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夜，隆冬之夜，彤云密布，朔风劲吹，天和地漆黑一团。矿区井口的一片灯火，反衬得周围世界更加黑暗。

　　凭借一线昏黄的手电光，胡沐仪顶着干冷的朔风，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在通往秋芳家的路上。为了约安宁、秋芳去矿区大食堂上早班，他凌晨五点钟就起了床。

　　这是公元一九五七年冬天。这年冬天长寒假也长。老师们要去县里集训学习，学校提前放了假，后来又通知推迟一个月上学。胡沐仪同安宁、秋芳商量，决定利用这次长假一边自学一边帮工，争几个钱买点书。胡德鹏很赞成儿子的想法，说：“青年人不仅要善于学习，还要能参加劳动，用双手去开创自已的未来。”秋芳的父亲是矿区食堂大师傅，便介绍他们去那里干一些洗碗、拣菜、打扫卫生的杂活。活不重，就是每天大清早就要上班。

　　胡沐仪探着黑路来到秋芳家时脚、手都冻木了。秋芳家是三间茅屋，与矿井只有一墙之隔，离梦阳河也仅一箭之遥。见茅屋里还黑着，他站在窗前连喊两声屋里才亮了灯。

　　“好早哇，你！”

　　茅屋里传出安宁的声音——为了上班方便，安宁就住在秋芳家，跟秋芳睡一块。

　　“还早？六点半上班，都快六点了！”秋芳打开门，胡沐仪边进屋边说，“我起床后还看了半小时书哩！”

　　“就你用功。”秋芳边梳头边说，“这冷的天莫把人冻病了！”

　　胡沐仪心思重重地答道：“还不知道学校什么时候开学，开了学又要搞什么活动，能上几天课。我想把下学期要上的课全都自学一遍。”

　　“哎，沐仪。”安宁插进来说，“我昨天进城碰到龚长林。听他说这回老师们在县里搞整风搞得蛮凶哩，揪出了好多右派分子。”

　　“唉！”胡沐仪叹了口气，又摆了摆头说，“解放这么多年，又经过了那么多运动，眼看着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真不知道怎么还有这么些人要反党反社会主义。”

　　“谁又说得清楚呢？”安宁和秋芳也都有同感。

　　待安宁、秋芳梳洗完，三人便一同出了门，借着胡沐仪的手电光，摸索着向大食堂走去。

　　黎明前的天黑得更厉害。风也越刮越涨，刮得人浑身冷嗖嗖的。看来又是个阴沉的天。

　　整个寒假两个多月，除中途随父亲回家过了七天春节外，胡沐仪都是在矿区一边帮工一边自学。他把下学期几门主课都自学了一遍，能作的练习题也都做了，还写了四篇作文，读了两本小说。直到四月上旬，学校才通知复课。

　　到校那天胡沐仪发现学校换了好几个新老师。原来的校长也换了。新来的校长姓向，瘦高个，外地口音，听说是部队营长转业。

　　来到寝室，胡沐仪见到祝景生就问：

　　“你注意到么？原来的老师走了好些，新老师多半穿着黄军装。”

　　“你还不知道吧。”祝景生说，“我们学校可是个右派窝子。这次反右中，原来一多半老师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老师不够，就抽了些部队转业干部来任教。

　　“他们行吗？”胡沐仪心想。

　　祝景生还对胡沐仪讲了好几位老师被打成右派的事。他说：

　　“任校长本来出身不好，地主成分。去年我们学校勤工俭学又没完成任务。他向上级报告说，初中生年龄小，不能胜任制坯烧砖这样繁重的劳动，有损学生健康，向上级要钱要物。这次反右，说他污蔑勤工俭学残害学生，好逸恶劳阶级本性不改，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他不服，在会上辩驳。结果挨了打，被打断了三根肋骨，至今还住在医院哩。”

