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 然而，经年的陈垢是难以在一夜之间清除干净的

　　灿烂的阳光下，漫山遍野的米兰花、蔷薇花、野百合，以及一些叫不出名的花花草草，千姿百态，争奇斗艳；层层梯田里，麦苗儿青青，菜花儿金黄。成片成片的紫云英，雾霭般在山间缭绕。悠闲无事的蝶儿们，身着盛装，在花丛中翩翩起舞；辛勤劳作的蜂儿们，采花酿蜜，在田野上四处奔忙；小燕子往来如梭，垒窝筑巢，准备哺育新一代；布谷鸟声声啼叫，催耕催种，提醒人们春来早——好一派沁人肺腑的明媚春光。

　　然而，被囚禁在“五七”农民政治学校隔离室的胡沐仪，此时却好似仍旧处在三九隆冬，浑身打着寒颤，心头一片冰凉。

　　在过去的一年中，胡沐仪的心同亿万中国人的心一样，历经了太多的震撼。

　　元月八日，周恩来总理逝世，整个中国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之中。梦阳城郊公社是周总春回大地，万物复苏。

　　理生前视察过的地方。这里的人们，对周总理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噩耗传来，人们痛哭号啕，悲声震天。虽然上面三令五申一再强调，禁止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但这个公社的干部群众仍然顶着压力，佩着黑纱戴着白花，在总理视察过的农民新村，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追悼大会。胡沐仪赶去参加了。他看到了禁不住的激情、锁不住的人心——周总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紧接着“四五”天安门事件暴发。刹那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乌云翻滚，杀气腾腾，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听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的当天晚上，胡沐仪禁不住找到龚长林寝室愤愤地说：

　　“那么多人被打成反革命！我真想不通，他们何罪之有？难道悼念这位人民的好总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也违法了，犯罪了？这是哪家的法律？”

　　龚长林赶紧关上门，小声对他说：“你也别太冲动，上头正在追查反革命哩——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没听说‘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看来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人民是该‘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了。一场生死决斗，必将在全国各地迅猛地开展起来！”

　　龚长林说到这里目光炯炯，神色异常坚定，恰似一名即将应召出征的勇士。

　　在龚长林的感染下，一种共赴国难，视死如归的激情，不禁打胡沐仪心底油然而升。

　　由于时局不宁，胡沐仪又推迟了婚期。自那以后的几个月内，他时时关注着时事的动向。平时，除了写一些有关的生产和支援地震灾区的新闻报道之外，对那些趋炎附势的稿件很少写了。为此，他多次受到侯耀祖的批评。

　　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逝世，更是惊天动地。顿时，悲痛与惊慌宠窧了十亿神州。

　　“中国人民离开了毛主席将由谁来指引，他又会将中国引向何方？”在九月十八日，通过电视转播的毛主席的追悼大会上，泣不成声的胡沐仪，同许许多多平凡的中国人一样，万分悲痛的同时，心中也禁不住一阵阵惶恐不安。

　　说实话在当时，胡沐仪对毛泽东的认识很矛盾。

　　毛泽东的确是一代伟人。他缔造了中国共产党，缔造了人民军队，缔造了新中国。他带领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把中华民族从深重的灾难中拯救了出来。他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位伟大的人物执政以后似乎就彷徨了，不知怎样才能使国家繁荣富强，使人民安居乐业。老人家好像更看重权力，时时担心有人篡党夺权，江山不固。尤其在暮年，似乎更加好斗了。今天开展一个运动，明天发动一场革命，带领国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来斗去，斗得国无宁日，家无宁日，人人自危。国民经济举步为艰，人民生活难以为继。

　　因此，对于毛泽东的逝世，胡沐仪既有深深的悲痛，又有着切切的期盼——期盼着一位杰出的领袖人物，能迅速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带出困境，走上一条康庄大道，实现祖国繁荣昌盛，民族兴旺发达，人民富庶安宁。

　　金秋十月，终于从首都北京传来大快人心的喜讯——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了！

　　喜讯传出，举国欢腾。人们纷纷敲锣打鼓，燃放烟花爆竹，举行盛大游行，载歌载舞，欢庆正义战胜邪恶，真理战胜谬误，欢庆党的胜利，祖国的胜利，人民的胜利！

　　在欢庆胜利的日子里，胡沐仪采访了好多干部群众，赶写了好多篇揭批“四人帮”的文章。尽管在当时，他同许多人一样，并不一定深入理解这场胜利的重大的、深远的历史意义。但他们仿佛都意识到，随着“四人帮”的倒台，中国历史上灾难性的一页已经翻了过去，一个再也让人不能忍受的年代终于结束了。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必将从此走向复兴。

