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缝上的草籽

墙缝上的草籽

　　早就听说了，离城五里的阳渠村，有一位专治不孕病的先生，这几年治好一千多例不生孩子的妇女病，让好多夫妻过上和和美美的家庭生活。仔细打听：这位先生姓常名启浩。他没有医师执业证，也不是祖传家授的医学世家，不知从哪里得到密方，竟然能治好不少在省城大医院定为无法治愈的不孕症。很想前去拜访、请教，又恐怕人家不接待，更怕惊动卫生部门的人，前去停止行医看病的资格，坏了不孕症患者的大事，招人讨厌。犹豫了好些日子，不敢前去登门领教。后来又听说，这位常先生只是号脉，根据病情开方，不收一分钱，让患者到县城药房配药。那些有了孩子的妇女，看到先生不其厌，每次诊病，望、问、闻、切十分认真、仔细，心里过意不去，送去钱也不接受，只好逢时过节，送上些土、特产品，如水果、点心之类的礼品，好说歹说，表明这是一点儿心意，方才收下少许。如此看来，不是用的密方，而是辨症施治，对不孕症的认识具有独到之处。像这样治病的中医，现在越来越少了。

　　尤其让我感动的是，这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好多公门中的人，一些“穿着白大褂的大夫”，物欲横流，金钱至上，贪得无厌，不择手段地求财，收红包，索礼品，早忘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现在却出了这么一位冒着非法行医的风险，不图钱财的——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品德，这样的先生，怎能不激动？怨不得那些送钱、送礼的妇女，不知该说甚好，感激不尽，拭着泪花离去。

　　我想，既然不贪钱财，前去请教，不会遭到拒绝吧？前去登门拜访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了，以至弄得日夜不安。可是又怕冒然请教吃了闭门羹，惹人笑话我这个行医多年的医生，丢了面子。于是想方设法，寻找熟人介绍。经过多方面的询问，这位常先生一生坎坷，屡遭不幸，令人心酸。仔细寻问，还与我家还沾点儿亲嘞。他是我奶奶的表妹、我父亲唤老姨家的兄弟媳妇的弟弟——我该怎样称呼他嘞？一时说不来，凡正比我大两辈，是长辈。我想；就凭这亲戚关系，他不会怀疑我是私访，去查非法行医的哇？他不会不承认行医看病的事吧？见了面称他老前辈，或是常老，不会见怪吧？于是买了礼品，请我老姨坐车登门前去拜访。

　　这是村北的一所旧砖房院子，两扇榆木大门上的油漆早已脱落了，门里门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常老住正房，屋子里除了做饭的器具外，两面墙壁下是两个棕色的旧式书柜，里面摆满了书，有京庄纸的古书，也有新版的书，书间夹着哲学、医学、文艺......的标签。常老正坐在窗前一张条桌前面，戴着老花镜看书。看到我老姨摘下眼镜，笑着站起：“稀客，多年没见了，一向可好？”老姨说：“早就想看你来了，年纪大了，腿脚不利索......”

　　这是位白发苍苍、脊背有些伛偻，满脸皱纹的老人，眼里闪烁出炯炯、严谨的神光：“这位是——”

　　“他呀，我的孙外甥，早就想来看望你了。”

　　“啊？自家人，”常老连连点头，笑眯眯地说，“请坐请坐。”

　　“听说，这些年来，你老受了不少的苦......”

　　“那都是过了的事了，”他给我倒了一杯茶：“不值一提，一个草民，这点苦算不了甚，比起彭德怀、刘少奇来，幸运得多嘞。他们没活到现在——真冤啊！多亏了邓小平、胡耀邦提出了”实事求是，拔乱反正“的政策。我，总算熬出来了。”

　　“听说，”我呷了口茶水：“你是解放前参加的工作，怎办得是退休？”

　　“唉，下面的歪嘴和尚念歪经了。”他摇头道：“县里让那些当年整我的人落实政策，他们不甘心啊！可是在上级的三令五申的督催下，不敢不落实，只好找借口，说什么”我最初参加银行工作的负责人说，当时已调出去了，而后来工作的单位早已撤消，申请单位不能承担离休的负担，上级也没办法强制，先这样解决了。再说，平反工作已到后期了，如拖下去，等到撤销了《纠偏办公室》，那就没人办理了......、遗留问题以后慢慢再解决。“我当时青春已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实在伤透脑筋了，也不想再在这些问题上纠缠，只要还我个清白就行了，就在办理退休的表格上签了字。”

