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也是冤家路窄

　　胡沐仪离开学校，到公社当乡村“土记者”，是他临改转正未果之后的事。

　　七十年代初，空前暴虐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阶级斗争之弦依然紧绷着。然而，在疮痍满目的祖国大地上，“抓革命，促生产”的呼声，似乎愈来愈响了，而且这一口号的内涵，也发生了很大的偏转。

　　在此之前，所谓“抓革命，促生产”，其实是“革命”压倒一切，生产只不过是个缀词。当时，不是有人鼓吹，“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而然就上去了”，还用得着“促”吗？如果你讲生产，就会有人给你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斥责你“想用生产压革命”，把你“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去他妈的，老子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到了七十年代初，人们仿佛开始意识到一门心思“抓革命”，终究填不饱十亿人的肚皮，生产还是实在些。然而又“圣命”难违，也不得不祭起“抓革命，促生产”这面“圣旗”。只是不显山不露水地将其内在含意转移了，让其重心渐渐移到了生产上，使所谓“抓革命”逐渐成为，抵挡那些喝西北风都能长膘的“革命健儿”们的护身符而已——人心所向啊！

　　同样一面旗帜，各有各的耍法，各有各的用途。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举世无双。

　　于是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又悄然被炒作起来，而且声势越来越大。科技、教育也开始复苏。一所所大学逐渐恢复招生。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也被重新提起。只不过一时还摆脱不了极左思潮的干扰，从一开始就显得盲目，显得畸形，脱离实际。

　　譬如教育，连小学几乎全都靠农民自办的广大乡村，就提出要普及中学。霎时间，普通中学、农业中学、耕读中学、夜中学，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甚至于有的大队小学，也戴上了中学帽，开设了初中班。在人口还不到四万的五龙区，形形色色的中学，一下就办起了十多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大有当年大办钢铁之势。显然，这些只讲形式，不注重内容；只讲名义，不注重实际的所谓中学，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就当时而言，确也很有些振奋人心。

　　鉴于以上形势，国家也逐步出台了一些促生产的政策措施。措施之一就是“临改”。

　　所谓“临改”，就是通过推荐选拔，有计划地将一些长期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临时人员，逐步转为国家正式职工。其中教育系统也拨了一批民办教师转为公办的指标。五龙区一下就分了二十个。

　　当时正是暑期。胡沐仪参加全区教师业务培训，担任着数学科的辅导。

　　这天晚上，胡沐仪正冒着暑热和蚊虫叮咬，俯在灯下备课。他的中学学友龚长林忽然跑来，喜滋滋地对他说：

　　“伙计胡沐仪，你的运气来了！”

　　龚长林是先一年从部队转业的。他在部队干到营教导员。转业回到县里，被分来新开办的五龙高中当了校长。这两位挚友又时常聚在一起了。

　　“我能有什么运气？”胡沐仪一边起身给龚长林让座，一边说道。

　　龚长林坐下掏出香烟，递了一支给胡沐仪，自己也衔了一支，点燃后说：

　　“刚才我在区上，参加了研究这次民转公推荐人选的会。会上，大家第一个推荐的就是你。这不，肖委员让我把推荐表都给你带来了。”

　　龚长林说着，就从兜里掏出一册表递给了胡沐仪。胡沐仪接过一看，一时禁不住心花怒放：“啊，十年了！我终于就要成为一名正正规规的人民教师了！”

　　龚长林望着胡沐仪那股兴奋劲，也欣慰笑了。

　　是啊，十年了！十年的民师生涯，十年的风霜雨雪、春秋冬夏，胡沐仪辛勤耕耘在民办教育泥筑的讲台上，人不到三十，就鬓发斑白了。

　　十年间，他除了在大队民校执教，还办过夜校，教过耕读，背着块小黑板每天往返二十多里山路，到三个教学点搞过跑教。他培养了伏虎台第一名大学生，第一名解放军团级军官。然而他每年所能得到的，还抵不上生产队一个壮汉的收入。记得有一年实行谁读书谁出钱，大队不补贴工分，民办教师的报酬全靠从学生中收取。结果一年下来，学校只给每个教师发了二百斤稻谷、六十元钱，维持不了一个人半年的生活。不仅待遇菲薄，职业也不稳定。十年间，他就历经了两落两起。如今，听说自己即将成为公办教师了，就要捧上“铁饭碗”了，就能每个月领取三百五十大毛工资了，叫他怎么不激动，怎么不兴奋呢？