　　他们欢呼，他们歌唱，他们高举起酒杯，彻夜痛饮，对未来充满无限的希望……

　　这年春节天气格外晴朗。大年初一艳阳高照。和煦的阳光照得人身上暖烘烘的。梦阳城游人如织。身着五彩缤纷节日盛装的男女老幼满街满衢。人们低声地叙说着，高声地谈笑着。姑娘小伙子们相邀着去看电影；爹爹婆婆们结伴儿去听大戏；小孩儿们“呯”“叭”地燃放着鞭炮、“冲天响”；还有的成群结队，去人民公园游玩观光。各类游乐场所人满为患。气氛热烈、祥和，一改多年以来人们在田间地头、水利工地过“革命化”春节的沉闷景象。

　　听说正月十五梦阳城要恢复元宵灯会——这可还是新中国成立那年举办过的呀！那一天，胡沐仪特地从五龙镇赶回家。他早早地吃过晚饭，就陪同新婚妻子宝珍，带着儿子，同村里人们一道进了城。

　　胡沐仪和宝珍是赶在春节前就把婚事办了的。举行婚礼那天，差不多全村人都来了。参加婚礼的除了亲属外，还有大队干部、学校教师、公社一些相好的同事。肖毅夫妻，龚长林、祝景生夫妻来了，连王子卿也来了。肖毅为他俩主婚，王子卿当了证婚人。婚礼隆重热烈而又俭朴。他母亲金玉珍一会儿给客人递烟，一会儿掺茶倒水，忙得乐呵呵的，见人都合不拢嘴。人们喝着茶、抽着烟、品着喜糖，纷纷称赞他俩不畏封建宗族禁锢，敢于冲破陈腐的传统观念大胆相爱。也感叹他俩爱情的曲折漫长、坚贞执着、矢志不移。

　　村里也有少数人反对他俩的结合，骂他俩违背祖训，大逆不道。就在举行婚礼的前两天，胡沐仪从公社回来正与宝珍在后园商量婚事。苕货突然带着一帮人闯了进去，上来就不由分说地将他俩绑了，要拉去游行批斗。幸亏胡腊生闻讯及时赶到才制止了苕货们的暴行。胡腊生对苕货们怒斥道：

　　“什么年代了？你们还想用族规来干涉人家婚姻自由？我告诉你们，他俩早已出了福，婚姻是合法的，是受法律保护的。如果你们胆敢对他俩的婚姻横加干涉，小心法律制裁！”

　　胡腊生虽然不当书记了，在村民中威信仍然很高，几句话就把苕货们镇往了。

　　当时还来了不少村民。大家纷纷斥责苕货一伙的胡作非为，直把他们责骂得红头脸赤无地自容，悻悻地溜走了。有了腊生和广大村民的全力支持，胡沐仪同宝珍的婚礼才如期举行。

　　元宵节那天晚饭后，胡沐仪同宝珍带着儿子来到城关天刚煞黑，五里长街灯火辉煌，家家门前都点起了五彩缤纷的花灯。有大红的宫灯、五星灯，有彩色的凤凰灯、鲤鱼灯、一字长蛇灯，还有八仙过海灯、三藏西游灯。盏盏制作精巧，形象逼真。有一户人家还特意制作了“四人帮”现形灯，将四个国贼描摹得丑态百出而又栩栩如生，博得广大观众齐声喝彩。

　　站在高处放眼望去。街道中间是黑压压望不到头的观灯的人群；两边的花灯，犹如两条巨大的火龙，在半空中欢快地游弋着、腾越着，气势恢宏十分壮观。乐得骑在胡沐仪脖颈上的儿子拍着小手直叫唤：“爸爸，爸爸，花灯真好看！”

　　听说还要举行游灯大会，胡沐仪赶紧领着妻子和儿子，挤过满街观灯的人群，好不容易才来到临街而居的大姨家。门前台阶上早已挤满了观灯的乡民。大姨和姨叔刚将他们一家引上阁楼在窗前占好位子，游灯大会就开始了。

