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登上南下闽西的列车，我似觉得有些后悔了。怎么会突然想起要去那个偏僻遥远，贫穷而又陌生的鬼地方？要知道我是一个自由撰稿人，出门费用，吃喝拉撒住，一切都得自己掏腰包，没有分文补贴和资助。而这次出远门，竟然毫无目的，茫然空洞，没有一点实质的东西。就连要去的地点，至此还不知地名和方位。难怪购票时，我说要买一张去闽西的车票，售票员接住钱足足愣了一分钟，静听我下面的话语。我以为她没听清又重复一遍。售票员说话了：“闽西大着呢，到底哪地方？”我恼火了：“闽西就是闽西。”售票员望望我，胡乱出了一张票。车票上的地名，我对着地图一遍一遍寻找，眼睛瞅酸了，也没找着。只要去闽西就行，车到山前必有路。

　　进入卧铺包厢，我把旅行袋胡乱扔到行李架上，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这是始发车，乘客虽多，秩序井然。这时一位少妇来到近前。说她少妇，仅凭着直观猜测，按照常理，30多岁的女人应该有个家了。她拖着一个沉重的旅行箱，不好意思地望望我，那眼光带着一种请求的欲望。我当然明白，随口问：“你的座位在这儿？”她点点头。我又问：“旅行箱放上面吗？”她说话了：“太沉了，不好意思劳驾。”我起身将旅行箱送了上去，里面的东西确实太沉，一个纤弱的女人要想举起，无能为力。她连声道谢，在我的对面坐下。

　　一切料理完毕，我拿出一本书随意翻着。

　　“请问，你去哪里？”对面的女人主动与我答话。

　　“去闽西。”我随口回答。

　　“闽西？”她愕然地望着我。那神态与售票员没有两样，只不过一种出现在冷漠扁平的大脸上，而另一种在清秀缅恬的面孔上显现。同时，我也听出那口气对我的回答不满意。她是诚心地问话，而我象是轻意地回答。瞬间意识到，我尴尬地笑笑，随之将车票递给了她。都是出门人，多个朋友多条路。

　　“你去那里有何公干？”她一脸惊奇。“哪儿可是个鬼不生蛋的地方，连吃饭住宿都是独一无二。”她对闽西很熟悉，好象觉得我这种人，压根儿就不该去那种鬼地方。那么，我该去哪儿呢？对面女人的话再一次敲打我的心鼓。

　　是的，我根本就不该出远门。我是个靠写稿吃饭的人，捕风捉影，胡编乱造，只要把故事编得生动感人，扣人心弦，能打动编辑，迎合读者口味，赚回几个稿费就成。作家——坐家，这才是正儿八经的事。体验生活，采撷素材，扯淡。是那些吃官饭的御用文人，外出旅游观光的一种借口罢了。我似乎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好象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牵扯着我，鬼使神差地步入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去寻找奇妙和神秘。

　　该死的那则旧时的破新闻，我在心里忍不住再一次诅咒它。是它使我魂牵梦绕，神魂颠倒。它有意设下一个个疑问和迷团，扑朔迷离，形成了巨大磁场，吸引着我挣不脱甩不开，别无选择地围绕着它转。那是一个偶尔的机会，我在一家图书馆里查阅资料，无意中在一堆发霉的旧报纸里看到一则消息。那是1939年1月18日的《新闻报》，上面连篇累牍刊登着声讨中国最大的汉奸头子汪精卫，公开卖国投敌，甘做日本人的皇儿干殿下的战斗檄文。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强占了我东北三省后，1937年又制造了“七，七”芦沟桥事变，对我华北华东疯狂进攻。保定、北平、上海、南京等诸多大城市相继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由于战线拉得过长，又不能速战速决，于是采取了“诱降”政策。国民党政府二号人物汪精卫，生怕降敌的头功被蒋介石抢了去，捷足先登，先与侵华日军机关长取得联系后，又亲自去日本拜见天皇，忍贼作父。于1938年12月29日在越南河内发出《艳电》，公开叛变投敌，走上一条卖国求荣的不归路。汪精卫投降日本做起汉奸的消息一传开，立刻引起社会各界反响，纷纷檄文，强烈谴责汪精卫叛国叛民的反动行径。全国各大报刊无不充满版面，争相刊登，惟恐落后同行。可《新闻报》的头版右上角的醒目处，却不协调地刊登一则消息，题目用黑体字书写：美籍华侨薛雨亭突然失踪。内容也寥寥数语，说薛雨亭昨晚参加上海商会在百乐门举行的酒会。席间曾有人见他与一个漂亮女郎跳舞，之后双双退出舞池，再也不见他的踪影。这则消息并无特别处，奇怪的是它排版的位置和报道人。既然汪精卫投敌作为那个时期重要新闻，而且篇篇文章都在声讨他的罪行，《新闻报》就不该刊登一个名不经传的商人失踪的消息。如果通版纵观，使人会不自觉地联想到薛雨亭的失踪，好象与汪精卫叛国投敌有一种微妙的联系。当然是意会，而不能言明。其次，报道这则消息的撰稿人是王韬。王韬这个名字太普通，在上海滩何止成千上万。但是作为专门以报道“花边新闻”见长的著名写手王韬，全上海滩只有他一个。为了证实，我又将前前后后的旧报纸，翻了一个通遍，确凿无疑，因为以前他写过薛雨亭的新闻。