　　“那，当初是……倒底是怎回事？”

　　他叹了口气说：“说起来话就长了。我是出生在民国十四年（1926年）四月十二日（农历三月初十），生不逢时，来得不是时候，就在我出生的前一个月，国父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了，国内军阀割据混战。蒋介石背叛他的”以俄为师“、”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在1927年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政变，三十年代又对江西红色苏区连续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围剿，炮火连天、硝烟弥漫，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那个时候，战火还没烧到山西，我家处在内陸偏僻地区，对于外界的事，不闻不问，依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打下的粮食够全家填饱肚子外，还略有省余，侥幸度过了童年。民国十九年，我刚满六岁时，父亲送我到常家庙内私立的铭贤小学读书。记得有一年，我弟弟突然得了抽风的病，昏迷不醒，全家惊慌失措。我去请了本村的中医急救，只见先生在弟弟头上、脚心扎了几针，左提右捻，弟弟就哇哇地啼哭起来了。从那时起，在我幼小的心目中，以为世上最有本事、最有用、最值得尊敬、爱戴的人就是医生，心想念出书来，要是能当上个医生，那是再美不过的事了。因而我读书时特别用功，父亲看我勤奋，教我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还手把手地打算盘，背口诀，由浅入深，学会了加减乘除，训练了我的脑力，开发了我的智力，因此深得老师的器重。到村里成立“贝露女校”时，破格推荐我和几个基督家庭的男孩子上了女校。老师们夸我为“奇才”，到初小毕业时，建议我父亲一定要送我往太谷铭贤附小继续学习，到了那里可以一直保送升级，由初中、高中，以至大学。

　　我九岁的那年，民国二十五年（1036年），有一天半夜时分，传来哒哒哒的声音将我从梦中惊醒，还以为是过大年放鞭炮嘞，可是一想；不对，刚过年不久，怎的又放鞭炮？第二天听人说：那是共产党的军队攻城。那些兵，都是些十六、七的娃娃，成不了气候。有的说是红军。我根本不懂是怎回事？后来各村组织了甚的“防共保卫团”，我们村的在永福寺前面训练，准备打共党。甚叫共党？他们究竟要干些甚？也不清楚，一心想得是考太谷铭贤学校。听老师讲：家庭贫困的教友子弟可申请助学金，如果考试在前三名，还可得到一份奖学金。如果得到这两份资助，连火食费也够了。

　　那年我父亲得了“脑血栓”病，不能上地扎务庄稼，日子过得拮据。为了实现上铭贤的愿望，我加倍地用功读书。

　　十一岁的时候，父亲说：“今年铭贤高小只招五十人，报名的就有一百多。可怜你，穷汉赶上末劫年，供不起你去念书了。你要是能考上前三名，就去哇。”我平时听老师们夸赞是“奇才”，信心挺高，决定前去试试。

　　我和同学韩溥，跟上他父亲走了一天，在太谷城里基督教会落脚，到点名进考场入座时，发现报考的竟有一百五十名。看到人家一个个都比自己穿得阔绰，生得高大，不禁心跳。不过既然来了，就安下心来答卷吧。算术我不发愁，早早地就演算完了。语文只是一道作文题，由考生发挥想像，曈憬未来。我写了对医生职业的看法，逐字逐句地检查了两遍才缴得卷。

　　韩溥的父亲也是基督教徒，曾来过太谷多次。我鼓动韩溥让他父亲带我们到教会办得仁属医院瞧瞧去，想知道医院倒底是个甚样子？

　　太谷城比交城繁华、热闹，房屋华丽、高耸，商店鳞次栉比，街道显得阴暗、狭窄。出了城便是那座响望已久的仁术医院。里面尽是剪裁成平顶灌木园艺，有不少的小洋楼，好像花园那样的优美、致静。还看到了高鼻子的洋大夫、碧眼珠的洋护士。听韩溥的父亲说：这里的中国大夫、护士大多是咱们基督教徒，好多都是从铭贤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那个出名的苗大夫（苗福生，后来当了院长），母亲原本是教会的洗衣工，洋人看到她的孩子在铭贤小学聪明伶俐、成绩优秀，一直免费保送到美国留学......、我听得入迷，暗暗下了决心，也要走苗大夫的路，将来当个出色的大夫。