　　起初隐隐约约，听到远处传来鼓号声、喇叭声、锣钹声、噼哩啪啦的鞭炮声。渐渐地响声越来越大，游行队伍也越来越近。待到队伍来到跟前时，各种声响震耳发聩。

　　“爸爸，爸爸！来了，来了！快看，快看！”儿子乐得跳着双脚直嚷嚷。

　　最前面，四名身着短装、挥舞着哨棒的精悍小伙，雄赳赳、气昂昂地勇往直前。他们是开路先锋。接着是彩旗队、鼓号队、锣鼓队。每队近百人，成四人一排齐步向前。锣鼓队后面是花灯队。每队一种花灯。莲花队全是莲花灯，鲤鱼队全是鲤鱼灯，都有好上百盏。不同花灯之间穿插着民间百戏。有秧歌队、腰鼓队，有高跷队、连响队，有武术队、舞狮队，还有彩莲船、蚌壳精……伴着各色响器边走边舞动着，歌唱着：

　　正月里来闹元宵，

　　见一位大姐绣荷包，

　　绣一个共产党好领导，

　　粉碎了“四人帮”乐呀乐陶陶。

　　…… ……

　　歌声唱出了万众的心声。顿时掌声雷动。掌声伴随着欢呼声、喝彩声，直向夜空冲去。

　　舞龙队来了！

　　舞龙队一到，两边店铺都燃起了烟花爆竹。在激越的鞭炮声、锣鼓声、人们的喝彩声中，龙灯舞动起来了！但见龙头紧追着绣球上下盘旋，带动龙身左右翻滚，龙尾随着龙身有力摆动，活似一条出水蛟龙腾空飞舞，引得满街喝彩声不断。胡沐仪同他的妻儿们手掌都拍疼了。

　　当晚，像这样的花灯队过了一拔又一拔，直到午夜才过完。

　　胡沐仪知道，这次灯展和游灯大会，是梦阳城关各街道及城郊乡民们自发办起来的。人们都说：“粉碎了‘四人帮’，我们又一次得解放，要好好地乐一乐！”

　　是啊！这么多年来，实在难得有一个真正让人们开怀喜庆的节日。往年，即使不在水利工地过年，春节至多也只能放假两、三天。初一一过，人们就得抓革命、促生产，去落实“开门红”了，谁还有心思过什么元宵，闹腾什么灯会？这年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节，县里为了让人们尽情抒发胜利后的喜悦，特许放假到元宵。于是，人们才得以红红火火地闹起灯会来。

　　然而，经年的陈垢是难以在一夜之间清除干净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在一些人的头脑中积淀下来形成的“毒瘤”，更难以割除。就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日子里，胡沐仪因为同江涛一道，给公社党委写了一封公开信，又给他带来了一场灾难。

　　那是元宵节后不久的一天。胡沐仪同江涛一道，去田家大队改梯田造小平原工地采访归来。他们路过公社“五七”学校时天已黄昏。忽然，从校内传出一阵凄厉的呼叫声。两人心里“咯噔”一下，好奇地拐了进去。

　　“五七”学校，全称为“‘五七’农民政治学校”，是侯耀祖来五龙公社任党委书记后开办的，校址就在原南山公社机关大院内。对这所学校的性质和任务，侯耀祖在公社三干会上是这样讲的：

　　“……‘五七’农民政治学校，是农村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阵地。是对农村广大干部群众，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引导他们深入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场所。它的任务就是教育农民。”

　　他指示：“学校要常年招收那些搞投机倒把、贩买贩卖等，一切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坏分子；那些擅自扩大自留地、搞家庭副业、一心想发家致富，走资本主义的‘犟脑壳’。把这些家伙集中到五七学校，边劳动边学习边开展革命大批判。直到他们思想改造好了，不搞歪门邪道了，规规矩矩干社会主义了，就发给他毕业证，让他们回去重新做人。”

　　他还强调：“今后各大队、生产队，社直各单位，只要是不安分守纪的、不服从领导的、吊儿郎当的，尽管往五七学校送。我们保管把他们调教得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再也不敢七想八想乱说乱动了……”

