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回忆起学生时代,记忆总是不由自主地停留在某一个时间段,然而它在我日后的生活中并没起到什么不可估量的作用或者一些举足轻重的影响,我只是再也没能找到像那个时候那样无拘无束、快乐的日子了。
因为教育资源分配不甚合理,我从上小学学校便离家很远,所以我几乎是成天奔波于两座城区之间,我最常经过的就是朝阳路,这条路很特别,临街的北面最早全是建国初期新兴的工厂,他们大部分都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应苏联的帮助得以建造的,而街南面便自然而然成了这些工厂中工人们的职工宿舍。
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国有企业面临重重危机,原有的那些陈旧古朴的厂房被拆得片甲不留,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片片一栋栋的商业区和玻璃钢写字楼,他们早已把那些80年代看起来很新鲜的建筑所湮灭了,而街道两边无数新兴的基础设施也无一不表示着北京正向着一个现代化城市而迈进。
我也更像是跟这座城市共同孕育着什么,只等到一个恰当的时机便把一切崭新的面貌都展现给对方。
中考那年暑假过后,我因借助“民乐特长生”而被保送到了我所在学校的高中部,它是一座重点学校,然而我对此却充满了淡然、冷漠,但又有一些憧憬,因为除了父母的意愿我比毫不知道来这里的目的。
我记不清确切时间了,那时我和一大帮同龄的少男少女们站在一起、排着整齐的队伍在操场上聆听学校各个领导的重要讲话,每个领导都显得一脸城府、饱经世故,我们对此也只是一味的敷衍,只在他们上台和下台时报以热烈的掌声。然而我总觉得像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是不分男女的,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着同样的衣服,回答着同一个问题,幻想着同一个梦,而那些梦则在虚无缥缈的课本上,练习册上绚丽铺张,到最后也竟然真的有实现。
正式开学后我被分到了5班,这是一个普通班,并没有那种终日以应试度日并欢欣鼓舞的尖子生,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个刚刚大学毕业并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他对我们十分谦和、平等,没有大多数教师身上那种驾驭一切的习气。他也从不让我们叫他“老师”,而是让我们直呼他的英文名——“帕西”。我记得当时我们的班级没有一点在应试下挣扎的痕迹或呈现出病态的面貌。
我们彼此都充满了生机。
我的好朋友多,我们总聚在一起说这说那,不停开玩笑,我之所以话多能贫也是在那时充分修炼的结果,所以我十分担心自己下辈子会投胎成哑巴。我们常常隐没在校园的不同角落,我很喜欢他们,他们的每一张脸庞都在阳光下被刻画的无比生动,仿佛置身于一片广袤无际的平原,那是任何大门、围栏、高墙所不能阻挡的。那段时间到处都充斥着刺眼的光线,即使在冬天也会感到阳光近在咫尺,而那一年又是在这种光辉下变得影影绰绰、直至消失殆尽,我的朋友、老师、同学也都远遁得无影无踪。
第二个暑假后我无计可施进了文科班,我于是开始回忆一年的东西,这些东西离我很近,仍在同一楼层,但我只感到异样的陌生,我不属于那里了,只能每次经过时小心翼翼地觊觎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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