　　龚长林接着告诉胡沐仪：“刚才我跟肖委员商量了，你一转正，就把你调来高中任教。”

　　“不行，不行。”胡沐仪连忙摇着头说，“我中专都没毕业，这么多年一直在小学任教，教初中还刚起步，哪能一下就教高中！”

　　“你不行谁又行呢？”龚长林鼓励道，“你这次负责中学教师培训，就搞得很好嘛！”

　　“这也是你们硬赶着鸭子上架呀！你不晓得我有多吃力，备一节课要花上几倍的时间。”

　　“呃，你也别太谦虚嘛！我看，你比我们学校那几位教数学的就强。上次，局里发的那份考核中学教师的卷子，你半个钟头就作完了，还得了满分。我们学校那几位，哼，考完后相互讨论了半天，还有两道题没弄通哩。”

　　“话可不能这么说。人家可都是正牌大学生，只不过一时思路不对而已。”

　　“什么正牌大学生，他们一进大学就赶上文化大革命，成天忙于写大字报、搞大串连、大批斗，大打派仗，规规矩矩上过几天课？”

　　“也是呀，”胡沐仪不禁感叹道，“他们是被耽误了啊！”

　　顿了一会儿，龚长林又对胡沐仪说：

　　“眼下教育发展快，学校办得多，而师资力量却严重缺乏，真正合格的教师又有几个？有人说，只要能查新华字典就能教语文，会打算盘就会教数学。还说要让工人、农民上讲台讲政治课、劳动技术课。这当然都是諢话。应急的办法只有加强自学，加强培训。让好的小学教师升格教初中，初中教师升格教高中。不行就现买现卖。干中学学中干嘛。伟大领袖不也说过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吗？凭你这么多年自学的功底和钻劲，我相信你能胜任高中教学。你就好好准备准备吧。”

　　听完龚长林的这番肺腑之言，胡沐仪认真想了想说：“那好吧，如果真能转正，我就来试试。”

　　当天晚上，两位亲密的学友在灯下聊了大半宿，两颗火热的心，都为着眼前教育的盲目发展而忧虑着。最后，胡沐仪填好表交给了龚长林，才各自休息。

　　这天夜里胡沐仪做了个梦。梦见红日当空，他阔步走在宽广的大道上，眼前一片光明。

　　十天之内，五龙区就为胡沐仪等二十名民转公教师，办好了所有推荐手续，经区委审查后一起报送到了县教育局待批。谁知没过几天就传来消息说，在县教育局审批的最后关口，胡沐仪被刷掉了。

　　得知这一消息，区委宣传委员肖毅心急火燎。他急忙赶到县教育局，找到负责民师转正的侯耀祖问道：

　　“局里为什么要把胡沐仪刷了，难道就因为他父亲是右派？”

　　“这还不够吗？”侯耀祖答道，“上级明文规定，这次民转公对象，主要指那些出身贫下中农家庭的优秀民办教师。”

　　自那次县大学习班后，在军代表的力举下，侯耀祖被从县革委会办公室主任的位子上撤了下来，重回教育局当了一名副局长。这次，他恰好主管全县民师转正工作。

　　肖毅见侯耀祖想在父亲是右派问题上，卡胡沐仪，便对他说：

　　“这个问题我找局长谈过，局长说得很明确。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只要胡沐仪一贯表现优秀也可以转。何况他父亲去世十多年了，你总不能让他一辈子受株连吧。”

　　“谁说让他一辈子受株连了？”侯耀祖说着又使出了一招，“现在的问题是他不仅是个右派分子的儿子，还在填表时隐瞒了一个重要事实，被基层组织反映上来了。”

　　侯耀祖的话使肖毅感到蹊跷，他连忙问道：“胡沐仪隐瞒了什么？谁反映的？我怎么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事还多哩！”侯耀祖阴阳怪气地白了肖毅一眼，心里说。接着，他煞有介事地告诉肖毅：“是关于胡沐仪父亲的死。胡沐仪在表中填的是‘病逝’，可基层组织审核意见栏中，填的却是‘畏罪自杀’，你想像这种情况，局党组审批能通过吗？”

　　肖毅一听大吃一惊，赶紧问道：“有这回事？”