　　出了医院的大门，便是铁路，像是一条长得看不到尽头的梯子，伸向了天边。我和韩溥从来没看到火车，央求韩溥的父亲一定等到火车来了以后再进城。我们望着那天梯，一直到天黑，才看到一列鸣着气笛，喷着气雾、冒着滚滚浓烟的火车驰来。我自信总有一天，自己也会坐上火车到那天边，出国留洋去的。

　　第五天头上我们急于看榜，吃过早饭便赶到离城五里地的杨家庄，来到了铭贤学校的门口。那里早已站满了人。为了避开等待的焦急，常溥的父亲引我俩走进校园里游荡。发现学校差不多占了整个杨家庄一多半，里面也有不少的小洋楼、花草，也如同花园一样雅静、幽美......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分，听得外面人声嘈杂，连忙赶去，只见好多人仰头看榜，挤到前面一看，榜首竟是我的名字，顿时激动得流下了泪花。韩溥看到榜上也有他的名子，高兴跳了起来：“常启浩，咱们都考上了。”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问我：“你就是常启浩？”那眼光好像不相信似的，上下打量着我这瘦小身材、寒酸的穿戴：“真是寒门出贵子！”

　　那因入学考试的成绩所感受到的荣誉，剌激了我的虚荣性，也鞭策了我学习的劲头，更怕得是失去了奖学金，不能继续读书。那时，最让我感激的是学校的伙食，比我家强得多，简直是天天过年。进了饭厅，按既定桌次坐下，服务生就端盘送来了饭。每餐四个盘，主食调剂得花色多样，馋得我直流口水。一个穷小子，能够享受上这样的美餐，那真是上了天堂了，哪还敢有丝毫的松懈？上课用心听讲，下课认真复习，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勤奋学习，到考试时各科成绩保持优良，总分仍然名列前茅。

　　暑假回了村，母亲把我拉到怀间，左摸摸右瞧瞧，说我吃胖了。亲戚朋友、左邻右舍，都来看我。赞扬父亲生了个好儿子。父亲说：一个孩子侥幸考上，以后的路还长哩。有甚可夸的？我晓得这是怕我得意忘形，滋长了骄傲情绪，更不敢怠慢了，有空就就复习功课。姐夫李绍安看我勤奋，还拿来好多书，如鲁迅、冰心、胡适的作品。姐姐常润英语学得好，也教我念单词发音，不知不觉就度过了假期。

　　开学以后，那些富贵人家的子弟，逐渐和我好了起来，有时还约我去打兰球、排球、乒乓球。当时我身子骨不壮，为了提高体质，也参加了煅练。他们打球的技能比我强，不过学习成绩却糟得很——他们卑视我，我还小瞧他们嘞，别看他们貌似高贵，其实是纨绔子弟，都是些草包。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学校救亡的情绪，日渐高涨，《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路歌》响彻了校园。中共省委派侯维煜（咱们县奈林村的人）领导太谷县人民抗日，我们学校的大、中班，有好多同学参加了抗日自卫队。那时我是个孩子，听说东三省的人过的是牛马不如的亡国奴生活就同情愤慨，听说淞沪战役打了胜仗就兴奋得狂呼，究竟怎样抗日？打起仗来是甚的样子？抗战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对于国家的前途茫然不知，一心想得是用功学习，夺取头名，领取奖学金，就能升学，就能实现当医生的理想。

　　不料，只念了三个学期，听说太原即将沦陷，天上经常飞来日本人的飞机，闹得人心惶惶。校方宣布中学以上教职员工、部分学生向晋南运城转移。附小关闭，学生遣散，才感到日本鬼子毁了我的前途。

　　民国二十六年（1937）初冬，我背着行李，徒步行了九十里，走得精神、体力都夸了，回到家里就累得爬下，躺在炕上闷头睡了两天。父亲看出我的心病，生怕胡思乱想出了毛病，唤我到地里收割庄稼。我看到父亲带病上地，担心出事，连忙同往。他在路上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该做甚就做甚，大事做不成就做小事，现在是劫难时期，也是咱们命不好，赶上了这么个倒运的年月。唉，国家养得几百万军队还抵抗不住日本鬼子，咱一个老百姓能怎的？这是命，千万不能跟命争啊。

　　从那以后，一心忙着把收回的粮食埋藏起来，以防鬼子来了抢走。那些日子里，听到天上飞来鬼子的飞机声音，就往地窖里躲藏，心惶惑乱的，整天的提心吊胆......

