻孔开始不自觉地噏动了。很快，蝉被烧焦了，放在手心里翻上几翻，吹上几吹，凉了，就掰开它的头，同样伴随着一股清香的溢出，有一块儿半个小指肚大小的极鲜嫩的瘦肉翻出来，那就是成年的蝉身上仅有的一处美味了。虽然它尚不足以塞牙缝，但于我们却是极诱人的牙祭，以至于要争食了。

　　对于成年蝉的烧食虽然出于天然的机趣，颇有生鲜的味道，但它终脱不了孩童戏耍的意味。而对成年蝉的烧烤也并没有吃在正味上，真正好吃而又极富于营养的，应该是吃“蝉幼”，这就好比蚕的蛹，也是美食，一旦化成飞蛾，便一无可食了。而故乡对于此是全然不晓的，也许是骇于形象吧，蜕了壳生了翅膀的蝉儿看上去还算可爱，所以齿牙的咀嚼不至于恶心和恐怖。而“蝉幼”的形象则近乎丑陋的甲虫，那样一只六只脚的披着硬壳的爬虫和美味的形象相去甚远。似乎吃下去之后，它仍旧还要在肚子里张牙舞爪，让人作呕一番。然而正如龙虾和螃蟹，形象与味道并不成正比，这似乎也算得上美食之一要了。

　　我家的吃蝉幼全赖于母亲的影响，母亲家在苏北农村，那里的人讲究吃，会吃，也吃得博杂，这有些类似于广东人。所以，我今天所要叙述的几种野食的趣味，大多得自母亲的传染，这里顺便交待一下，也就不再后赘了。

　　吃蝉幼的趣味不止于齿舌搅动下的满足，而是在捉蝉幼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里有两种捉蝉幼的方式，功效不同，乐趣也迥然，都值得介绍。一种是掘穴，那最好是盛夏的午后，在路旁的行道树下，或者在潮湿的小树林里，眼睛要在坑洼的泥土地上仔细地瞅，如果发现有米粒大小的洞眼儿，就试着用手指去掘一掘，如果那洞眼儿越掘越大，最后成铜钱般大小，那多半就是蝉幼的穴了，这时伸进食指下去，便可以触摸到蝉幼光滑而尖圆的脑壳。而我们也无需用任何工具将整个洞穴掘开，只消将手指轻轻撩拨几下蝉幼的头，那蝉幼就会伸出前爪，紧紧勾住你的手指，你只消将手指慢慢地提出洞外，蝉幼也就随手而出了，这颇有些凿冰而钓的意味。而这种掘穴的寻找方式虽也情趣无穷，但在收获上却是不大经济。

　　要说盆满钵满地盈载而归，那就要夜摸了。我小时候常去摸蝉幼的地方，是故乡城东的一条名叫马河的河堤上，那里绿树成荫，是很可以捉到蝉幼的。而且捉蝉幼的时间不能早，须天黑之后，亦不能晚，须在八九点钟之前，早了，蝉幼尚未破土，晚了，蝉幼就可能爬到很高的树梢间，伸手而不可及了。

　　摸蝉幼唯一的工具就是手电筒。看看天已擦黑，星光微微地闪，这时拿上手电筒，再揣上一个大而厚实的塑料袋，那是用来装蝉幼的。然后几个伙伴蹬上各自的破单车，一路呼喝着，十几里的村路，倾刻就到。

　　夏夜的河边是颇为美丽而宁静的，月光很淡，没有风，只有寥落的虫唱和蛙鸣，间或一两声“咕咚”的水响，那是蛙儿被我们惊动，跳进水里的声音。把单车停在小桥旁，便开始了对每一棵树的搜寻，手电筒的光柱从下至上，在树干的周身环绕。这时的蝉幼们已经破土而出，它们要爬到树上蜕皮去。它们的爬行速度比蜗牛快不了多少，而它们的行程这时候多半还处在树腰以下，这于我们正是唾手可得。

　　于是，不断的收获令我们这些孩童的快乐成倍地增长，只听见你一句我一句的惊喜的叫声：“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两个，不，是三个！”“快呀，这里更多！”几乎每一棵树上都没有让我们留下遗憾。而我们不断搜索着的眼睛也开始有了错觉，连树上微小的突起或者疤痕也要去摸一摸。当然，那些突起和疤痕有时候也真的像一只爬树的蝉幼。还有那些早已蝉去壳空的蝉蜕，依然形象完整地挂在捎高的树干上，于是拣根树枝捅一下，只见轻飘飘地落下，便引起一串恍然的笑声。其实蝉蜕是一味中药，可以卖钱的，于我们小孩子却不知道，也就不大理会了。