　　胡沐仪听了心想，说初中生不能胜任繁重的体力劳动，这是他在给任校长的信中提出来的，本来是事实，怎么能说是污蔑勤工俭学呢？他真为任校长抱屈。

　　祝景生又说：“我们班班主任孙老师是你们班张家先的舅舅。在大鸣大放中，他反映了他姐夫，也就是张家宽的父亲因为不愿入社受到批斗，又气又急，后来病死在家中的事。他认为农村所有制的变革，要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在生产力低下，农村经济发展还很不平衡时，硬性要农民加入合作经济组织，把泥鳅鳝鱼拉得一般长，势必会挫伤相当部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结果反右时，说他恶毒攻击合作化搞早了、搞遭了，也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听到这里，胡沐仪糊涂了。他不知道孙老师的话错在哪里，孙老师是右派他也跑不脱。因为他曾对肖毅老师说过，政府不该硬性地要农民干他们不愿干的事。想到这里，胡沐仪心里“怦怦”直跳。他连忙问祝景生：

　　“你有没有听说我们班的肖老师？他没事吧？”

　　“也险了险。”祝景生答道，“肖老师也跟孙老师一道，提了些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意见。幸亏他是个党员，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又是他的邻居，从小要好的朋友，只让他在小组会上作了检查，没被划成右派。这学期，他还被提为学校教导主任哩。”

　　“啊——”胡沐仪听了长长地舒了口气。

　　“还有小方老师，他被打成右派最叫人难以想象。”祝景生接着告诉胡沐仪，“你知道，小方老师是去年师范毕业分来我们学校的，还不到二十岁，家庭贫农成份。很缅腆，平时不爱讲话，开会很少发言，却写得一笔好字。这次大鸣大放中，经常有人请他帮忙抄写大字报。他也很随和，有求必应。反右开始时领导还把他当作骨干，常常派他去监管右派。

　　“到反右斗争接近尾声时，上级来人检查，发现预定的右派名额还差一个，没有完成任务。领导小组慌了，想来想去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最后有人忽然想到小方老师。摆了三条理由。第一，他既然出身贫农家庭，解放才几年，怎么能读到师范毕业？有隐瞒成分的嫌疑，对党不忠诚；其二，开会不发言，是不是怀恨在心？值得考虑；再三，自己不写大字报，却专爱替他人抄写，这不是借风吹火吗？莫看年轻，此人阴毒！接着有人又说小方老师在监管右派期间极其不负责任，竟让一个极右分子投井自杀了。

　　“你想，有了这几条，小方老师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还逃得脱吗？”

　　“原来右派分子是这样划的呀！”

　　“被划成右派后，小方老师不服，同领导小组长大闹一场。结果被定成极右，不但开除了公职，还被遣送到农场劳动教养去了哩。”

　　“你都是怎么知道的呀？”

　　“天机不可泄漏。”祝景生笑了笑答道。

　　两人正说着，龚长林走了进来。他见祝景生和胡沐仪在那里小声议论着，便上前制止道：

　　“你俩在议论么事——政治问题，不可瞎传。”

　　接着又对他俩说：

　　“这学期要重新分配寝室，各回各班。以后没什么事尽量少往一块凑。读书小组也不搞了，免得人家说闲话。”

　　胡沐仪听安宁说过，龚长林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县里教育系统反右斗争——他听得出龚长林此时话中有话，也不便追问。于是他便回到自己的铺位清理行李，准备搬到新寝室去了。

　　第二天正式上课。胡沐仪班仍然是肖毅老师的班主任兼语文课——学校虽然分来些部队转业干部，教学人员仍显不足。当了教导主任的肖毅只好身兼数职。

　　数学老师换人了，是从部队转业的一位文化教员，姓段。

　　段老师讲课有个特点，“话把儿”特多。有一回，班上有个学生暗地在下面数了数。一堂课下来，段老师总共说了九十八个“是不是的”。临下课了，他又提高嗓门大声说道：“同学们，是不是的？下课，是不是的？”刚好凑了个整百！全班同学哄然大笑。课也讲得不怎么地，比任校长差多了。不久他就改了行，教政治。再来上课，“话把儿”就少多了。