　　有一天我们又准备好水、干粮，刚钻地窖子里，就听得天上呜呜地响，紧接着就是咚咚的炸弹爆炸、哒哒的机关枪扫射的声音，震荡得窖顶着抖动，纷纷地落下了尘土，吓得妈妈紧紧地搂抱住我。我听得邻家地窖外面传来婆姨们的尖叫声，就想扑出去看看，可是地窖上面的盖子封得死死的，胡乱猜疑，以为是鬼子进了村嘞。过了半天，父亲在从外面揭开盖子放我们出来，说是飞机轰炸，炸死了好几个人。

　　我跑出门外，捡到几个又粗又长的重机关炮的弹壳，看到前头街上有个被炸得血肉横飞，爬在地下的死人，髑髅上流出脑浆，立刻感到胃内翻动，一阵恶心，哇地吐了，哪敢再看？吓得跑回家，有两三天吃不下饭。“

　　我老姨说：“打那以后，城里的人，一到天黑，就把被子、毯子堵住门窗，听说鬼子来了烧、杀、抢、奸淫妇女，吓得俺们都不敢上街，、、、、”

　　“又过了几天，”常老接着说：“我们在地窖里面听见太汾公路上传来嗡嗡的马达声、咚咚的炮声，不到半天，就静了下来......”

　　“那是放空炮，吓唬人哩，有好几百鬼子进了城了。”我老姨说：“他们驻扎在奶奶庙里......、”

　　“这场惊吓过去后，村里逐渐平静下来。看到天气冷了，人们虽然提心吊胆，可是还得闹活项。那个时候，村里的人，大多会编织柳器，到了冬天就靠这手艺挣钱养家活口。大家先后都跳进柳窨子里面做柳器。失学后，我心情苦闷，夜晚也常跳进柳窨子里面学手艺，解闷儿。窨子里面生着塔塔火，温暖如春，村北的男女老少，差不多全跳进来了，坐在各自带进来加棉塾的小板凳上，围着柳条边做活计，边聊天，你一句他一句，插诨嘻闹，敞开心怀尽情说笑，没大没小的，年老的说书，小媳妇唱戏，后生们说笑话、出洋相......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乡音俚语、说说唱唱，比那说书馆还热闹哩。这些天，跑外销的争着传递消息，大夥儿听说鬼子进攻山区时，遭到八路军的伏击死了多少，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高兴得拍手叫好，还有得还吹口哨嘞。到这时我才体会到抗日的意义，盼着八路军早点儿消灭了鬼子，好去实现我那当医生的梦想。

　　民国二十六年（1937）十一月间的一天，刚吃罢早饭，听得村子里乱纷纷，鸡飞狗咬，还有零星的枪声。母亲吓得拉我躲藏在地窖里，一直到傍晚时分，才听得外面安静下来。听父亲说：鬼子进村了，见鸡捉鸡，见羊抢羊，鸡飞到树上，举起枪“砰”地一声打了下来，见狗咬就用刺刀上前捅死，还把南头一家的闺女抢奸了。后来，强迫村里成立了维持会，摆了两桌酒席，鬼子们吃饱喝足才醉汹汹地走了。

　　从那以后，鬼子经常摊派要东西，让维持会的人送去，要是不可意，就又出兵来抢劫，闹得村里鸡犬不宁。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望子成龙的幻想破灭了，对我说：别想着念书去了。这年月，能够平平安安地在家里，能够躲过这场劫难就算不错了，让我一心跟他上地种田。可我心不死，常常跳进柳窨子里听乡亲们传来的消息，听到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胜......认为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当时，正好我姐夫李绍安（大学毕业）、姐姐常润（铭贤中学毕业），在我们家里躲难，便向他们请教，自习了英语、理化、国文、数学。

　　民国二十八年（1939）夏天，听说汾阳铭义学校招生。这个学校也是基督教办的，可以由基督教保送。当时父亲是村里教会的执事，出具了证明书，我便去铭义报到。母亲惜子，不愿让我独自在这兵荒马乱中独自出门。看我一定要去，只好流着泪送我上车。那时太汾路上的班车是大卡车，一路上颠颠簸簸的，要不是车边上有铁栏杆，非甩下来不可。车刚经过安定村时，就听到山上打来枪声，吓得司机把车开到路旁，隐避了廿多分钟，听得枪声稀疏了，催我们赶快上车，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战场。

