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恍惚记事的时候,我家养了一条狗,后来被几个造反派人物给活活勒死了。事情虽然过去三十多年了,但是,狗死时的那幕悲剧至今还在我的眼前浮现。
下面的故事,我是根据母亲的回忆和我的亲眼目睹写成的,意在告诉读者,这个故事并不是虚构的。
那条狗大概跟我同龄,或者比我稍大些。说它是条狗,其实它更像一只羊。它不仅长得像羊,品格、动作也像羊一样温顺可爱。左邻右舍从没有听见它大声地叫过,更没有见它威胁过人和生灵。这条狗从小就跟我生活在一起,从没有离开过半步。有生以来,我学会的第一个词素是“妈妈”,第二个是“爸爸”,第三个是“狗”。在我的印象中,它并没有一个漂亮的名字,它只有“狗”这样一个最通俗最直观的名字。
狗非常善解人意。我的裤子尿湿了,母亲还没有发觉,狗却迅速爬到篱笆墙上,把已经凉晒干了的裤子叼过来,提醒母亲为我换上。有时,天快要下雨了,父亲母亲都不在家,狗就会把凉晒在院子里的衣服一件一件地叼到堂屋当门的高凳子上。狗长得很高大,母亲常让我骑着它玩儿,它总是走得不快不慢,努力做到不使我滑落下来。别人喜欢狗都知道逗着狗玩儿,而我们家的狗却会逗着我玩儿。我坐在童车里,狗就会在我的面前摹仿着各种各样的动作或打着滚儿逗我笑。有时,我会摸着它那身乌黑的软茸茸的细毛在童车里睡着。现在想来,狗在我们家里,能算得上一位最称职的保姆。因为这些,母亲能腾出很多时间来做一些家务事儿。母亲逢人便说:“我们家的事儿,多亏了这条狗。”父亲对它更是爱上家爱,他每天吃过饭,临出门的时候,总会提醒母亲:“别忘了喂狗。”
就这样,狗伴随着我们一家三口人在平静的生活中不知不觉地过了三载。
一天,一位身穿旧军装的年轻人凶神恶煞地闯入我家,一进门就破着公鸭嗓子叫嚷:“你们没听到广播吗?谁家都不许养狗。”
“可我们家的狗一向是很老实的呀!”母亲解释说。
“是啊,左邻右舍谁不知道,它连大门都不出?”父亲也在分辨。
“除狗,这是政治命令,‘政治命令’你们懂吗?”公鸭嗓子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他刚刚学会的“政治命令”。
父亲和母亲都茫然了。
几分钟以后,公鸭嗓子带着他的四个同伙再度闯入我家。不容分说,四个家伙在狗身上套上绳子就往外拉。狗努力挣脱绳子,可怜地在我的面前徘徊,希望它的小主人能救它一命。我不知所措,下意识地看看父亲和母亲,只见他们的脸色都像纸一样苍白。四个家伙又一次把他套住,狗再一次挣脱绳子,跑到母亲的面前哀求。母亲连忙转过脸去大把大把地抹眼泪。气急败坏的公鸭嗓子这次决定对它就地执行绞刑。
一个比狗高不了多少的肥肥胖胖的家伙把一根拧了环儿的绳子套在狗的脖项上,四个家伙迅速分站在两边,各自恶狠狠地抓紧绳子,大瞪着圆眼,暴露着青筋,只等公鸭嗓子一声令下。
奇怪的是,这次狗没有再挣扎。它含着无限的眷恋与惆怅与跟它和睦相处了三年、如今全都变成了木偶的一家人投去最后一瞥,这便是永别前的最后一瞬了。只见两行浑浊的泪水从它那双已经黯淡的眸子里滚落下来,在干枯的脸上流下了两道鲜明的迹痕。
多可怜的小狗哥哥啊!它在生命的最后一息,还仍以温驯的姿态来证明它的主人从不对人说谎。凭它的身材和体力,它完全可以逃将出去,逃到一个比这里更美好、更自由的天地里去生活,至少它可以将残害它的凶手咬伤甚至咬死一个或数个。然而,它选择了死。它以最大的不幸使它的主人避免了一场政治灾难。
我的眼前忽然变得漆黑一团,耳畔、脑海里也都是一片空白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只见母亲怀揣着我,蹲在狗的身旁,用手轻轻地梳理它那身松软的绒毛,从头理到脚,一遍又一遍。她一边梳理,一边干笑着念叨:“娃娃不哭,娃娃听话,小狗睡着了。瞧,它睡得多么的香甜!它太累了,让它多睡一会儿吧。等睡醒了,它还会为娃娃叼裤子的,还会打滚儿捉迷藏逗娃娃玩儿的。多听话的小黑狗哟,你好好地睡会儿吧,睡会儿吧……”母亲像是在哼一支摇篮曲,但每一个字都在颤抖,每一句话都在剧烈地震动。
突然想起了父亲,母亲携着我就往堂屋里奔。推门进去,一股浓烈的煤油味扑鼻而来,只见被摔断的桌椅凳子和玻璃碎片乱七八糟地堆了一地。父亲胡乱地躺在床上。后来才知道,父亲想借酒浇愁,却把满瓶的煤油全灌下去了。
“狗,我的狗叫了!”父亲发疯似的扑到门口。只见狗仍静静地躺在地上。满嘴的污血,暴突的眼球,还有那副忍足了极度痛苦的表情告诉父亲:它确实死了!
狗声过后,公鸭嗓子扯开喉咙,开始讲他今天大获全胜的消息了。
“呸!原来是它在作怪。”
猛听“嚯”的一声,门后那个该死的广播被父亲连根拔起,撕得粉碎。
从那天起,父亲再不能听到狗叫声了,也不能听人谈论狗了。
今天,为了不使父亲在浏览报刊时,因看到那个鲜明而又刺眼的“狗”字而陷入无限悲伤之中,我有意将这篇故事的题目改为“羊”。
2001年6月创作完成
2006年发表于《当代小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