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印杂文《琐碎的追忆》

　　1995年3月，我在一个城市的外经贸部门工作，曾经做为领队去澳大利的一个小城市访问和考察。十几年过去了，有几件小事感触很深，一直难以忘怀。

　　那是我带队出国的，目的地是澳大利亚的墨里桥市。

　　墨里桥属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市的一个卫星城市，很小，只有几万的人口，是和我所在的城市属于经济交流的友好城市，此前曾经有过比较密切的来往。我们的那次出行，共四个人，其中有一人兼翻译。3月15日我们一行从悉尼转飞机先到了墨尔本。在墨尔本，有一位国内在那里安家做国际贸易的朋友李先生接待我们，并住在他的家里。因为从墨尔本往墨里桥去要乘七个多小时的大巴，所以我们就在李先生的家停留了一天。

　　李先生的家在墨尔本市郊，老婆孩子都已经迁入澳籍，他们在那里安家已经有五年多了。他们住的是一座两层约300多平米的别墅。他们家的房子在那里算是一般水平的，周围的别墅连成了一片。闲暇中我打量整个住宅区，周围街道非常干净，街道两边绿化的非常的漂亮。我最不理解的是，那里的住宅区，每家都有一个小院，院墙是用一米多高的很整齐的木板阑珊围成的，人可以很轻易的翻过去。所有的住户，在外面就可以看到楼房的房门和窗户，没有一家有防盗装置，一律是大玻璃门和大玻璃窗户，后院种的花草，站在墙外就可以看的到。我问李先生：“你们这样的院子和门窗，就不怕小偷吗？”李先生说：“在这地方基本是没有小偷入室盗窃行为的，就连墨尔本市里的那些商场，也都是没有国内那种卷帘铁门或用铁栏杆按在窗户上的。”我听了，很愕然！

　　3月17日上午，我们一行去墨尔本市郊的一个汽车站乘大巴往墨里桥去。汽车站里人不是很多，翻译买了去阿德莱德的车票后，我们就在候车室休息。没一 会听见外面有人喊上车，我们几个人就出去向我们要乘坐的哪个大巴车走去。车跟前大约有十几个人在排着队等候上车，可那些乘客看见我们这几个人是“外国人”，竟都闪开了，站在最先头的一个乘客用手示意让我们先上，我们也就没客气的上了车。中途，在一个小镇上停了车，休息吃饭一个小时。饭后，当司机用哨子招呼乘客上车的时候，那些已经走到车跟前的外国人仍然是把我们这几个“外国人”让在了最前头。当我们慌慌张张上去坐下后，我才清楚的看到下面那几个让我们先上的外国人，竟都是比我们几个人年令大的人，其中还有两对老夫妇，估计已经是过了花甲的老人了。坐下后，我们几个人触景生情，觉得心里很不安。才觉悟着、议论着说：回程再坐车的时候，无论怎样都一定要走在后面！

　　其实，车上的人并不是很多，人人都是有座位的。

　　下午四点，我们中途上在一个小站下了车，墨里桥市派出曾在国内与我认识的一位市政工作人员德维先生带着一 个翻译，已经在那里等侯接应我们了。当我们赶到墨里桥后，因为市长托尼女士安排要当天接见我们，但因为她正在开会，德维先生就把我们安排在市政大厅可以看到会场情形的一个休息室里休息，等待和托尼市长见面。在休息室里，我看见市长托尼女士（此前在国内我两认识）坐在主席台上，身穿一件像外国电影里大法官穿的那样的一件紫红色的大斗篷，戴着也是像大法官那样的帽子，右边是市政助理凯恩先生（此前也与我认识），同样的打扮，只是穿的是黑色的。左边是一 个不认识的小姐，穿女式制服，看样子是做记录的。在台下（其实不是台下，是相对市长托尼坐的位置来说的，我说是台下），我查了一下是20个人，坐成了一 个半圆，围绕着主席台的桌子。我听不懂市长托尼是在说什么，但见她说了一 会，自己把手举起来了，台下的人也一个一个地举了手，尔后托尼把手里的一个锤子在桌子上敲了一下，就又继续接着说话；说完了，又是自己先举手，下面的人又都慢慢的也举了手；如此三次。但最后一次，我看见在托尼说完后，台下有一个人举手发言，等他说完了，托尼才示意大家举手，但是这一 次在下面坐的那20个人当中有两个人没有举手。

　　会议结束了，市长托尼安排所有与会人员和我们一起在市政大厅的休息室进晚餐。晚餐是“份饭”，形式就像我们国内的自助餐，所有吃的都在那里摆好了，很丰富多样，自己选自己吃。在吃饭的过程中，通过翻译我才知道，刚才市长托尼是在召开市政参议员全体会议，通过表决她的施政议案。台上坐的是她和她的助理，另外是一 名记录员。一般这样的会议一月一次，由市长主持，汇报前期工作发表下期工作议题，由全体参议员举手表决，通过后实施。市长和参议员都是民选的，因为墨里桥是个基层城市，两年一 届。听了后，我心里直嘀咕：这样的行政领导方式，倒也真的是既民主又简便有效！