　　开学不久，校长告诫：莫谈国事，安心读书，无事不出校门。当地同学传说：鬼子抓劳工，有的押到日本，有的抓到孝义兑镇煤矿，拿着皮鞭赶着下坑挖煤，当着牛马使用......、

　　铭义学校的体育场是在西城墙的里面，外面是日本宪兵队部，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分，常常听到鬼子严刑拷打人的惨叫声。鬼子养着好多狼狗，经常把狼狗吃掉五脏的死人，扔到西门旷野荒郊外，惨不忍睹。那些狼狗吃人吃红了眼，见人就扑上来咬，吓得我们不敢出门。

　　有的同学上街买生活日用品，往往让鬼子拘留，经校方保释才放了回来。因而我不出校门，也不敢出去，一心埋头读书。那真是在刺刀底下求学啊！我更加珍惜时间，还没上了一年半的时间，已提前自习完了初三的课程，开始作高中的作业题。

　　民国卅年（1941）署期来临，日本宪兵突然来到学校，把我们集合起来，用雪亮的刺刀逼着一个一个地照了像片，在表格上按了手印，宣布当地学生就地遣散。从太谷来的五十名，押解到太谷。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成了他们的敌对国，那铭义学校是美国人办的，所以不允许存在。在返回太谷的途中，生怕鬼子把我们抓到兑镇煤矿做了劳工，担心吊胆的，害怕极了。这时才体会到自己就像一株小草，任凭惊涛骇浪颠簸，随时都有被波涛吞没可能，也许会被抛弃到那个浅摊上，一切就不由自己了。还算侥幸，过了兑镇，大家才松了口气！

　　这次的辍学，彻底粉碎了我做医生的梦想，对前途感到绝望。家里的人看我整日的抑郁不语，生怕精神失常了。打听到太原师范招收三名插班生，报名得就有五十多个，姐姐劝我去碰碰运气。那时我已十六岁，心想将来当个教员也不错，总算有个职业，便去应试。民国卅年（1941）秋，我第三次越级考进了这个当时仅有的三座省立的中等学校。

　　因为没了升医大的机会了，看到好多同学参加了抗日组织，准备毕业后参军，我在课余时间读了许多古典名著和外国小说的释本，扩大了文学知识，也提高了写作的能力，以便为将来谋生，或是投笔从戎、或是教书做好准备。不料到了第二年春天，刚领到一张毕业证书时，父亲的脑溢血病又犯了。看到我回来，老泪横流，哽咽得说不清话。那时生活青黄不接，夏粮未熟，母亲每天从地里剪下嫩绿的大麦穗，炒熟、碾碎，下到锅里面熬成糊糊吃——晓得这个家庭已走上绝路，父亲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了。他跟我商量今后的出路，那时我已明白不把日本鬼子赶出去，国破家就要亡的道理，流露出了参军的意图。父亲听得两眼紧闭，面色苍白，泪流满面，差点昏迷过去。母亲吓得嚎啕大哭。我那投笔从戎的想法，顿时吓得没影儿了。哪敢再坚持自己的想法？哪能面对生我、养我的父母的眼泪，抛弃而走，而要毁掉这个家嘞？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何况现在还没有报国的门路？岂敢只顾自己的命运，丢下老人不管？那样一走，岂不让父老乡亲们骂为逆子？我感到自己成了一株没依没靠的小草，任凭风浪冲击，只好随波逐流，在惊涛骇浪中继承、维持这个即将毁灭的家庭，屈从了父母之命，务农养家活口。

　　我老姨插话：“你不走，对着嘞。人常说：养儿为得是防老。那年，你要是走了，全家非饿死不可，乡亲们非骂你是白眼儿狼。那样，你非后悔一辈子......、”

　　“第二天到了地里一看，那几亩大麦，掐了一多半，根本吃不到秋天。愁得我呀，不知该怎办？说是找个学校教书赚钱补贴哇，我家是基督教徒，跟社会上的人没来往，哪有门路？必须等到来年教育科招收才能去报考。当时，日伪统治政权已四面楚歌，在做垂死挣扎，天天抓壮丁扩充伪军，筑碉堡、修炮台，强迫老百姓为死伤的日伪军去抬担架。我正好十八岁。父亲为我担心，怕抓了去，劝我找个公干，好逃避当兵、当差。正好我们近邻韩继祥在县里新民会混事，说会里正需要一个文书，办理公文往来，登记表册，愿意的话，他可以推荐。我本不愿去，可是看到父亲一再央求，只好服从父命，为生活所逼，违心地走进了日伪的新民会，当了二年临时雇员。这一步走错门，就铸定了我这一生的灾难。唉，人就好像一颗草籽，一阵风刮来，不定刮到哪里——真是身不由己啊！