　　“我还骗你不成！”侯耀祖不屑地答道。

　　“不对。”肖毅心想，“胡沐仪的表我审查过，审核意见也是我签的，而且只签了‘同意转正’四个字，绝没有其它文字。”但他转念一想，“是不是有人背着我搞了鬼呢？不行，我得看看。”于是，他对侯耀祖说：

　　“请你把胡沐仪的档案拿来我看看，看上面到底有没有这几个字。”

　　“有这个必要吗？”侯耀祖忙答道。

　　肖毅理直气壮地说：“区委审核意见是我签的。而我，除写了‘同意转正’四个字外再没有写任何文字。怎么会出现‘畏罪自杀’的字样呢？作为区委委员，又是当事人，我不仅必要，而且有权利、有责任了解事实真像！”

　　“不行！”见肖毅坚持要看档案，侯耀祖耍起赖来，“档案已经不在我这里了。”

　　“你入哄谁呀！”肖毅轻蔑地说，“既然胡沐仪被刷下来了，他的档案肯定还留在你这儿，难道你敢销毁？如果你不肯拿出来我找局长去。”

　　肖毅说着转身就朝门外走。

　　侯耀祖见肖毅真要去找局长，只好将他拦住：“那好吧，看就看呗——反正这意见是你们区上人签的。”说着，起身从档案柜里取出胡沐仪的档案递给了肖毅。

　　肖毅接过档案打开一看，只见推荐表中基层组织审核意见栏里，果然被人用红色铅笔赫然加了八个大字：“右派父亲，畏罪自杀”。他一下愣住了。

　　是啊，在当时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荒唐年代，自杀就是所谓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行为，何况还是“畏罪”！这的确不是个小问题！难怪胡沐仪转正没被通过。然而事实呢？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呀！

　　想到这里肖毅气愤极了。他质问侯耀祖：“这是谁干的？诬陷，诬陷，纯粹是诬陷！”

　　“我不是说了吗，”候侯耀祖一本正经地答道，“问题是你们下面反映的，谁干的，我怎么知道？”

　　肖毅又拿起档案仔细辨了辨，他明白了，顿时，心中怒火直往上冲：“这个汪为民，太阴毒了，竟血口喷人！”

　　原来在五龙区，民师转正是由宣传干事汪为民具体办理的。从笔迹上看胡沐仪档案中的那八个字毫无疑问，是汪为民在区委审查后私自加上去的。

　　肖毅稍稍平息了一下心中的恼怒，又问侯耀祖：

　　“胡沐仪档案中，不是有他们大队出具的，证明他父亲是病死在水利工地上的材料吗？再说，你还在那儿当过公社党委书记，应该听人说起过，就不能帮忙澄清一下？”

　　“是的”，侯耀祖说，“大队证明材料我看过，我也听说过他父亲是病死的。但对于你们基层反映上来的问题，我怎么能随意否定呢？”

　　见侯耀祖推托着，肖毅忽然想起文革初期，侯耀祖同胡沐仪的那段过节，意识到他侯耀祖一定还耿耿于怀，是不会给胡沐仪帮这个忙的。于是他说：“不行，我去找局长，一定要帮胡沐仪澄清这个问题。”

　　“现在去找局长，恐怕已经迟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侯耀祖幸灾乐祸地告诉肖毅：“胡沐仪这个指标，早被局长安排给别人了。”

　　“安排给谁了？”肖毅连忙追问，“怎么能随便把我们区的指标给别人？”

　　“没给别区呀，还是胡沐仪那个学校的，叫胡汉清。据说，是局长在那儿住队时的一个老房东的儿子。”

　　“这事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是局长亲自让汪为民办理的。通没通过你我也不知道。不过已经报人事局批了。”

　　“岂有此理！”肖毅一听火了。他义愤填膺地说，“对长期从事民办教育的优秀教师，你们东一个理由，西一个理由，千方百计卡着不转，却让一个初中还未毕业，教书不到一年的小青年，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转了正，连个招呼都不打。你们这样草菅人事，扎起架子欺负一个无辜的人，难道就问心无愧吗？”

　　“这不关我的事，”侯耀祖赶紧洗刷自己，“我只是按照上面和下面的意见办。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在中间搞了什么鬼。”

　　“搞没搞鬼，你自己心里清楚！”

　　肖毅狠狠地瞪了侯耀祖一眼，丢下这句话，就怒气冲冲地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望着肖毅愤然离去的背影，侯耀祖虽然满脸奸笑，心里却一阵发虚。