　　第二天市长托尼女士要亲自带领我们去参观墨里桥市的工厂，事先约定了见面地点。但当我们吃过早饭由德维先生于八点钟带领我们赶到约定地点后，市长托尼自己开着车已经早就在那里等候了，没有任何随从。因为我和托尼比较熟悉，通过翻译问她怎么是自己开车的呀？她说：“我们这里就是这样的习惯，不像你们，政府没有公车，工作人员的车都是自己买的，工作需要的时候可以另外租车”。当我们去到一个工厂快要参观完了的时候，当地一家报纸的一 个女记者去了，给我们和市长、工厂的老板一起照了相。第二天我看到送来的报纸上登的照片，只有我们几个人是西装革履的，托尼不仅穿的很不讲究，就连照片上的位置也是在很偏的一个地方站着的。这在国内那哪行呀！

　　3月21 日，托尼市长邀请我们一行人和市里的部分参议员一起游览澳洲的墨累河，那是澳洲的一条很大的河流，托尼介绍说那是澳洲 的母亲河，离墨里桥市很近。是托尼安排单独为我们包租的游船。游船沿河逆行走了两个多小时，中午是在船上进的餐。我们一行的四个人中只有我吸烟，中午吃过饭后，我自己先走到甲板上，顺手拿出来一根香烟就点着了，当我快要吸完了正准备要把烟头往河里扔的时候，只见船长慌忙走来，双手捧着一个烟灰缸非常礼貌的递到了我的面前。因为语言不通，他先是对着我用一只手向河里摆摆手，然后用食指指了指烟灰缸，这时我才恍然大误，赶快把烟头放进了船长特意送过来的烟灰缸里。

　　我们在墨里桥住了六天，其中有四天托尼女士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以前在国内和她有过接触和交流，1994年她已经59岁了，像个老大姐，很热情，除了谈正事外，通过翻译也给我们介绍了当地的民风民俗。她是英国人，小的时候来到澳大利亚，自称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她说，在澳洲贫富差距很小，中产阶级的是最大多数，她所在的洲，个人月收入少于800澳元的（当时1澳元等于6.5元人民币）就享受社会救济了，实行了全民医保，普通教育是全免费的，偷盗和抢劫的案件很少，在她的那个市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在墨里桥结束工作后，3月24日我们回到墨尔本李先生的家，25日我们和一个皮革厂谈完业务，26日李先生带我们浏览墨尔本后偷偷地去看了一个妓院。因为我们四个人只有翻译懂英语，我和另外的两个人就像傻子一样跟着李先生走，看到什么了就由他给我们解说。哪个妓院在市中心，外观看就像是国内的星级宾馆，门口有霓虹灯牌子，但不知道写的是什么。进门后是一个会客室。会客室的一边是个服务台，里面坐着两 位值班的小姐，另一边摆着沙发，沙发背后书架上放着报刊和杂志，再往后摆有一张乒乓球桌，有两个小姐正在那里打球。进门后不知道李先生和那值班小姐说了些什么，其中一个值班小姐就把我们让进了会客室并坐下。李先生告诉我们可以在那里看杂志画报，他自己和一个值班的小姐站在柜台处说话。不知道他和那小姐说的是什么。我们在那里坐了有二十多分钟，没有看到有男士进出，只见有从外面进来的几个非常漂亮的小姐，进门后看到我们打过招呼就上楼去了。因我们在那里坐着像个傻子一样，没等李先生说完话就喊他离开了。走到街上，李先生告诉我们说，那是墨尔本最大的一个妓院，有营业执照，要正常纳税，每周市里的卫生组织都要对从业小姐进行一次身体检查，每个小姐每小时服务费是120澳元，可以电话预约和上门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可以向妓院投诉或者向法律公诉。我们就像是在听天方夜潭！

　　3月28日我们回到深圳，也就巧，在深圳却遇上了另一件也很希奇的事。

　　在深圳我们住进饭店后，因为我们事先预定的回程机票是4月1号上午10点的航班，就在深圳住了两天。在深圳，因为我们翻译的一个亲戚在那里是一个国营公司的经理，事先说好由他的亲戚在4月1号早上七点半来到饭店，开车送我们到机场，可是我们4月1号上午一直等到8点半多了，翻译的亲戚才来到我们住的地方。我们的翻译埋怨他来的晚了，结果他的那个亲戚说：“你们不知道，我遇到了一个比你们更急事，刚刚办完就赶快赶过来了”。原来，他说是他有一个朋友，是河北某市开发区的一位财政局长，原本在家计划是在4月1日跟着市长一行人一起出国到香港去的，结果他先和市审计局的一个副局长带着六万元现金提前来到深圳做先行，并约定在4月1日等市长到深圳后一起去香港。然而这两位到深圳后，3月30日晚上叫了两个小姐到他们的房间里来，四个人喝了五瓶酒，喝到半夜睡下后，两个人一觉醒来，六万圆钱的密码箱和那两个小姐早已不知去向，可中午市长就要赶来了，出国的钱丢了，又不敢对外声张，没办法了就给他打电话求救，让他无论如何先给筹措五万元。所以他一大早去先银行取了五万送给他的那个朋友后，然后才开着车赶过来的。

　　我们10点钟上飞了，那两位局长以后的事情就不知道了，但这件事却留给我很深的记忆！

　　上述这些事情，现在已经过去十几年了，虽然都是些很不起眼的琐事，但总是难以忘记，想起来的时候，好象是还有很多感慨，但写下来了，却又不知道该对它表达些什么？！

　　只能写到这里了，算是追忆的笔记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