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秋天特别的燥热，进入秋天已经一个多月了，走在路上依然叫人汗流浃背。周围的风景格外的好，一眼望不到头的绿色覆盖了远远近近的山野。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走进过这样大的山野。山顶上是成片的浓绿如黛的松树，身边是长得碧绿的庄稼，包谷的下边的叶子才微微发黄，似乎在提醒人们，收获的季节马上就要来到了，而一个个村庄就像是在绿色波涛中航行的船只，又像是一幅幅油画，悬挂在我的面前。
当我被两个戴着红帽徽红领章的解放军，才穿上四个兜衣服的干部名为护送，实为押送去乡村时，我哪里有游山玩水的雅兴，我那时真的是万念俱灰，坐了火车坐汽车，下了班车上卡车，下了卡车又步行，路是越走越窄。到这偏乡僻壤来如果是放在三十几年后的今天，自然风光旅游成为一种时尚也不足为奇，而在那个吃不饱肚子的年代到这条不起眼的山沟里来，绝不是我念了十六年书后自愿的选择。
春天，被所有的宣传工具称之为“团结胜利的大会”的中国**的“九大”刚刚开过，在这次会议上，林彪被毛主席正式确定为他的接班人，过去常提起的接班人刘少奇早不知弄到什么地方去了，是死是活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此时此刻“文化大革命”的喧嚣声浪，“打倒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的标语随处可见，就是在这山沟里也写了不少，看来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在中国任何一个角落里都难以逃避。
就在“九大”召开的头一年冬天，在甘肃省会宁县，就是32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的那个西北部的边远小县，出了一个“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主动要求上农村安家落户的王大娘，她的举动正好迎合了伟大领袖长期思考而得不到解决的问题，于是挥笔批示，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令，一个成百上千万的城市人向农村的大迁徙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曾为“文化大革命”狂热奔走，把无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的红卫兵小将们，突然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他们成了这场大迁徙的主角。就这样，我也成了随波逐流的一员。
但是我和这些红卫兵还有很大的区别。他们没有前科，就像一张洁白的纸，想往上写什么都随心所欲。我则不一样，在学校里我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同学打成“现行反革命”。那时想当反革命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有一句话，一段文字，一个不经意的举动都可以给你戴上这顶吓人的帽子，譬如把一张报纸坐在屁股下，那上面有领袖的画像，好！你大逆不道，帽子自然而然的戴上了；或者是不小心打碎了领袖的石膏像，只要被举报马上会找顶帽子戴上。我当“现反”更是莫名其妙，在刘少奇彭德怀还没倒台时，我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文学作品，他们硬说我吹捧土匪和叛徒，联系上我的家庭出身，就成了板上钉钉的罪状，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好在毛主席英明，制定了一条“给出路”的政策，说我是可以改造好的子女，就让我自己把“现反”帽子提在手里，让贫下中农监督我，表现不好随时就把帽子给我戴上。但这也是观音菩萨给孙悟空戴的紧箍咒，一个人到了这种地步，还想干什么。
在离开省城三天后的傍晚，我终于来到了我的目的地。那两个军代表如释重负，在和公社的一个副主任交代了一番后理都不理我就扬长而去，一副轻松自如的样子。我估计可能是他们原来把我想象得太差，最少是把我当一个“准阶级敌人”来看待，设想我有可能会在半路上逃跑，或许作垂死挣扎进行徒劳的以卵击石式的反抗。所以一路上他们对我真的是如临大敌，高度戒备，晚上睡觉都换班值勤。
公社副主任姓牛，估计他的年龄和我差不多，戴一副深度近视的眼镜，不用问就知道他也是知识分子出身。晚饭吃过后，我按照离开省城时军方领导的吩咐到他跟前“汇报思想”，没等我开口他却对我说，小艾，今天晚了，就不用汇报什么了。在你之前我们已经接收过上百个从省城下来的城市居民和学生。我们已经开会讨论研究过，把 你安排到槐树坪插队。
我小心翼翼地问，远吗？
他轻描淡写地说，没多远，30来里地，半天能走到。明天有人来接你，电话上已经说了。
我又问，在山上吗？
他说，嗯。
相对无言。
他想了想对我说，小艾，你的情况有些特殊，本来咱公社也安排了不少知青和落户居民，都安插在离公社周围不远的生产队里，你刚来也许不知道，山下比山上生活条件稍好一点，可是……可是。
我打断他的话说，牛主任，哪都行，越艰苦的地方越能锻炼人。
他眼睛突然一亮说，对了，公社书记还准备给你保媒呢，槐树坪大队副支书的妹子，今年18岁。那可是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漂亮姐！
我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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