　　当时，正值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谁又敢对侯耀祖开办这样的学校提出异议呢？

　　打那以后，五龙公社“五七”学校就没空过档。常年有十几、二三十个“坏分子”、“犟脑壳”在那里学习。如果哪个大队有段时间没送人去，侯耀祖就会把那个大队的支部书记找去问道：“怎么，你们那里阶级斗争熄灭了？资本主义没有了？都赶上大寨了？能不能总结总结经验？”逼得人家非挖空心思绞尽脑汁，甚至昧着良心送个把两个“不安分”的人，去“五七”学校不可。

　　来“五七”学校学习的人生活当然自带，劳动当然不给报酬。学校对学员实行“三不准”——不准会客、不准写信、不准中途请假回家。所需口粮和生活用品全都由家人定期送来。公社还组织了一个民兵小分队，专门负责对学员监督管理。

　　学员们白天在持枪民兵监督下，到附近生产队或农田建设工地劳动；晚上集中学习，反省思想，交待问题，开展革命大批判。稍有不慎，还会遭到小分队民兵或其他学员的，“善意的开导”和“热情的帮助”。而这种“开导”和“帮助”，往往会使被帮助、开导者头破血流，皮开肉绽，跪地求饶。所以这天，当胡沐仪同江涛路过“五七”学校，听到校内传出一阵凄厉的呼喊声时，便拐了进去想看个究竟。

　　他俩走进学校，只见几十名“学员”排着队垂着头，端立在院内空地上，一个个鸦雀无声大气都不敢出。而院边的枣树上，用麻绳像捆粽子一样倒悬着一个人。早春的天气乍暖还寒，那人却只穿着一身单衣。几个五大三粗、如狼似虎的民兵围在树下，轮换着用皮带不断地朝那人劈头盖脸地抽着。直抽得那人杀猪般嚎叫着，苦苦地哀求着：“老人家们，别打了，别打了！我再也不敢了……”

　　胡沐仪走拢一看，发现被吊打的是伏虎台李家村的李长林。他赶紧向站在一旁，袖手狞笑着的民兵小分队长问道：

　　“这人犯了么事，你们要这样狠心吊打他？”

　　那队长傲慢地调转头，见是公社江干事和胡记者，立马转换了脸孔笑着答道：“这家伙跷死，来这里不好好学习，还茅苞包鳝鱼——开溜。今天好不容易才把他抓回来，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还硬不晓得学校的规矩咧。”

　　他正说着，在学校主持工作的公社组织干事小华，袖着手从办公室踱了出来。他一见江涛和胡沐仪，连忙打着哈哈迎过来：

　　“哟，是两位大记者呀！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来来来，屋里坐，屋里坐！”

　　江涛瞥了华干事一眼，没好气地说：“你们学校原来是这样教育农民的呀——请你叫他们快把这人放了！”

　　华干事望着江涛和胡沐仪，尴尬地笑着说：“这也是民兵们一时冲动——谁叫他不服管教偷跑的？害得几个民兵冒着寒风冷冻，捕了一天一宿才把他抓回。打他几下不过想出口气，让他长点记性。”说着，他转身向民兵小分队长吩咐道：“老牛，我看你们打也打了，气也出了。看在两位记者的份上，就把他放了吧——让其他人也都散了！”

　　看着民兵们把被打得鲜血淋漓的李长林从树上放了下来，又被两名学员搀扶着进了住室，胡沐仪这才同江涛一起跟随华干事进了办公室。

　　进屋坐定后，胡沐仪向华干事问道：

　　“刚才那人我认识，是我们大队李家村的。他到底犯了么事，被送到这里来的？”

　　“到我们这里来的能有多大事？要是杀人放火，早送到公安局了。”华干事边给他俩倒茶、递烟边答道，“据你们大队反映，他不上水利，竞跑去贩菜卖。队长发觉后批评了几句，要扣他的口粮。他不服，跟队长争了起来。队长报告大队，大队正愁没送人来这里学习，就把他送来了。他来了上十天表现还可以。谁叫他要偷跑呢？”

　　“既然表现好了，怎么不放了他？”江涛问道。

　　“不行呀！”华干事解释说，“侯书记在这里立有规矩，凡到这里学习的人，无论事大事小至少要学习一个月。没满月不准毕业。”

　　江涛听了气愤地说：“你们这哪是农民政治学校，分明是残害农民、对农民实行法西斯专政的集中营！”