　　物理老师更有趣。姓夏，矮个子，南瓜脸。他不是转业军人，大概是从简易师范分来的。

　　当时物理不叫物理，叫工农业基础知识。胡沐仪是科代表。那天，胡沐仪同夏老师一块在实验室配制稀硫酸，准备做原电池实验。不知是一时疏忽还是真弄不清楚。只见夏老师先将硫酸倒入一只玻璃槽中，然后端起一烧杯水就往玻璃槽里倒。突然，“砰”地一声响，厚厚的玻璃槽炸了。酸液流得满桌都是，也溅了他一身。不一会儿，上衣、裤子变得像米筛一样，满是洞洞。脸上也很溅了几点，痛得他“吱吱”地直叫唤。幸亏胡沐仪离得远，只溅了几小点，衣服也只穿了三、五个小洞。

　　后来闹粮荒时，夏老师因偷食堂的米被开除了。胡沐仪很为有这样的老师感到羞耻。

　　开学不久，兰田中学在学生中开展了向党交心活动。要求每个学生，都要谈谈自己对当前形势的认识，检查检查有那些对党不忠诚的言行，还要做出今后的整改计划。由于有龚长林的提醒，范青表哥在信中的叮嘱，加上一些老师被打成右派的教训，在这次活动中，胡沐仪很谨慎，尽量避免在同学中暴露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真实想法。然而，他还是差点惹出麻烦。

　　这天上晚自习时，胡沐仪正预习功课，肖老师把他找去问道：

　　“听说你在学校组织了个读书小组，有这回事吗？”

　　“有。”胡沐仪答道，“不过已经解散了。”

　　“哪些人参加过？”

　　“就四个人。我，安宁，一班龚长林，二班祝景生。”

　　“你们原来是怎么样活动的？读了哪些书？”

　　“主要是国内和世界名著。鲁讯的小说，矛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还有《铁流》、《毁灭》等。活动也简单，有书换着看，看后交流心得，没有固定的活动时间。”

　　“哦，是这么回事。”肖毅点了点头想了想又说：

　　“是这样的，近来在交心活动中，有同学向学校反映你在学生中组织了个小团体，以读书为名搞了些不正当的活动，学校正在查。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仅仅是读书而已，也没什么。不过你最好写份材料交给向校长，把事情如实讲清楚。读书小组散了也好，免得惹麻烦。”

　　听了肖老师的话，胡沐仪这才明白为什么开学初，龚长林要停止读书活动的，原来确实有人在背后乱猜疑——后来才知道，这人就是他的小学同学汪为民——胡沐仪茫然了。他心中十分悲哀——这是怎么了？难道几个小青年聚在一起读点书，交流交流读书心得也不应该？也违法吗？他想不通。

　　尽管想不通，为了减少麻烦，胡沐仪还是听了肖毅的话，当天晚上就在肖毅的房里写了份材料，把四人读书小组的情况向学校领导如实作了的汇报，并且托肖老师转交给了向校长。

　　也许是因为学校经过调查，确如胡沐仪说的那样，读书小组没有什么越轨活动；也许是因为安宁、龚长林都是学生会干部、校团委委员、积极分子的缘故，胡沐仪的材料交上去后，再也没有人提这事了。

　　至此以后，胡沐仪渐渐变得沉默、内向、孤独了，平时很少与同学交往，也很少看课外书籍。他从小表哥那里借来初三课本，课余时间一心埋头自学。还经常利用星期例假，同学们都回家的安静环境留校自学。他要提前学完初中课程——他有一种预感，今后学校的教学难以正常进行了——每周所需的生活费大多托安宁或秋芳带来。胡德鹏知道后也很支持儿子，勉励他勤学奋进，早日成才。

　　谁知就在这个时候，厄运却正一步一步地向他逼来。

　　那是个星期天的下午，胡沐仪正躲在寝室自学初三化学。安宁来了，没给他带来生活费，只是对他说：“你爸叫你明天一定回矿一趟。”