　　肖毅怀着满腔义愤回到区上，当即把汪为民找到办公室劈头就问：

　　“汪为民，胡沐仪的政审材料是不是你去调查的？谁告诉你他父亲是畏罪自杀的？你跟胡沐仪还是老同学，为什么要背后诬陷他？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会给他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带来多么大的伤害？……”

　　肖毅这一连串的责问，把个汪为民问得张口结舌，红头脸赤。过了好半天他才嗫嚅着说：“是，是我送档案到局里，听，听侯局长说的。那，那八个字，也是他，他让我写上的。当时我忘了带笔，用的还是他的红铅笔。他还批评我们调查不深入，有庇护右派子女之嫌。”

　　听了汪为民的解释，肖毅不禁拍案而起，愤然骂道：“这个‘六耳猴’，人面兽心的东西！我就知道准是他干的。”

　　办公室的人也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这个侯耀祖，太专横了！”

　　肖毅回过头来又责问汪为民：“当时，你怎么不跟我打个电话，通个气呢？还瞒天过海，偷梁换柱，背着区委把指标给别人了！”

　　“这，这也是侯局长的主意。他对我说，胡沐仪是你的得意门生，让你知道了，你一定会帮他混过去的，我，我就没，没告诉你。”

　　汪为民这一说，办公室的人都生了气，纷纷指责他说：“你也太胆大了，这么大的事，瞒得了吗？”

　　肖毅强压着满腔的怒火，对汪为民说：“看来，你是同姓侯的串通一气了。真不知道你们同胡沐仪有什么深仇大恨，要这样联起手来陷害他！”

　　然而怒归怒，肖毅心里清楚，生米已经被他们煮成夹生饭了，胡沐仪这次转正算是泡了汤——面对抓阶级斗争宁左勿右的大形势，他也感到回天无术。

　　傍晚肖毅回到家中，见妻子秋芳正同龚长林说着话，知道长林是来打听胡沐仪转正的消息的。他同长林打了个招呼，就一屁股塌在桌旁的椅子上，默默地抽着烟——他不知道该怎么对他俩说，心里烦着哩。

　　秋芳和龚长林，见肖毅进门就坐在那里一个劲地抽烟，知道胡沐仪的事准没跑通。他俩很想了解实情，一时又不知道该怎么问，也只好耐着性子等着。

　　三人静静地坐了好一会儿。见肖毅还不吱声，秋芳起身给她倒了杯水，又拿起桌上的烟，递了一支给龚长林，才开口问道：

　　“还没吃饭吧，我去给您热热？”

　　“气都气饱了，还吃什么饭！”肖毅拦住朝厨房走去的秋芳说。

　　秋芳回转头又问：“情况到底么样，你说个话呀！未必硬是没希望了？”

　　龚长林也开口问道：“局长不是答应说，只要胡沐仪表现一贯好，是可以转正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唉！”肖毅这才长叹一声说，“看来胡沐仪倒八辈子霉了，有好事总有人捣鬼！”

　　“又是哪个捣鬼？”

　　“还有谁？侯耀祖呗！也是冤家路窄。”肖毅接着告诉秋芳和龚长林，“侯耀祖指使汪为民，在胡沐仪的推荐档案中无端地加上了‘右派父亲，畏罪自杀’八个字。你们想想，有了这八个字，局党组审批通得过吗？”

　　“这个‘六耳猴’，真他妈的不是东西！”龚长林听了，禁不住愤然骂道。

　　原来龚长林早就从秋芳那里了解到‘六耳猴’何许人也。知道他如何陷害胡沐仪的父亲成了右派；如何逼得安宁走投无路远走他乡；又怎样强占了小方老师，也就是方志新的妻子的。对于‘六耳猴’。他同秋芳们一样，早就恶恨在心。

　　秋芳又问肖毅：“难道就没去找局长，向他把事情讲清楚？”

　　“讲清楚又有什么用？他们已经把这个指标给别人了。而且为了气胡沐仪，给的还是同校的一位叫胡汉清的小青年！”

　　“他妈的，这家伙做事也太绝了！”龚长林又愤愤地骂了句。

　　秋芳也担心地说：“胡沐仪知道这回不但转不了正，还让死去的父亲无端遭人诬陷，不知该多伤心哩！”