　　对于王韬其人，我略知一二，此公编写的《上海滩旧文轶事》、《凇南梦影录》、《沪游杂记》等几本小册子，我拜读过。他是个老上海，上海通。自上海建埠以后百年的历史，所发生的大事件，无不进入他的笔端，成为他换取稿酬的衣食父母。在读此公编写的一本札记中，有句话使我万分折服，刻骨铭心。他对撰稿人是这样评价：一窝风地抢新闻是蠢才；发现新闻捕捉新闻的是庸才；制造新闻创造新闻的是天才。作为旧上海一个以卖文为生的资深写手，这话入木三分，也是他自己多年的结晶，出自肺腑。那么在报界处处标榜天才的他，按照常理推测，他笔端下的独特新闻，并卖上好价钱的，也许大都是他制造出来的。难怪他写作有个嗜好，喜欢溷迹于红院青楼，专与“先生”、“小姐”们为伍，攀亲结缘。据同行前辈们回忆，王韬诸多惊世之作，都是出于这藏污纳垢污浊之地。既然此公以杜撰新闻颇见功底，那么，他所报道的美籍华侨薛雨亭神秘失踪的消息，难道也是无中生有，凭空想象？它进入我的眼帘，更引起我的注意。通过这则报道逆向推测，王韬可能有意杜撰出上海滩美籍华侨薛雨亭这个人，然后，通过他再编写一连串的新闻故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来吸引读者，以达谋取稿酬。用现在的话说，可称纪实新闻。上海沦陷后，王韬编撰薛雨亭的故事，可能无法再继续写下去，以神秘失踪就此打住。既丢下了悬念，留有伏笔，也使薛雨亭善始善终，这只是我的想象和推测。为了证实自己判断准确无误，于是，我继续往前翻阅旧时的《新闻报》。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发现几则关于薛雨亭的消息报道。惯于写“花边新闻”而著称的王韬，虽然没有给薛雨亭罩上“桃色”，但是隐隐约约，若隐若现，含糊其词的男女隐私，反而给读者增添了几分渴望欲，迫使着那些痴迷的读者想着下文。这就是王韬的高明之处。其中，当然也包括了60年后的我。

　　摆在我面前的首先要弄清薛雨亭其人是否真实？为此，我去过上海图书馆，主要查阅三、四十年代的旧报刊杂志，及王韬所撰写的书籍，能否寻找到蛛丝马迹。大海捞针，谈何容易？就在我绝望不报任何希望的时候，图书馆里一位热心管理员，递给一本线装手抄本的书籍，在蓝绫装裱十分精美的封面上，用朱砂红色楷书着：“灯影夜话——王韬写作札记”几个字。我惊喜万分，如获珍宝，一气儿将它读完。从札记的内容看，薛雨亭确有其人，而且是从西洋归来的侨商巨头。发现薛雨亭的新闻价值，当然是出自王韬多年炼就的睿智目光，以及撰稿人的职业本能。在札记中王韬这样写道：