　　“什么事，知道吗？”胡沐仪问安宁。

　　安宁摇摇头对他说：“你爸没说。他只是再三叮嘱，叫你千万别耽误。”

　　胡沐仪看到安宁那异常平静的脸上，似乎隐藏着一些不便言道的话语，也不便多问。第二天一大早，他向肖毅请了假，就揣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离开学校，向着矿区赶去。

　　先天晚上，胡沐仪几乎一夜无眠。他心里不断猜度着，父亲为什么这么急着让他回去？

　　快两个月没回矿了，父亲最近的一切他都不知道。只是从安宁口中得知矿区也在开展反右斗争，父亲和学校老师都参加了。当时他听了，一点也不为父亲担心——他相信父亲爱党爱国，政治上绝不会犯错误。

　　父亲的过去是清白的。自从参加工作，他更是一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工作积极、热情，任劳作怨，多次被评选为教育先进工作者，出席过省劳模大会，还被送到卢山疗养。来矿后，他主持开办了职工业余学校、职工子弟小学，为培养工人干部，发展矿区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去年以来，他又为创办子弟中学作规划、筹资金，日夜奔忙，连假期都没好好休息。矿区的工人、干部都敬重他，夸他是“学校的好校长，我们的好老师。”

　　有一回，他随父亲去秋芳家走访。秋芳父亲是老工人，母亲也是个慈祥、善良的老妈妈。见胡校长来了，二位老人连忙请上坐。那时，工人家庭还不怎么宽裕，家中很少备有茶叶。秋芳妈妈特地烧了两大碗红糖水，硬要沐仪和他父亲喝。

　　家乡成立农业社，父亲动员母亲带头参加。社里缺少资金，父亲还拿出一个月的工资支援社里买肥料，添置农具。

　　今年春节，父亲一改过去敬天主、念圣经的陈规陋习，年三十吃年饭，领着全家人唱《社会主义好》；初一出方唱《东方红》。父亲还写了幅新春联。上联是“春光明媚，是共产党打下艳丽江山”，下联是“人面桃花，有毛主席带来幸福生活”，横批是“社会主义好”。

　　记得除夕夜父亲还对他说：“过去我信仰天主，可天主没有给我造福，家里总那么穷；现在我读了马列的书，懂得了只有信仰共产主义，跟共产党走，才有个人前途，大众幸福。”

　　这样的父亲他既敬重，又信赖；父亲对党，对社会主义绝对忠诚，绝不会有丝毫的不满，更不会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可是，父亲为什么不顾耽误他的学习，这样急于召他回去呢？这可是从来也没过的事呀？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胡沐仪怀着满腹疑虑回到矿区。在学校他没有见到父亲。一位老师告诉他：“你爸下放到选矿队劳动去了，就在井口附近。你到那里去找吧。”

　　胡沐仪心里一惊——“这是怎么回事？”

　　胡沐仪找到选矿队，远远地就看到了父亲。父亲正弓着腰，端着满满一箢箕选好的膏，挣扎着往矿车里倒。看到他那十分吃力的样子，胡沐仪紧赶几步跑上前抢过箢箕倒向矿车。

　　胡沐仪回转头再看父亲。只见他头发几乎全白了，脸上胡子拉茬又黄又瘦；两眼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变得浑浊起来；初夏了，还穿一身又破又脏的棉衣，那棉衣没纽扣，腰里系着根草绳，简直像个叫花子。胡沐仪看在眼里只觉得心中酸酸的。他喊了声：“爸！”眼睛就模糊了，再也说不出话来。

　　“回了。”胡德鹏答着又对儿子说，“下班了，我们回去吧！”说完就佝偻着腰先头走了。胡沐仪心思重重地在后面跟着。

　　回到宿舍，胡德鹏取出饭菜票让沐仪去大食堂打饭。转来的路上，胡沐仪顺便给父亲买了瓶酒、半斤炒花生——他想父亲累了，喝点酒可以解乏。

　　吃午饭时，胡沐仪本来有满腹的话要问父亲。但他见父亲默默地就着花生果，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酒，怕搅了父亲的食欲，只好耐着性子慢慢地扒着饭，等待着父亲开口。