　　有时候，搜寻的目光也会离开电筒的光亮，在另外的树干上不经意地扫一眼，淡淡的月光也会让你发现那些树干上状如蝉幼的突起。这时迫不及待地赶过去，习惯性地用手一拿，却听“嗖”得一声，那“蝉幼”竟然弹跳开去，落到草丛上，蹦上几蹦，又“咕咚”一声，入了水，原来那是爬上树去的小水蛙。而这时，那悠扬的蛙鸣便又要在水面上荡漾一番了。

　　很快，塑料袋里装了满鼓鼓的蝉幼，它们在袋子里挣扎着，发出“沙沙沙”的响声，似乎要把袋子抓破。我们快乐的摸蝉行动也因而要告一段落了，虽然长长的河堤我们也才走了不到一半的路程。又因为玩伴们的惧于食蝉，所以这些摸来的蝉幼照例都归我，而他们的收获就是这一路来去的快乐了。

　　说到吃，却是有讲究的。饭店里如何做，我不知晓，也不曾品尝。我们只说家常里最简单也是最可口的吃法，那就是油煎。须将新捉的蝉幼在清水里浸泡一夜，这样可以让蝉幼吐出腹中的黑水，这等于让蝉幼清了肠。然后清洗干净，入油锅煎炒。煎时撒盐，并用锅铲将蝉幼尽力挤压，使之成扁平状，这样可以煎透。其外不必添加任何佐料，吃的时候也无需去皮，一总大嚼，酥嫩咸香。说是至味，倒不为过，拿来佐酒，也定是佳配。其外的油炸或是蒸煮，虽亦可食，却不大佳，莫如煎之一法。

　　某年客居济南市郊，那里吃蝉幼的风气甚盛。因为树木原就比乡下少，加上生之者寡而食之者众，那里的蝉几乎绝了迹。还乡时，便受了那里亲友的托付，要我搞些蝉幼来解馋。所以还乡后的第一个夏天，就捉了些许，拿盐渍了，又晾晒去水份，以防其坏，打成邮包，当做药材寄了去。那边来信，说是虽不新鲜，却也聊胜于无。可见蝉之美味，极是一种诱惑了。如今呢？童心是早已经没有，而那种包含了世故的懒散似乎也战胜了齿颊的欲望。此外，仿佛还有一点善心在作怪，觉得那可以入诗的小生灵也是不宜亵渎的。在夏日的午后，读过一卷书，再听一听悠长的蝉鸣，不也是一件惬意而美好的事情么？

　　接下来要提起的应该是蝗虫了，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蚂蚱。提起它，我们的第一个念头除了蝗灾之外，似乎再没有其他什么好的联想了。事实也确乎如此，蝗灾一过，赤地千里，古今同害，是没得平反的机会了。而古人对于蝗虫的态度又过于迂腐，且看“蝗”字如何写，一个“虫”字加上一个皇帝的“皇”字，于是古人认为，蝗虫就是百虫之王，是虫类中的皇上，杀不得的，因而每每遇上蝗灾，就只是烧香磕头，乞求其自散而已。这让我想起多年前的一部描写唐明皇的电视剧，剧中表现某地蝗灾，百姓乞而无用，于是明皇挺身，当着众百姓的面，将蝗虫烧了来吃，以证蝗虫之不可怕。百姓幡然，群起而灭之，其害遂解。唐明皇的吃蝗虫不知道史书上有无记载，且不管他，而人中之皇吃了虫中之皇，人终究是高贵于虫，倒是一处妙笔了。而据我想，历史上的唐明皇假若真是吃了蝗虫，那么在他小心翼翼地咀嚼之间，也定是品出了一点在宫里吃不到的佳味，如此，那倒是一种格外的口福了。

　　在母亲的记忆中，大抵也是如此。遇上灾年，成群的蝗虫遮天蔽日，往庄稼地里一落，绝收便是倾刻间的事。于是尽力扑杀，庄稼保不保得住且不说，那些被扑杀的蝗虫却成了美食，鸡鸭得以饱口福，人也得以打牙祭。是否母亲家乡的吃蝗虫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呢？蝗虫吃了庄稼，人便没得吃，于是就吃蝗虫，这倒也合乎一点逻辑。因而在母亲的童年记忆里，灾难和幸福就这样奇妙地结合了。