　　薛雨亭原本我并不相识，也许是前世的缘分，当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立刻吸引了我的眼光，牵动我的身心，并引发一连串的疑团，迫使我情不自禁地去跟踪追寻。原因是我们巧遇的时间和地点，是那么的不合时宜。那是1937年初春的一天，我闲暇无事，便去江边走走，恰巧一艘名叫皇后号的邮轮，停泊在上海吴凇码头。这是从旧金山开来的辗转香港，终点上海的远洋客轮。船上的乘客不多。上海战事在即，中日双方在长江口百里的江岸线上布下重兵，有钱人纷纷拖儿带女，举家迁往香港，或是远渡重洋。因此，乘客出沪的多，进沪的少，皇后号当然也不例外。就在这不多乘客中，却有一位引起我的注意。那是一位老者，50多岁，虽然衣着普通，但他的气质不同凡响，背梳着花白的头发，整整齐齐一根不乱。唇上蓄着胡髭，红润细嫩的脸皮，只布下细细的几道皱纹，保养的十分良好。再从他的行动举止看，显然一副绅士的气度。他夹在众多灰头垢面的短衣族中，犹如鹤立鸡群，非常显眼。随同而来还有一位女佣和一位娇贵的千金。脚力随后扛着巨大的皮箱。这一切无意中告诉我，他们是从远道西洋归来的，起码属中上阶层的富庶人家。在这个非常时期回国，不能不令我生疑。凭我的直觉感悟，这位老者——后来多方打听，才知他叫薛雨亭。他的身上潜伏着巨大的新闻价值，我决定跟踪暗访……

　　王韬的推测很有道理，而且非常合乎情理。沪上有钱人纷纷外逃出洋，而薛雨亭却举家迁沪。从札记的描绘中，不难看出薛雨亭，即使不是巨富豪商，起码也属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物。他难道不知国内的紧张局势，而错入误区？这从常理上说不通，身为华人的他对自己的国家战事不可能不知。那么薛雨亭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举家来沪？王韬没有答案。上面那段话，他只是作为一个有才华的新闻撰稿人，如何去发现捕捉新闻素材，所列举出的一个案例。这个老混蛋，他在设圈套将我一步一步引入彀中，不能自拔。我问管理员，这本手稿札记从那里来的？管理员打开电脑，查阅记录，告诉我52年一个叫朱秀云的上海女市民捐献的。王韬一辈子独生，这个朱秀云非亲非故，能保存他的手稿，一定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瓜葛。这是我的猜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瞧我也成了“花边新闻”的制造高手。

　　我不懈努力，继续往前查找。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找到了王韬在《新闻报》上，发表关于薛雨亭的一篇文章，而且为他连续刊登。《新闻报》在第三版副刊上特地新劈一个栏目——《风声鹤唳》，并加了编者按。王韬用随笔的方式，夹叙夹议，薛雨亭在上海滩一段诡谲而神秘的经历。这种体裁现在很少见着，它既不象随笔，也不象人物速写，而是以特定的场面，记载一个个小事件，表面独立成章，互不连贯，而内在却有一根无形的红丝线串连。如果把这些一个个小事件连串起来，虽然形成不了完整的故事，给读者带来遗憾，但它留下广阔的空间，足以使读者的想象力，插上翅膀在这中间空白地带任意翱翔。同时它又象有一只无影的手，抓住《风声鹤唳》栏目的每一个观众，使之渴望欲。就象一个饿汉，每天只给微量的食物，一顿不饱十顿饥，越发激起贪婪感。这就是旧时资深写手王韬的高明之处。我与他同行，想象力自然比普通读者丰富的多，就算王韬给我提供素材，我再添油加醋，完全可以创造一部象样的文学作品，而且内容绝无雷同。

　　薛雨亭确有其人被证实了，那么他的籍贯身世，以及为什么要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拖儿带女举家回国？这一个个问题始终在困绕着我。如果得不到圆满的答案，再好的素材，也难得以主题升华。有几次我想妥协，凭着自己的想象来个主题先行，将薛雨亭设计为爱国华侨，回国是为以商救国，完全符合当前文学创作的主旋律。但另一个问题出现了，王韬杜撰薛雨亭的一个个小故事，大多用不上。薛雨亭不拘限在商界小圈子，他的活动范围很广泛，不仅经商，而且涉足军政界，与流氓大亨杜月笙称兄道弟；拜见过蒋介石；受到大汉奸汪精卫的接见。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暗中保护他；汉奸特务头子李士群安排手下做他的保镖；日本人见他都谦让三分。就是这么个人怎么编造也成不了爱国华侨。摆在我面前两条路：一是尊重事实，沉浸历史的海洋，继续不懈地寻找，直到恢复它历史的真实面貌；一是另起炉灶，摆脱王韬设计的圈套，只延用薛雨亭这个空洞的名字，依着凭空想象给予充实新的内容，从而塑造出一个爱国商人的形象。除此而外，别无选择。我不愿循规韬矩，千面一孔。王韬这个老混蛋将我逼到绝境。不过，在他那些发霉的史料中，隐约透露出薛雨亭祖籍是闽西人。

　　闽西，闽西，使我陷入尴尬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