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学生宿舍,一是检查男生是否抽烟喝酒,再就是检查女生是否安分守己。唉,也难怪,都到这个年龄阶段了。小伙子总要显示一种阳刚之气,以引起女孩子的注意;丫头呢,则着力“修理”自己,以证明自己并不比身边的小伙伴差。
我是介于两代人之间的教书匠,当了这些年的班主任,最烦的就是学生谈恋爱。小对小对地擦你身边而过,胜似闲庭信步,还做出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
学生科长找我谈过几次,告之要严密注视,一有新动向,便找来谈话,屡教不改者便绳之以纪。
我是失足掉进风箱里,两头受气。上边怪我这个班谈恋爱的太多,随便算算,七八对吧;学生又抱怨我不理解他们,管得太宽。
唉,代沟!
我的弟子数十人,小的只有十九岁,大的已经二十三。高考落榜,无奈被小小中专录了,论年龄,和大学生一样。他们抓住这一点作为有力的论据,埋怨大学里不管这些事,为什么中专学校要管? 我说问学校去!
有一次班长来告密,说同学们这样议论我:姓王的三十几了还没找着对象,所以不准我们谈,恐怕是看中了某个女生。我肺都气炸了,但想到嘴巴长在他们身上,第一个功能是吃喝,第二个功能便是说话了。于是我发扬一种精神:教自己的书,由人家去说吧!开班会我没训斥学生,以显示一种男子汉的大度,有些事不解释还好些,越解释越糟糕。想到这,我竭力排遣烦恼,每每检查完宿舍后,与学生对弈几回,然后回宿舍听音乐。
星期六,我走近407宿舍,顿时愣住了——乱七八糟,乌烟瘴气,十六平米的房间里挤了近三十人。文艺委员苏玉珍过生日,本班的,外班的,甚至其他学校的同学、老乡前来祝贺。
我像克格勃似的,双眼竭力搜索,目标是学生科长所言的“新动向”。其实,学生最怕的还是班主任,他们见我不邀而至,先是愕然,然后不约而同起立,动作十分整齐,就像军训时听了教官的命令而做出某个操练动作似的,说不清是神经质还是条件反射。
“老师,我们在过生日……”苏玉珍怯生生地说。
一个男生切了一大块蛋糕双手捧上:“老师,我借花献佛了。”
我说:“要撑死我是不是?要不就是封我的口。”
“老师,言重了,哪敢呢!”
当然,我说这话是半开玩笑半认真。过生日,谁都管不了,既合理又合法。只是——太奢侈了!我初步统计了一下:蛋糕四盒,糖果满桌,啤酒一箱,椰奶也是一箱,烟一条,其他还有果脯、牛肉干什么的。
我心里不平衡,因为我三十三岁了,而且还是他们的老师,虽说也过了几次生日,可档次比这些农家子弟(绝大多数是)的生日低多了,哪来的这么多钱呢?
学生们见我有些愠色,心里不自在,一个个手也停了,嘴也停了,尴尬地站在原地不动。
我决定打破僵局:“好,我是不速之客,也是第一次参加学生的生日。来,为我们班的歌星干一杯!”
“谢谢老师!干——”
气氛又活跃起来,大家吃的吃、喝的喝、说的说、笑的笑,还有人轻轻哼《牵手》呢!
我趁机向班长了解费用情况。他说:“这个月发的40元生活补贴都拿出来了。”我一愣,一五一十算起来,按25人,人均40元算,生日费用高达一千元。怪不得有幅漫画讲刘姥姥再世,看见官吃的情景,竟失声惊叹:“嗬,好阔气呀,我当年在荣国府里都没见过这么大场面!”可眼前仅仅是来自农村的学生过生日的场面呀!不用说,世风江河日下,谁不染指都不可能,传统文化中好的东西也丢得差不多了,下一代向何处去?
我又问:“这点东西不值一千元呀!”
班长说:“剩下的钱唱卡拉,如果不够,大家凑。”
我有几分伤感,因为班里的赵小小也在场,他母亲曾卖血为他交学费。混小子,真是不肖子孙!我想讲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她是公认的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可却在出巡途中因为囊中羞涩而望物兴叹的例子。又想讲世界富得流油的瑞士,政府官员开会只能免费享受一杯清茶,喝第二杯就得自己掏钱的例子。但一转念,说也白搭,而且还会冲淡生日气氛。于是我吩咐:“生日尽管过,但要注意节约,把握分寸,特别要取消烟酒,想到外边去唱卡拉就更不允许,必须在规定的熄灯时间前十分钟结束生日聚会。”
我走出布满烛光、花花绿绿的房间,依稀听见屋里有人轻轻“哎”了一声,好象有人在发泄心中的不满,听得出来是张开嘴,吐着舌头发出的声音。我懒得和他们计较,径自往楼下走去。我心里极不轻松,考虑着该如何自圆其说,主动向学生科长谈这件事。我心里明白,没有他不知道的事,还不如争取个主动。
刚走下楼,就听到407宿舍炸雷似地“干杯”声,接着又是左声左气、歇斯底里的大合唱:“请你再为我点上一盏烛光,因为我早已迷失了方向。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