　　吃过午饭，胡德鹏又喝了一缸子水，才开口对儿子说：

　　“让你赶回来是有件事跟你商量。眼下矿上正招工，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我想了好几天，觉得你也不小了，家里弟妹又多，生活也不怎么宽裕。你能不能退了学来矿里当工人？”

　　胡沐仪听了一愣，心想：父亲原来不是这样的。他总是勉励自己好好读书深造，将来做个有作为的人。如今怎么突然改变了初衷，要他中断学业去当工人呢？他连忙问道：

　　“您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能出什么事，这不是好好的吗？”胡德鹏答道。

　　“那您怎么下放到选矿队劳动呢？”

　　“锻炼锻炼嘛。”胡德鹏很勉强地笑了笑说，“上级有规定，干部每年都要下基层参加一段时间的劳动。”

　　“我看不像——您年纪这么大，身体又不好。再说，今年您又在筹办矿中，工作也忙。在这个节骨眼上，领导怎么会让你丢下工作去参加劳动呢？您，您是不是犯错误了？”

　　“别胡思乱想！”胡德鹏似乎生气了，对儿子说，“我能犯什么错误？”

　　“那您为什么要我退了学去当工人？”

　　“我不是跟你讲了，这是从家庭考虑。你当了工人可以让你弟妹多读点书。”

　　“您原先不是这样的，总叮嘱我专心学习，不用担心家里。再说我也不愿中断学业，去当一个普通工人。”

　　见儿子态度坚决，胡德鹏也不忍心逼他。他又想了想说：

　　“这样吧，既然你不愿退学当工人，我也不逼你。回学校后你再考虑考虑，实在不同意就算了。该上班了，我得先走。你歇一会回学校去吧。”

　　胡德鹏说完起身打开抽屉，取出五元钱递给沐仪，又换上那套“花子衣”佝偻着腰出了门。神情似乎十分沮丧。

　　胡沐仪看着陡见衰老的父亲的背影，止不住心酸的泪水直往下掉。但他仍然不能理解，父亲为什么这样急于让他退学去当工人。

　　回到学校，胡沐仪把父亲要他退学当工人的事，对安宁和秋芳讲了。他俩也都为他着急。

　　安宁说：“这事我知道，上星期回矿听胡校长说过。我还对他说，要当工人也得等你读完中学再说，半途而费太可惜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秋芳说，“你心气高，成绩也好。不读到中学毕业会后悔一辈子的。”

　　“唉！”胡沐仪苦着脸说，“我现在心乱如麻——不答应不安心，答应吧我又不甘心。就这么中断学业，我简直不想活了。”

　　“你千万别这么想！”安宁赶紧劝道。沉思了一会儿她又说：

　　“我看这样，你先给你爸写封信，好好谈谈你的想法。下周回矿，我同秋芳再去找胡校长说说。今后有什么困难我们都来帮你。”

　　“总的一句话，你千万不能中断学业。”秋芳也叮嘱道。

　　当天，胡沐仪就给父亲写了封长信。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您老是知道的，儿曾立志好好读书，努力深造，将来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对国家、对社会能有较大贡献，不辜负党和人民以及您对我的培养。您也一直勉励儿子刻苦努力，勤学上进……这次儿只好冒大不敬，违背您的一时之念继续学业，绝不中途休学去当一名普通工人……眼下，儿已自学了初三大部分课程，定将继续奋进，以优异的成绩回报您。经济上的困难儿也定会自行解决。上次假期帮工，我积了几个钱，本学期的费用您不必操心了。今后，儿还会利用假期去帮工争钱自筹费用的，绝不再拖累您……”