　　“你这话也太过分了！”华干事有些生气了，“平时，我们对学员还是教育为主，很少采取过激的行动——今天当然是个例外。”

　　“好个例外！”胡沐仪也愤愤地说，“我们早已从来这里学习过的人那里了解到，像今天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再说，你们对学员实行‘三不准’，限制学员的人身自由，还派持枪民兵监督他们，强迫他们每天从事毫无报酬的繁重劳动。这同法西斯的集中营有什么两样？”

　　胡沐仪这番话，说得华干事哑口无言低下了头。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又抬起头苦着脸说：

　　“其实，我对这些搞法也不赞同。但这是侯书记立下的规矩。他时常对我说，群众只认得鼓眼睛将军，不认得闭眼睛罗汉。对这些刺头、犟脑壳，三句好话抵不上一嘴巴。他让我们这么干，我们怎敢违抗？不然，他又得批评我们对资本主义心慈手软，无产阶级立场不坚定了。弄得如今，好多人见了我不喊校长，都喊我看守所长哩。唉，我也是有苦难言哪！”

　　“事到如今你也该好好想想，”江涛进一步向他指出，“现在，‘四人帮’都被打倒了，该拔乱反正了，怎么还能这样对待无辜群众？“

　　“我也想改变这种搞法，甚至还想干脆把它撤了——来这里学习的人，大多犯的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根本不值一提。但我一个小小干事，见到侯书记那张脸心里就发怵，哪敢哪！”

　　“为了工作有什么可怕的？”胡沐仪见华干事那可怜兮兮的样子，忍不住说道。接着他想了想对江涛说：

　　“不然这样。今天我们回去后立即向党委建议，请党委审时度势，尽快把这所学校撤了。”

　　“好，就这么办！”江涛立马赞同。

　　华干事也说：“但愿侯书记能接受你们的建议。让我也能尽快从这个鬼地方解脱出来。”

　　那天，华干事留江涛和胡沐仪吃过晚饭，他俩又进一步向华干事了解了一些政治学校的内幕，赶回五龙镇时已经小半夜了。

　　然而回到公社，江涛和胡沐仪的心仍然留在“五七”学校，还都对李长林们，在那里遭到的迫害满怀义愤，一时睡意全无。于时两人一商量，便由胡沐仪执笔，连夜起草了一分给公社党委的联名信。信中写道：

　　尊敬的公社党委：

　　昨天我俩下队采访偶然经过公社“五七”学校，在那里亲眼目睹了令人十分心痛的一幕——光天化日之下，一个无辜农民被学校小分队民兵捆绑着吊在树上，当着几十位学员的面用皮带抽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打他的理由是：不服管教，企图逃跑。

　　目睹惨景，我们仿佛又回到了旧社会，看到黄世仁毒打杨白劳、彭霸天拷问欠债人。我们不禁要问：这难道是社会主义的农民政治学校，教育农民群众所应采取的手段吗？太可悲了！

　　诚然，这个名叫李长林的农民，是因为有问题才被送到“五七”学校的。可他有什么问题呢？据他们大队反映，他的那个“问题”真不值一提。仅仅是因为偷着贩卖了几次小菜误了几天工，生产队要扣他本来少得可怜的口粮，他不服，才被送到“五七”学校来的。

　　据我们了解，眼下在“五七”学校学习的学员，几乎全都是像李长林那样，犯了些鸡毛蒜皮小事的人。他们有的因为没完成鸡蛋统购任务；有的因为在荒地上多挖了几个南瓜窝子，扩大了一点菜园地；还有的是看不惯一些领导干部专横跋扈的工作作风，说了几句风凉话。当然，也有极少数是因为参加过几次赌博抺牌，或偷着搞了小买小卖的人。要说问题，顶多也不过是人民内部矛盾，没有一个算得上敌我矛盾的。

　　然而，他们来到“五七”学校遭遇怎样呢？说句不客气的话，简直像劳改犯，甚至连劳改犯都不如。劳改犯只是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国家还供给他们基本生活。而这些所谓的政治学校学员，在“三不准”的限制下，不仅没有了人身自由，连生活都还得自带，每天还要在持枪民兵监督下，去从事繁重的没有报酬的劳动。稍有不逊，就会招来一顿毒打。试问，这样的地方能叫农民政治学校吗？它同旧社会的监狱、法西斯的集中营，又有什么两样呢？