　　我的童年当然是相反，对于蝗虫的记忆没有灾难性的内容，有的只是奔逐于田野上的快乐和徘徊于油锅边的口水。那时候的田野似乎分外的广阔，天也分外的蓝，空气也分外的清爽，连童稚的笑声也因而分外显得纯粹。草丛里的蚂蚱（这时候我是更愿意称之为蚂蚱的）也是格外活跃，这当然是不致于成灾的季节。一群毛孩子在田野间跳窜，有的还挥舞着破草帽，这草帽可是捉蚂蚱的绝佳工具，因为蚂蚱飞得高跳得快，用手捉是极不易的，须用草帽去捂。那蚂蚱躲在草丛里，肉眼有时难以发现，就用脚去蹚，蚂蚱被惊，一跃而起，等到再落下时，我们的草帽也便如影随形，忽悠而下，那蚂蚱也就没有了再一次飞跳的余地，乖乖地被捂在草帽底下，任凭几双小手围着，束翅就擒。这样盖帽式的扑捉十有八九是不会落空的。接下来就用一根细长的草梗，将蚂蚱透腮穿起来，就像串起的鱼串儿一样，在手里拎着。看看到了饭时，便各拎着几串蚂蚱回家。有的只是玩儿，而我则是吃。一长串儿几十只蚂蚱交到母亲或是外婆的手里，看着她们将蚂蚱的头和腿连同翅膀都掐去，只要那一段尾腹，投到油锅里一煎，焦香的味道立时就充满了灶房。然后盛到小细瓷碗里，撒上椒盐，端着，坐到门礅儿上，带着舍不得吃的表情，一点点地嚼，遇到猫仔盯着，还要不时地捂紧碗口，直到连那捏蚂蚱的小油手也被吮得通红，这半日的劳作和享受也便结束了。至于回味，那应该是在梦里了吧。

　　毛鸡蛋也是颇值得一提。何谓毛鸡蛋呢？就是孵小鸡时没有孵出来的那部分蛋。何致于不曾孵出来呢？这是个专业问题，我是不晓得。而这些未曾孵出来的蛋大多已经成形，敲开蛋壳，在一层薄膜包裹下的是一只毛绒绒、湿漉漉、然而却已没了生命的小鸡雏，说得形象一点，应该叫做“死胎”。我不晓得别的地方是如何，在我童年的故乡，这种毛蛋在孵化场里是被当做废物处理的，而这恰恰让我们这个有些好吃的家庭沾了不少便宜。那真的是一场免费的盛宴，父亲托人从孵化场里弄来满满的一大箱子，略一洗，就扔到锅里开煮，而且无需添加任何佐料，连最基本的盐都不必有，吃得就是那种原始的醇香味儿，吃的时候更是不必挑剔，甚至连那密密的绒毛都不用去掉，连肉带骨，嚼得“咂咂”有声，香是不必说，直到打饱嗝，也还意犹不尽。一顿吃不完，就剩着，下次在炉火上烤一烤，便又多出一种额外的烧烤的香味儿了。

　　这样的盛宴在我们家持续了很多年，直到乡风渐开，因为故乡的人不吃毛蛋，不只是因为看着那未出壳的鸡雏可怕，还有一个迷信的说法，就是未见过光的东西是不可以吃的，这当然专指那些胎死腹中的东西，没有被生下来过，没有见过人间的光亮，属于阴邪的物质，吃了这样的东西是要得大的灾病的，至于会得什么样的大的灾病，我也是不甚了然。而于我自身，却也没有遇上过什么大的灾病，竟然庸福至今了。

　　迷信自然有被破除的一天，而渐渐多起来的外乡人也有如此嗜欲的，甚至渐自有了毛蛋如何如何有营养的言论。于是，从医院里的医生们开始，大家竟有些趋之若鹜，孵化场里的毛蛋也便告了急，并且从此有了身价，现在已经是几角钱一个在买了，而孵化技术的提高也让毛蛋的产生率日见其少，即便花钱，也是不易得了。当然，偶而的牙祭也还是让我无限追忆的。