　　几天后又是一个例假。安宁返校后高兴地对胡沐仪说：“放心吧，你爸看了你的信，答应不再要你退学了。胡沐仪听了，压在心头的石头总算掉了下来。

　　谁知还没管到一个月，眼看就举行学年复习考试了，胡德鹏又托人给胡沐仪带来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沐仪儿：

　　带上行李，务必速归！

　　父字 年 月 日

　　胡沐仪傻了，心想，父亲肯定出事了。接信后他既没有告诉安宁，也没有告诉秋芳，只向肖老师打了个招呼说家中有急事，就慌慌忙忙地赶回了矿区。

　　胡沐仪来到宿舍，门锁着，不见父亲。他正准备去选矿队找，恰好隔壁钟老师从屋里出来。钟老师看到胡沐仪，连忙把他喊住：

　　“沐仪回了？来，来，来我屋里坐！”

　　“不了，我要去选矿队找我爸。”胡沐仪说着转身就要走。

　　钟老师忙说：“你爸不在选矿队了。”

　　胡沐仪一愣，转身问道：“您知道我爸哪去了？”

　　“你来，先进屋再说。”钟老师没有正面回答，只是一个劲地催促着。

　　钟老师是矿小的老教师，四十多岁，一向同沐仪父亲关系蛮好，也喜欢胡沐仪。经不住钟老师一再催促，也想从她那儿打听父亲的去向，胡沐仪便随她进了门。

　　钟老师搬了张凳子让胡沐仪坐下，回头又走到门口朝两边看了看，转身关上门，才叹口气对胡沐仪说：

　　“唉，造孽啊！你还不知道吧！你爸被打成右派了！”

　　“什么？！”胡沐仪觉得头顶上“轰”地一声，眼前一黑，险些从凳子上摔了下来。他赶紧定了定神，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连忙追问道，

　　“您说我爸是右派？”

　　“千真万确啊！”钟老师无可奈何地答道，“你爸刚才到‘矿办’办理手续去了，他今天就要离矿回家。”

　　“这，这怎么可能呢？”胡沐仪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钟姨，凭您说，我爸他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吗？！”

　　“唉，谁又不这样说呢？”钟老师边叹气边给胡沐仪倒了杯水，又拿了个小板凳在胡沐仪对面坐下说，“矿上的人都知道你爸是个好人，都为你爸抱不平。这全是那个‘六耳猴’造的孽！”

　　接着，钟老师就对胡沐仪讲了他父亲胡德鹏，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她说：

　　“也怪你爸太直，太不识人。这几年，他硬是把个‘六耳猴’当作知已，经常跟他一块喝酒，喝了酒么话都跟他说。我还劝过无数次，说候耀祖这人不地道，得提防点。可你爸就是不听，还说候耀祖工作积极上进心强，是块好料。他哪里知道，‘六耳猴’是个专想踩着别人的脊梁往上爬的货。来校一年他就气走了肖毅老师。当了教导主任后又瞅准了你爸校长的位子。尤其他同何菊仙那档事，你爸不但没帮忙还批评了他，他更是对你爸怀恨在心。”

　　说到这里钟老师起身倒了杯水，也跟胡沐仪倒了杯，坐下后继续说：

　　“这次运动一来，‘六耳猴’就向矿党委上交了一大本揭发你爸‘反党罪行’的材料——原来他早就专门用一个本子，把你爸平时同他喝酒说的话都记着，你爸却一直蒙在鼓里哩。矿党委看过材料后，决定把你爸作为这次运动的重点对像批斗。 在批斗会上，‘六耳猴’ 给你爸罗列了上十条‘罪状’。说你爸是教会学堂培养出来的天主教的忠实信徒，每天临睡前都要念几段圣经，还丢下工作跑到天主堂赶瞻礼敬天主。他说，像这样的人能跟共产党走，信社会主义吗？

　　“你爸说，天主教也是劝人积德行善不做坏事嘛，何况那都是过去几年的事，现在早就不念经了。

　　“‘六耳猴’说，你在心里默默地念谁知道？”