　　我是个儿女情长，胸无大志，优柔寡断的懦夫，为了赚那几块大洋，顶头上司王敬中（解放后曾在太原进山中学任教）按排甚就办甚，每天抄抄写写，从不多言，苟且偷生。

　　在我二十岁时（1945年），父母亲听一位叔伯兄嫂说，本村耿朝聘先生的婆姨，托她给闺女物色个女婿。父母知道这家人的底细，是个好人家，又有钱，只要闺女相中，结婚不要彩礼，就怂恿我去相相面，看人家愿意不。

　　当时，我的职业还不稳定，是个临时雇员，还没考虑过婚姻大事，看到父母一再催促，晓得老人们的心思，想为儿子办了婚事，闭了眼也就歇心了。那个时候，人们传宗接代的思想还很浓厚，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今既然落到这步天地，只有一心孝敬父母，随乡入俗，哪敢有非分之想？认为能够过上个太平、安祥日子也就心满意足了，于是遵命前去。不料，见了面，她给我的印象是个贤妻良母子型的淑女，性情、体型、面貌颇为温柔漂亮，就是没文化。当时想得是女子无才便是貌，只要能和自己一心过日子就行了。她叫耿彩香，比我小两岁，对我印象也不错，不久我俩就举行了结婚典礼。

　　婚后她对我一片痴情，体贴入微。我也敬重她的情意，互敬互爱，感情融洽，没多久她就怀孕了。父母很高兴，认为彩香给我们这个日子过得拘紧家庭，带来了欢乐，也给我这个不能实现理想的人带来了一点儿希望：一心想着把儿女将来培养成个医生，也就了结心愿了，就像是那一粒落在墙缝隙中的草籽，在凄风苦雨中长出枝叶即将开花结果了。

　　不料，就在这刚刚得到的幸福之中，在这年七月的一天，我在机关突然得到父亲得的脑溢血病又犯了，让我赶快回去。那个时候，我们吃粮都是用石碾将颗粒碾成面粉，中午吃饭时他老人家还有说有笑，一再嘱咐我为人处事一定要小心谨慎，临出门还边走边谈把我送到村外。当时我就觉得奇怪，今天是怎么了？对我这样的不放心？

　　即到赶回村时，老人家已被乡亲们从碾盘前抬回家，面色苍白，双目紧闭，直挺挺地躺在炕上了，顿时感到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倒下了，一阵头晕眼黑栽倒在地。临赶彩香掐住我的人中穴位清醒过来时，家里已哭成一窝了。想到他老人家对我的苦心培养、教育和希望，除在少年从太谷归来听到亲朋好友的赞扬而喜悦过一阵子外，还没有得到我的任何回报就永运走了，再也得不到他的教益了，哭得心痛肠断哇哇地直呕吐。想到老人已患过半身不遂，怎能让他去碾面？真是后悔莫及，痛悔自己不孝，成了终生的遗憾。

　　家里穷得已没有隔月之粮，我已哭得六神无主，全仗岳母、亲戚、本家世交出资、出力殡葬。当时，日伪政权已摇摇欲坠，常常不能按时关饷，生怕不上班领不到钱，家里揭不开锅，还得按时上下班。家务、国事搞得我焦头烂额，到了初秋，“八一五”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时，眼看工资没着落了，幸亏老上司王敬中担任了城外治村指导员，把我带到城关担任了秘书，家里才没有断了口粮。这时妻子生下了一个女儿，以为生吃检用也就能凑凑付付活了下去。

　　那个时期社会上涌现一批乱世英雄争当草头王，他们各自招兵买马发展势力。县分会的杨世清与伪保警队长有深交，得知只要招够一个团的人马，申报上去，闫锡山就会批为团长。他造册申报时，知我还未被按排工作就填入表内，事后告说：给我填了个连指导员。我说不愿去武装部门，约定觉得不适宜时得允许我另谋职业。后来因为人马不够只批准了一个营的编制，他当了上尉营长，让我当个中尉，还是去侦察班的，我生性胆小，向他提出了辞退，惹得他愠怒，说我不够朋友，拆他的台，冷眼相待。