　　“下午，胡沐仪来区上找过我。”肖毅说，“我把情况都对他讲了。他一听脸都气乌了。对我说，他要去找姨叔帮他把事情讲清楚——他姨叔如今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胡沐仪姨叔我知道，”龚长林说，“在我们老家当过区委书记，人很传统。我看未必肯出面帮胡沐仪说话。”

　　“那倒不一定，”秋芳说，“他姨妈、姨叔一向很关顾他。这又不是个小事，不会不管的。”

　　“但愿他姨叔能出面帮他说句话。眼下，这是胡沐仪唯一的希望了！”肖毅说着又问秋芳，“家里有酒吗？弄两个菜，我同长林喝几盅——心烦了一天，我连中午饭都没吃哩。”

　　“你怎么不早说！酒、菜都有，我这就去弄。”

　　秋芳埋怨着去厨房弄酒菜去了。肖毅同龚长林一边抽着烟一边继续说着。他俩一个是胡沐仪的师长，一个是他的挚友，都冀望着他姨叔能帮他澄清问题，早日实现他多年的期盼。

　　然而，师长和挚友的冀望，最后还是落空了。

　　那天，胡沐仪从肖毅口中得知，自己在县教育局被刷下来的原委，心中既沮丧又气愤。他怀着满腹的冤屈，立即向县城赶去。他要向小姨和姨叔倾诉自己的冤情，请他们出面为他澄清事实。他相信两位关心他、爱护他的亲人，一定会给他帮这个忙的——他们不仅清楚他父亲是怎么死，还都能在教育局说上话。

　　胡沐仪赶到小姨家时，街市上灯早亮了。小姨和姨叔都在家，他们正为胡沐仪转正的事心烦哩。

　　身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又是主管文教卫的姨叔，参加了这次民转公教师审批会。他看了胡沐仪的推荐档案，发现了档案中被人加上的那八个字。但为了避嫌，他没有点明自己同胡沐仪的关系，只是对教育局长说：

　　“这人的父亲我清楚，我在他们那里住过队。听说他父亲是五九年饿死在水库工地的。怎么会是畏罪自杀呢？”

　　教育局长连忙问侯耀祖：“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六耳猴’知道副部长同胡沐仪的关系，但他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对局长说：

　　“这八个字是他们区上审核时批的。”

　　“区上反映上来的未必都是实情。”副部长又说，“保不定有人在捣鬼。我建议你们派人再核实一下。可不能冤枉人家，误了人家的前程！”

　　“是，是。一定派人下去核实。” 侯耀祖连连答着，把胡沐仪的档案搁在了一边。

　　事后，侯耀祖当然没有派人下去核实——有这个必要吗？这八个字本来就是他无中生有，指使汪为民加上去的——反而拉拢局长背着副部长来了个偷梁换柱，让胡汉清顶替了胡沐仪。等到副部长再过问时木已成舟，为时晚矣。

　　他小姨知道后，把他姨叔很埋怨了一顿。说：“亏你还是个副部长，正管着他们，连这点事都办不了。你就不能明说胡沐仪是你姨侄？”

　　他姨叔生气地说：“我是共产党员，又是领导干部，怎么能那样做？那不是让人说我褊袒自己的亲戚吗？”

　　“就算沐仪不是你亲戚，是个外人，你了解情况，也应帮他澄清事实呀？”

　　“我不是跟他们讲了吗？谁知他们竟敢对我阳奉阴违！”

　　“你以为人家都像你一样廉洁奉公，直来直去？如今凡有点权的，有几个不为自己的子女、亲戚谋点好处？就你，阳草灰掉下来怕砸了脑壳！”

　　“人家怎么样我管不着，反正我要对得起我的入党誓言。”他姨叔斩钉截铁地说道。

　　“不行，”小姨说，“你不肯出面我出面。明天我去找局长！”

　　“你现在去找也迟了。”他姨叔告诉他小姨，“人家把名单早报人事局批了，一个多余指标都没有。”

　　胡沐仪一听这话，像一下子掉进冰窟窿一样，浑身冷了半截。但见小姨和姨叔为他的事争得脸红脖子粗，只好强忍着内心极度的痛苦，反倒安慰起二位老人来了。他说：

　　“您们不必为我操心了。转正是教书，不转正也是教书。眼下民办老师多哩。不转正留在大队小学，还能对家里多照应些。”