　　钟老师喝了口水，接着对胡沐仪说：“‘六耳猴’还说你爸里通外国，解放后还同国外神甫有通讯往来，有‘特嫌’。你爸说，那是他在教会学堂的好友，法国人，一同参加过抗日救亡。那人抗战胜利后就回国了。前几年是给他来过一封信，他没回信，怎么里通外国？

　　“‘六耳猴’说，你亲口对我说到现在你还十分怀念他。说明你起码在思想上里通外国。”

　　钟老师还告诉胡沐仪，“六耳猴” 硬说他爸曾恶毒攻击党委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她说：

　　“这件事我也知道。那是矿区党委的一位委员来学校检查工作。这位委员是工人出身，曾经是你爸在业余学校教过的学员。那天，他看到学校课程表上，一个老师一天只排了三、四节课，就对你爸说，我们实行的是八小时工作制，你们 一个老师一天只上三、四节课，还不到法定时间的一半，是不是太轻松了？你爸笑着拍了拍那位委员的肩膀解释道，你真是个外行，老师除了上课还要备课改作业，还要辅导学生，这都得花时间。细算起来，一天的工作时间怕还不只八个小时哩！谁知现在，这也被‘六耳猴’罗列成了你爸的一条罪状！”

　　钟老师顿了一会儿，又喝了口水，抑了一下激愤的心情才又开了口：

　　“不说别的，只这三条罪状就够你爸受了。其实参加批斗会的人都知道，‘六耳猴’给你爸罗列的所谓‘十大罪状’，没有哪一条够得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的甚至恰好证明了你爸对党的工作认真负责几乎到了忘我的境地。比如有一次，你爸跟负责宣传教育的宣传部长发生了一场争论，就是为了落实筹建矿中的经费。而现在也被‘六耳猴’拿来作为你爸反党的罪证。但谁又敢反对呢？弄不好扣你个包庇右派的帽子你还不得脱身哩。教过你们体育的王老师，就因为帮你爸说了几句直话，结果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听了钟老师的进述，胡沐仪似乱箭穿心，疼痛难忍。

　　他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像‘六耳猴’这种为了自己向上爬，不惜强词夺理，无中生有，恣意诬陷，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的人中败类，就是党的好干部，革命的中坚？难道硬是要把像他父亲这样，一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为党工作，为人民干事业的人推到敌人那边，社会就纯洁了？就光明了？就进步了？这是共产党的政策吗？

　　胡沐仪心中十二万分地疑惑着。

　　钟老师最后告诉胡沐仪，这次矿党委給他父亲的处分是开除公职，留用察看。他父亲倔，看到‘六耳猴’取代他当了校长，气就不打一处来，说：“我耻于与这种人为伍，宁可回家种地也不干！”便主动申请辞职离矿。

　　钟老师正说着，胡德鹏推门进来了。

　　胡沐仪看到须发全白的父亲更瘦了，背更佝了，两眼红红的充满血丝，心里一酸，哭了。

　　“哭什么？没出息！”胡德鹏对儿子吼了声又问：“行李带回没有？”

　　“没，没带回”。胡沐仪哽咽着答道。

　　“怎么不带回？”

　　“我，我还，还想上学。”

　　“还上什么学？你现在是右派的儿子，读多少书也没用的！赶快去学校拿行李跟我回家种田——讨个安逸！”

　　“矿上不是还留您工作吗？”胡沐仪又试探着问。

　　胡德鹏愤愤地答道：“当了婆婆当媳妇，我不干！”

　　“难道就这么完了？”

　　“不！我相信，共产党不会总这样让坏人整好人的。我一没有反党，二没有反社会主义，历史自会有公断！”

　　胡德鹏回答得斩钉截铁。

　　看到父亲还在气头上，胡沐仪什么话也不再说了。他向钟老师道过谢，当天就赶回学校办了退学手续，取了行李、书本，同父亲一道回了家。

　　厄运，就这样降临到了勤学奋进、志向高远的青年胡沐仪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