　　固然，在“四人帮”横行的昨天，我们有些同志受极左思潮影响，为了在农村实行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在对农民的教育问题上，采取了一些过激的、甚至是错误的做法，还情有可原。因为在那时，罪在“四人帮”，罪在“四人帮”极左的反革命路线。那么在今天，在“四人帮”已经被打倒，其反革命路线正遭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批判的今天，如果仍坚持用原来那一套来对待这些无辜的农民群众，就太不应该了。

　　为此，我们恳请公社党委，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同时，联系我社“五七”学校这个实际，认真反思，深刻检讨，当机立断，迅速改变“五七”学校的极左现状。我们建议，要么立即撤销，要么改变原来的搞法，把它办成能提高广大农民群众思想政治觉悟，提高他们的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学校。

　　总而言之，我们再也不愿意看到某些人像对待犯罪分子那样，对待这些无辜的、哪怕是一时还比较后进、甚至还很有些自私的农民群众了——到如今，他们还很贫穷，还缺衣少食，已经被“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残害得苦不堪言了啊！

　　第二天吃过早饭，江涛和胡沐仪就把写好的信，交给了公社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小陈。

　　陈主任本来对侯耀祖在“五七”学校的搞法很有看法。他看了信非常赞同，并极力主张将信公开。他对江涛和胡沐仪说：

　　“侯书记的为人你们还不清楚？如果我直接把信转给他，说不定他就捏了，还很可能断章取义，给你们捏造出一个什么罪名哩。弄不好你们会吃亏的。不如用大字把它抄写出来，作为一封公开信贴在机关大院内，让大家都清楚。也好造成一种声势，让侯书记和全体党委都能认真对待。如果你们有顾虑，抄好后我也在上面签个名表明我的态度。”

　　江涛和胡沐仪当即表示同赞。

　　正说着，公社妇联主任走了进来。她看过信也感慨地说：“公社‘五七’学校是越搞越不像话了。前天田家大队妇联主任向我反映，她们队有个新媳妇得了妇科病三天没上工地，就被送到‘五七’学校关了起来。那新媳妇由于中断了治疗引起大出血，险些送了命哩。我看‘五七’学校再这么下去，迟早会害死人的。等你们抄好了我也签个名。”

　　当天下午，这封由三男一女四人签名的、给五龙公社党委的公开信，就在公社机关大院内贴了出来。谁知信一贴出，竟然在公社机关乃至五龙镇，引发了一场批判五龙公社“小四人帮”的轩然大波。

　　本来，公社机关大多数干部及党委成员看过信后，对信中提出的问题都有同感，都说“五七”政治学校确实存在很大问题，应当立即停办。有人还在信上签了名，表示对公开信的坚决支持。然而，作为公社一把手的侯耀祖看过信后却大发雷霆，并且当着众多干部的面，煞有介事地叫嚷着：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当前阶级斗争多么复杂，多么尖锐，多么激烈啊！‘四人帮’居然搞到我们公社机关内部来了。”

　　他当即吩咐公社党委副书记王子卿：“你马上给我把信揭了，留作批判‘四人帮’的反面教材。让办公室立马通知社直各部门、各单位，今晚在公社礼堂召开全体干部职工大会，揭发批判这几个自动跳出来的小‘四人帮’，迅速对他们进行反击，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这伙人简直无法无天，公然恶毒攻击领导，这还了得！”

　　王子卿听了侯耀祖的吩咐，心中很不以为然，觉得他“拿根鸡毛当令箭——小题大做”，但又不便顶撞，只好领命而去。

　　在场的其他干部也都以惊异的目光，瞅了瞅近乎歇斯底里的侯耀祖，愤然散去了。

　　晚上，公社礼堂灯火通明。前来参加会议的社直各机关单位干部职工，陆续走了进来。人们纷纷相互打听着，议论着：

　　“又出么大事了，这么紧急地召开大会？”

　　“谁知道呀，兴许上头又有么新精神哩。”

　　“听说我们这里也出了个‘四人帮’，要批斗哩。”

　　“唉，‘四人帮’早打倒了，还这样批来斗去的，么时才能安定啊！”