　　小姨和姨叔听了，知道胡沐仪说的是宽心话，心里酸酸的，不是滋味。

　　姨叔说：“沐仪，不是叔不帮你，实在是有些人太可恶！他们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着你又是一套；口里高喊‘马列’，背后却尽干些违背‘马列’的勾当。别看我是个副部长，有时还真斗不过他们哩。好在教育还要发展，往后转正的机会有的是。只要好好干，总会转到你的。”

　　小姨也对胡沐仪说了些安慰话，说着说着，泪水刷刷地直往下掉……

　　胡沐仪在小姨家住了一宿，第二天回到家里就病倒了，发起了高烧，人处于半昏迷中，尽说胡话。他母亲金玉珍吓坏了，赶紧请来大队赤脚医生，接连给他挂了四瓶点滴。直到第二天清晨，他才高烧渐退，人也渐渐清白了。

　　胡沐仪疲惫地睁开双眼，朦胧中看到宝珍坐在床头，两眼红红的，闪着泪光。他心头一热，喊了声：“宝珍……”也流出了辛酸的泪。

　　宝珍见胡沐仪终于清醒了，脸上顿时露出欣慰的笑容：

　　“沐仪哥你醒了？你昏睡了一天一夜，把人都吓坏了！”

　　“别，别担心，”胡沐仪安慰道，“看，我，我这不好好的么？”

　　宝珍俯下身子，用手探了探胡沐仪的额头，说：

　　“呵，烧退了——饿了吧？一天一宿茶水未沾——想吃点什么，我去帮你弄？”

　　“是有点饿了，”胡沐仪答道，“你去帮我熬点粥吧！”

　　宝珍起身正准备去熬粥，却见金玉珍端着两碗荷包蛋，走进来说：

　　“沐仪，快趁热喝了——你都一天一宿没吃东西了——宝珍也喝点，帮我守护了一夜也累了。”

　　原来金玉珍早就起了床。听到房里有了说话声，知道沐仪醒了一定想吃东西，她就打了两碗荷包蛋端来了。

　　宝珍连忙起身接过一碗说：

　　“我不饿，您喝了吧——这碗我来喂沐仪哥。”

　　金玉珍把剩下那碗荷包蛋搁在了沐仪床头桌上，朝着宝珍嗔道：“看你这孩子，跟我客气什么——唉，要是你沐仪哥能娶个像你这样的媳妇，那该多好！”

　　宝珍是先一天下午带孩子去大队卫生室打针，听赤脚医生说胡沐仪病了的。她把孩子送回家交给婆婆就赶回娘家，看望沐仪来了。她见沐仪一直昏迷不醒，不听金玉珍的劝阻，高低要留下来守护他。

　　那还是在胡沐仪被“六耳猴”赶出学校，回生产队劳动后的一天。宝珍实在忍不住，她要安慰沐仪哥，便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当天晚上，也是在胡沐仪家的后园里，她把满肚子的委曲，都向她亲爱的沐仪哥哭诉了。

　　当胡沐仪得知宝珍的儿子就是他的儿子，宝珍是为了保全他和他俩的儿子，才忍辱负重失身于李长林的，感到无比的震惊。他不仅原谅了宝珍，而且深深地体验到了宝珍的可爱可亲可敬。他当即要宝珍与“二百五”离了同他结婚。然而宝珍却没有答应。她对胡沐仪说：

　　“沐仪哥，你还是忍耐些时吧！如今你刚刚遭了劫，我不能再给你添祸端了。反正我们已经有了儿子，也不在乎迟一天早一天。再说自那次以后，李长林再也不敢来缠我了——这天杀的总算天良未尽，没把我俩的事捅出去。

　　胡沐仪听了宝珍的劝，长长地叹了一声：“唉——我们还要等到哪一天啊！”

　　所以这天，宝珍听人说胡沐仪因为转正未成怄病了，就急匆匆地赶来看望他，安慰他。

　　宝珍一边给胡沐仪喂着荷包蛋，一边轻言细语地说：

　　“我知道这次没能转正，你心里很苦，这才病的。你莫怄，多往宽处想。听人说了，这次没转成不关你的事，是有人在捣鬼。越是这样，你越是要挺直腰杆好好干，证明你不是孬种。多少坎坎你都闯过来了，还在乎这一次？别担心，只要政策在，你总会有转正的一天的。”

　　宝珍这番至情、至爱的肺腑之言，说得胡沐仪热泪盈眶。他不禁拉着宝珍的手无限感激地说道：“谢谢你，宝珍，我不会趴下的！”