　　现在要说到麻雀了，麻雀是最常见的鸟类，城市与乡村到处可见，麻雀也啄食庄稼，但不致于如蝗虫般成灾，人们是不大提防的。虽然“文革”时的“扫六害”让麻雀背了一段恶名，甚而几遭灭顶之灾，但幸而在不曾灭顶之前就平了反，恢复了它们自然的天趣。

　　关于童年的吃麻雀肉，是不见得有多么“野”的，而其他的鸟类也颇吃过几种，比如鸽子、斑鸠、大雁等，当然，属麻雀的被吃最为平常和次数良多，现在忆及，倒不是为着多么有趣味，因为对于中国人的颇有灭绝能力的口腹之欲开始觉得可怕，这种后天的教化固然还遗留了几许虚伪的成份，但总要开诚布公地说一说，就算是一种忏悔吧。

　　童年时获得麻雀的方式不外乎三种：一是使用弹弓，直接打下来。二是爬上房檐掏麻雀窝，后者得到的往往只是麻雀蛋或者还未长毛的小雀。而第三种，则是颇有一些情趣的扣箩筐了，这在鲁迅先生的《故乡》里有着较为形象的描述，这里不妨做一回文抄公：

　　“……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

　　我们的扣箩筐也大体如此。

　　小时候的吃麻雀颇有些原始的情调，而且非常类似于江南馆子里的“叫化鸡”的做法，只是更为简单一些。把麻雀直接用泥包上，扔到柴禾堆里烧烤，等到泥被烤干了，那麻雀也就烧熟了，敲开泥块儿，褪去羽毛，细嫩的清香味儿就一下子溢出了。这也是无需添加任何佐料的，只管用手将一点点嫩肉撕下来塞进嘴里。其实吃的意味还在其次，更多的是玩儿的乐趣了。

　　谈到正经的吃，那是必然要提前宰杀，在厨房里红烧一下，也算得一种野味。还记得吃得最过瘾的几次，我们家当时住在粮库里，有很多大的仓房，附近的麻雀都晓得那仓房里堆的是粮食，于是就常常光顾，它们成群结队地从通风的小窗口飞到仓房里觅食。那些管库的便很是无奈，轰也轰不走，于是就转为恼怒，索性关上门窗，拿了长竹杆的大扫把，满屋子一阵扑打，可怜那些麻雀，便都成了瓮中之鳖，逃也没得逃，一个不剩，全都做了扫把下的牺牲品。又基于中国人的好吃，扔掉自然是舍不得的，于是统统宰剥了。因为其多，故而就吃的精细，单单取下胸脯上的两块儿好肉，红烧了一大锅，我们家也分得了两大碗。至于味道嘛，就不必说了，免得再多生出些虚伪的嫌疑。

　　麻雀的被吃是早就成了历史，至少对于我和我的故乡而言，这意味了文明的进步和对生态科学的认可。现在每天早晨在檐下窗台上的啁啾声也格外的多起来，这些雀儿们的欢歌也终于令人十分的愉悦了。

　　另外还有其它的，比如像蛆一样的肉虫，从玉米芯里生出来的，男孩子之间比谁勇敢，就把这种虫子在火上烤焦了，谁不敢吃谁就是胆小鬼，是让伙伴们看他不起的。于是大家都吃，壮着胆子或者皱着眉头，只觉得焦酥酥的，并没有什么味道。还有一种我们称作“水牛”的昆虫，黑色的身子，有拇指大小，长着两根细长的触角，不知道是不是所谓的“天牛”，但印象中样子极像，也是油煎，至于味道，大约是偶然食之的缘故，已经记不得了。不过蚂蚁的味道却还记忆犹新，是那种大黑蚂蚁，屁股很大，正是这块儿肥肥的部位，捉住一个，就掐下来，送进嘴里，酸酸的，很有些青草莓的味道。

　　近日读古书，见有一则对于吃的记载，很是生僻古怪，遂录于我的《闲居笔记》中，现抄于后，算是作结吧：

　　“昔闻某民族吃肉，必使蛆虫生而后食之。惜不得其详，近读书偶得之，此台湾之高山族。‘鱼肉蛆生，气不可闻，嗜之如饴，群噉立尽。’对禽兔‘生啖之，腌其脏腹，令生蛆，名曰肉笋，以为美馔。’余想象其情，颇以为恶心，然观其‘肉笋’之名，又倍觉其美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