　　…………

　　晚上八点多了，参加会议的人差不多都到齐了，礼堂里挤得满满的，然而主席台上却还空荡荡的，会议迟迟不能开始。原来此时在公社小会议室里，党委预备会还没结束，一场争论还在激烈地进行着。争论双方，主要是党委书记候耀祖和宣传委员龚长林。

　　龚长林去年年底去了地委党校理论班学习。理论班昨天才结业。他是今天下午刚赶回公社的。看了胡沐仪们写的公开信，他觉得措辞虽然过于激烈，但本意是好的，问题也提得敏锐，是当前急待解决的。当时，龚长林本打算同侯耀祖个别交换一下意见，建议他正确对待这封信，取消的批判大会。准知侯耀祖根本不给他时间，他只好把问题带到了党委预备会上。

　　预备会一开始，侯耀祖就气势汹汹地讲道：

　　“今天发生的事大家都清楚。江涛这伙人——还有个别党委成员在内，胆大包天，狂妄至极，竟敢诬蔑党委利用‘五七’农民政治学校残害农民！我看他们几个是不想活了！莫看粉碎了‘四人帮’，就由着他们胆大妄为、无法无天，不把党领导放在眼里。那是痴心妄想！

　　“今天这个预备会，就是要全体党委成员统一思想、统一口径，一致对待江涛他们的反党言行。在即将召开的机关干部职工大会上你们人人都要讲话，个个都要发言，一定要稳准狠地把以江涛、胡沐仪为首的，这伙‘小四人帮’的嚣张气焰打下去！”

　　侯耀祖的话音刚落，龚长林就发言了，他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认为，侯书记对江涛、胡沐仪们给公社党委的这封信态度是错误的。把他们说成是我们公社的‘小四人帮’，甚至还要召开大会对他们进行批判就更不该了……”

　　“看来，你今天是专门为他们打掩护来了。”龚长林刚说了两句，侯耀祖又抢过话头气鼓鼓地说，“我倒要听你说说，我对这封信的态度有么错，把他们说成是‘小四人帮’有什么不对！”

　　龚长林瞅了瞅侯耀祖那专横跋扈的神情，还是耐着性子说了下去：“我认为江涛他们在信中指出的，公社‘五七’学校存在的问题，并没有什么不对。其实我、还有几位党委成员早有同感。记得我曾在党委会上提出过，只是没有引起你的重视。”

　　龚长林顿了顿，接着说：

　　“正于江涛他们指出的那样，我们每个党委成员，都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如今粉碎‘四人帮’好几个月了，我们的一些思想观念也该有所改变了。如果仍然像原来那样，大谈所谓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动不动就把人家送到‘五七’学校关起来整，甚至捆绑吊打，是会犯错误的。因此我认为，江涛们向党委提的建议不仅没有错，还很及时。我们只能虚心接受，认真改进，怎么能横加指责，甚至扣帽子、打棍子呢？所以我建议，今天这场所谓批判‘小四人帮’的大会，要么取消，要么把它变成一场虚心接受群众批评建议，在我们党委内部，肃清‘四人帮’反革命路线流毒和影响的动员大会。”

　　听了龚长林的发言，几个党委成员正准备了附议，侯耀祖却阴阳怪气地说：“我看龚老弟，你是不是太感情用事了？因为胡沐仪是你的同学，他和江涛如今又都是你的部下，你就放弃原则，千方百计袒护他们了。”

　　“你这说的么话，侯书记？”龚长林生气了，“是的，不错，我对他俩是很有感情。因为他们出色的工作，我还很看重他们。但这绝不能代替原则。再说，如果他们真有什么问题，我一个小小的公社宣传委员也袒护不了。问题是他们给公社党委写的这封信，根本就没错！”

　　侯耀祖把脸一板，强词夺理地指责龚长林：“你说没错就没错？他们明目张胆写公开信，贴大字报，恶毒攻击党的一元化领导，恣意诬蔑对农村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五七’学校，是国民党监狱、法西斯集中营。这错误还小？还不严重？我看这不仅是错误，简直是反动，反动透顶！我问你，我们‘五七’学校残害过多少农民，又整死了几个人？”

　　这时，不知是哪位党委成员嘀咕了一句：“若是当场整死了人，那就更不好说了。”

　　侯耀祖调头瞟了一眼，没看清是谁，脸色更加阴沉起来。

　　龚长林又满怀激情地说：“不管他们采用了什么形式，言辞如何尖锐，但本意是好的。他们在信中反映的情况，不仅都是事实，还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应当怎样对待农民群众。