　　两人正在房里边吃边叙着，忽听大门外胡腊生在喊：

　　“婶，沐仪好些了么？“

　　“好些了，好些了！”正在门外忙乎的金玉珍连忙答道，“哟，你怎么还捉只鸡来了？”

　　“婶，您侄媳妇听说沐仪病了，硬要我捉只鸡来给他补补——您拿刀来，我帮您宰了。”

　　“快别这样，你媳妇正坐月子哩！还是拿回去宰了炖她吃吧——如今鸡也金贵。”

　　“你老放心！这回你侄媳妇够享福的。她娘家姨们见她生了个大胖小子，一下就捉来上十只，够她一吃。”

　　房里的宝珍听到这里，连忙放下碗迎出来对胡腊生招呼道：

　　“腊生哥，恭喜你生儿子了！嫂子还扎实？”

　　这时，胡腊生已亲自去厨房拿刀把那鸡宰了。他抬头见到宝珍，便问道：“是宝珍哪，你几时回的？”

　　“咋天听说沐仪哥病了，我就回了。”

　　胡腊生听胡沐仪跟他讲过同室宝珍的事。他觉得同姓同族的，不该发生这种事。因此，他对宝珍的态度虽有所改变，也还是不冷不热，无所贬，也无所褒。刚才见宝珍从沐仪房里出来，心里就不免疙疙瘩瘩的不是滋味。但他想到沐仪不平的遭遇，杀完鸡，擦了擦手，还是随宝珍一道进了胡沐仪的房。他一进门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还躺在床上的胡沐仪说：

　　“伙计沐仪，听说你因为这回没转正怄病了，是吗？”

　　“别听人家瞎说，没有的事。”

　　胡沐仪一边答着一边挣扎着坐了起来，又让宝珍拿来烟。胡腊生接过烟点燃说：

　　“我劝你也别太当回事了——有了金刚钻还怕没瓷器活？这次不成下次再来嘛。我就不信，他‘六耳猴’总能一手遮天？”

　　胡沐仪答道：“说实话，这次没转成我倒不很在意——当了这么多年民办，也熬过来了。可气的是他‘六耳猴’不该信口雌黄，无端地辱没我那可怜的父亲！”

　　胡沐仪说着，不禁流出了伤心的泪。宝珍见了心里一酸，也恨恨地说：

　　“‘六耳猴’这家伙实在可恶！总有一天他会遭报应的。”

　　胡腊生还告诉胡沐仪，听说侯耀祖恶意中伤他父亲后大队支部商量了，决定以支部名义，把他父亲当年去逝的经过再向上级写个报告。还说这次用不上，说不定以后就用得着了。

　　“谢谢支部的关怀！让你费心了。”胡沐仪感激地说。

　　接着，胡沐仪又问腊生：

　　“眼见就要开学，学校今年又要扩一个班。上次我对你说的借用民房的事，不知你落实了没有？”

　　“这事你别操心，”胡腊生答道，“已经落实了，还是原来借用过的那两间。我还告诉你，支部研究决定，用上年从宝山水库工地拆工棚的木料盖一所学校。计划二十间，秋后就动工。估计最迟两月，你们就能搬进新校舍了。”

　　“真的？那太好了！”听说要盖新学校，胡沐仪高兴得病都好了一大半，说，“这一来，我们大队终于有一座独立的校园了！你们支部为子孙后代造了福，乡亲们是不会忘记的。”

　　“我们倒不图这个。”胡腊生说，“其实，大队早该盖学校了，只怪我们工作没做好，穷。说来惭愧，这次还只能用土砖土瓦。但我相信，过不了几年，我们一定能用红砖红瓦，盖一所更漂亮的学校的！”

　　“只要你把教育放在心里，就一定能办到！”胡沐仪鼓励他说。

　　自前年整党建党后，大队成立新领导班子，胡腊生就当了党支部书记。他跟前任书记胡昌林一样，工作勤恳踏实，很受群众拥护。

　　胡腊生最后对胡沐仪说：“好了，你歇着吧——早饭后我要去公社开会，听王书记传达县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全体大小队干部都要参加。本来你也该去的，看你病着就算了。”

　　“你们去吧，我就免了。”胡沐仪答道。

　　胡腊生走后宝珍又呆了一会，对胡沐仪说了些劝慰的话，才依依不舍地回婆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