　　三月间，老上司王敬中另谋职业去了。新来了一位指导员叫杨发珍，是从晋西克难坡（闫锡山在太原沦陷后逃到那里避过难）来的，有政治资本，为人性情稳重，和我共事不久，相处甚好。一天突然跑到我家说：快离开城里，越快越好，否则有杀身大祸。看他面带惊慌，晓得不好，连忙骑上自行车连夜去了太原，在一家小旅店住了一礼拜。听乡亲来说：就在我逃出的当天夜里，特警组的人用剌刀捅了十几个人，填到枯井里了。后来，杨发珍告诉，他偶然得知：有人密告你是潜伏下来的共产党，那天夜里就要突击暗杀，所以劝你立即逃走。现在他已在县长面前做了保，可以回去了。吓得我出了一身冷麻汗，至今也没弄清楚，是谁密告的。真是祸从天降，要不是他让我及时逃走，早已做了刀下鬼了。

　　不久，杨发珍调县教育科长，我看出政坛是一个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大旋涡，一不小心，甚至是一句话，得罪了人，就会卷进旋涡中去。有的时还弄不清是怎回事，就惹上祸端了，随时都有掉髑髅的危险，乘机提出愿意教书去。他说马上就要考试教员了，让我好好准备准备，可以报考。

　　这年的暑假，全县教员进行鉴定的统一考试，我插进去答卷，居然名例榜首，分派到了“交城县立城内中心小学”。我如愿以偿，心里十分高兴，担任了六年级高十四班的级任老师，代算术课。为了能够在教育界站住脚，备课时把课本整编成系列教案。讲课时由浅入深，受到学生们的爱载。有一次在课堂上突然得病，同学们用椅子绑成担架，抬的抬，跟的跟，一直送到家，感动得我直掉泪，大有如鱼得水的感受，从那以后就打算一辈子以执教为生了。

　　不料到了民国卅六年秋天，上级又把我调到了县分会工作，正赶上闫锡山推行“三自传训”，利用群众斗群众，挑起了人与人之间的仇杀。我被诬陷为“伪装分子”，是潜伏下来的共产党员，被押进杀人魔窟“特警组”坐了牢狱。可怜我那妻子彩香，生性懦弱胆小，心地善良，往狱中送饭时，不准跟我见面，急得夜不成眠，胡思乱想，惟恐被杀害，吓得精神不正常，常常痛哭流涕。一直到民国卅六年（1948）春，县分会才以“带罪服务继续考查”为名把我调回县分会（直到此时才弄清他们是利用恐吓、镇压、威胁的手段，强逼我为他们服服贴贴地工作，整整地关押了我四个月）她的精神才逐渐恢复正常。

　　那时省里办得《民众日报》发起一个有奖征文，县分会主任郭文光让我写一篇。我没思索，也没考虑后果，根据他们供给的材料，写了一篇《交城县的妇女运动》通讯报道，很快就登了出来，整整地占用了一个版面，被评为一等奖。郭文光因此也得到上级的表扬，经他到处吹嘘，无形中使我成了县里出名的文人。

　　没过多久，县里又举办以县级机关家属为主的第四次“三自传训”，我那结发妻子产后不久，不得不拖着虚弱的身体，去接受传训。一个年方二十的善良少妇，以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从没见过世面，哪里见过乱棒打人？看到那惨忍的场面，听着濒死的惨叫，吓得全身发抖，晚上睡觉常常惊得尖声嚎叫，精神又不正常了。后来又被强迫往云磨山搬运砖头，供伪军盖炮台，累得身体彻底垮了，稍微受些恐吓就尿到裤子里。

　　受训完毕，整天的说“跟上屈死鬼了”，抱上女儿疯疯癫癫满街跑，到民国卅八年（1949）夏天，眼看就要解放了，她也就病入膏盲没救了。

　　她把豆蔻年华的痴情全都献给了我，她把人生美好的理想、期望寄托在我身上，指望能过上个幸福生活，可我......这个软弱无能的懦夫，不但没保护住，没有给过她多少爱抚、温存，反倒跟上我遭受了这么多的惊恐、苦难。她......她仅仅活了二十三岁就撇下女儿，离开了人间，使我终生痛心、内疚，成了我终身的又一大遗憾。

　　我老姨听得着抽泣，此时实在忍不哽咽，失声痛哭，掏出手帕捂着嘴跑到院子里哭去了。