　　说到这里，他又提高了嗓门，大声说道：“农民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姊妹，是革命的中坚力量。革命战争年代，没有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革命不可能成功。现在我们搞社会主义，应当千方百计引导农民走富裕之路，使他们能够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可是多少年来，直到如今，我们有些党员干部，总是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农民。定下种种清规戒律、条条款款，不准他们这样，不准他们那样，硬要逼着他们在自己随心所欲画定的圈子里跳来跳去。甚而一有所谓‘僭越’行为，就像对待敌人一样，对他们捆绑吊打刑讯逼供。而对他们的贫穷落后、缺衣少食却熟视无睹，不闻不问。试问像这样的干部，还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气味吗？”

　　龚长林这番义正辞严的发言，更使得侯耀祖恼羞成怒。只见他气急败坏地向龚长林斥道：

　　“你，你不要在这里大放厥词，危言耸听！我看你不是思想反动，起码是右倾保守。毛主席早就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还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即使我们有时对群众采取了一些过激的行动，那也是恨铁不成钢嘛！”

　　“那你为什么要对江涛他们在信中说的一些过激的话，耿耿于怀，抓住不放呢？”

　　“这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他们可是别有用心地攻击党委领导！”

　　“何以见得呢？再说，在你领导下的党委就不犯错误吗？”

　　……

　　龚长林同侯耀祖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其他党委成员也渐渐加入了进来。大多数党委成员站到了龚长林一边，认为不应该对江涛们采取敌视、打击的态度，还有的对侯耀祖不经党委讨论，就把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小陈排除在党委会之外，提出了异议。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大礼堂里满座的干部职工还急切地等待着。党委副书记王子卿急了，忍不住对侯耀祖提议道：

　　“我看今天这场争论一时也得不出什么结果。干部职工大会就算了吧？”

　　“不行！”侯耀祖猛地站起身，不容置疑地说，“大会照开，既定的议程照样进行——难道‘四人帮’被打倒了，就不要阶级斗争了？不批资本主义了？对反动思想不闻不问任其泛滥了？我看有些人就是心慈手软，右倾保守到了极点——这也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龚长林也猛地站起身，愤愤地对侯耀祖说：

　　“如果你执意要召开这次大会，坚持要把江涛们当作‘小四人帮’来批，那我只好保留意见恕不奉陪了！”

　　龚长林说完调转身迈开军人雄健的步伐，愤然离开了预备会场。

　　那天晚上，在专横跋扈的侯耀祖一意孤行下，五龙公社社直单位干部职工，批判以江涛、胡沐仪为首的‘小四人帮’大会，还是紧锣密鼓地召开了。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侯耀祖倒没有叫人把江涛、胡沐仪揪上主席台。主持会议的王子卿宣布会议开始，侯耀祖便夸大其辞、危言耸听地在大会上，狠狠发泄了一通：

　　“同志们哪，要提高革命警惕呀！别以为粉碎了‘四人帮’就天下太平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当前阶级斗争还是十分尖锐、十分激烈、复杂的。不信你们看，在我们公社机关内部就有那么几个人，打着给公社党委提建议、为民请命的幌子，拉帮结派，结党营私，采取极其卑劣的手段，恶意攻击党的一元化领导，把我们党委领导下的‘五七’农村民政治学校，诬蔑得漆黑一团，一无是处……

　　“……我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决按他老人家的既定方针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在侯耀祖讲话时，坐在会场下面的胡沐仪几次要跑上台去同他理论，都被一旁的江涛和办公室主任拦住了。他俩对他说，刚才龚委员嘱咐过，让他姓侯的尽情发泄吧。群众眼睛是雪亮的，真理是批不倒的，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侯耀祖发泄完后，又有几个由办公室临时安排的、不明真像的单位代表，言不由衷地将胡沐仪们胡乱批了一通，大会就草草收场了。大会自始至终除了侯耀祖外，再没有哪个党委成员发言。

　　谁知批判会后，侯耀祖仍然不放过江涛、胡沐仪他们。第二天，他就指使公社武装部长派人，把江涛、胡沐仪等四人，以及后来又在公开信上签了名的干部，统统送进了“五七”学校，办起了专门学习班，勒令他们深刻反省，等待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